爵士狗汪汪叫

看了近日在台灣也上了院線的電影《摩托車日記》，電影的序事是以古巴革命領導者之一格瓦拉年輕時的日記為本，不出所料地，和文字一樣青春熱血，當然，導演還把那本日記拍得更煽情與戲劇化，與其當成紀錄片，不如當成劇情片看待。當然，就算導演不這麼處理，影像有時與文字的效果還是不同，例如片中穿插的人民圖像，像一幅幅張力十足的黑白照片，無言卻有力道地強迫觀者逼視底層的人民，這種影像的感染力，比起文字應是震撼許多。倒有一點我覺得有趣，是電影最後，兩個主角在機場話別時，跨越時空偷渡了一句CHE，根據資料，這個綽號是幾年後搞古巴革命前才有的，是故意不小心還是有什麼寓意，就不得而知了。

但，我其實不是要談這部電影拍得如何，或是這本日記有多青春熱血，倒想以我僅知道的一些事，提供一個觀看本片（或本書）及看了些討論與推薦的觀後感。

是啟蒙還是決定？

其實，與其說是啟蒙，我認為這趟遊程更接近「知識與行動的轉折」。如片頭閃過的文字，這趟遊行是要去「穿越我們從書上認識的美洲」。那麼，那時的青年格瓦拉，讀的是什麼書？認識的美洲是什麼？世界是什麼？

資料顯示，學生時代的格瓦拉，在知識及意識上已經有一定的準備，並非一片空白。對他日後意識的第一個影響是西班牙內戰。當西班牙內戰發生後，格瓦拉的父母在阿根廷協助接濟了大量的流亡者，至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雖然他還沒有選擇他的立場，但他持續注意著大戰的消息和發展，這時格瓦拉已經認為如果要革命，武裝實力有其必要。在他學生時代，後來跟他去騎摩托車的Alberto Granado找他一起去參加共產青年軍的遊行，他當時便認為：我不會去參加個只能被武裝警察追著打的遊行，除非給我一把左輪，不然我不會去。在知識上，由於出身不錯，母親很早便教導他法文，加上他父親也有大量的藏書，在二十歲之前，他已經讀過馬克思、佛洛依德、聶魯達、波特萊爾、歌德及傑克倫敦等等。

他在此次遊程之前已經試過在他的腳踏車上加裝馬達，獨自去了趟北阿根廷，旅行了四千五百公里，另外，也曾以隨行護士的身份參加過兩次出國的旅行。說他沒見過底層的人民，是不大可能的，但在人道立場及家庭背景上想，醫學依然是一條幫助他人的可行的路。

談這些的意思是，我認為《摩托車日記》記載的這段變化，是在一定的知識基礎上，看見更多真人示範演出書中的字眼－猶其是結構面的壓迫方面－而發生的轉折，或者說，是立場的選擇。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想要一手拿手術刀一手拿槍，但這兩樣加在一起，實在太重了，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這不是像掃羅變保羅那種走在通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神蹟，整個人就由陣壓者變成傳道人那回事。這或許真是一趟人生大方向的改變之旅，但如果想成出去騎一趟摩托車，就會把人從醫生變成武裝革命家，我覺得是神蹟化了這趟遊程，也神化了格瓦拉。

觀看世界的角度

同樣的風景，在不同人眼中總是不同，同樣的社會矛盾與不平，換成主流經濟學家去看，可能會說這是市場不夠自由，個人不夠努力云云。那麼，如果格瓦拉肚子裡沒有那些知識，去了一趟這樣的旅行，他會怎麼想？

我在研究所時代，曾參加了一個文化、政大、中正三所勞工研究及中央人力資源管理所合辦的研討會，同樣的問題，在社會學領域及主流經濟學領域，便有不同的認識，但最後我發現，關鍵或者不在學門，而在立場（當然我認為主流經濟學連研究方法都很有問題，但那也是被立場所影響的）。記憶最深刻的，是學長發表了一篇關於家庭代工的田野報告，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講評時說：「你們不要亂用沒根據的同情心做學問，台灣早就沒有人在做家庭代工了，不要講台灣，連中國都沒有了，如果你要做家庭代工的研究，去黃土高原做吧」。

同樣一個社會，只因觀看的角度不同，結果竟然會如此不同。回頭看格瓦拉，不同人看格瓦拉，評價也是不同。或者是英雄，或者是殺人如麻的恐怖份子或者還有其他種種。而影響這個角度的，同樣是立場。我這麼相信，立場，受各人不同背景及知識影響，以至於，如果想要更多人選擇跟你一樣的立場，就要進行知識及資料的累積及鬥爭。

電影中的格瓦拉隨時在讀書與記日記，也看見他們拍照的畫面。從資料看來，這恐怕真的是他的習慣，在《自畫像》一書裡，可以看見這個人留下了很多第一手的記錄，或者寫字或者拍照，同時，有很多照片，即使是戰爭期間，他在讀書。

格瓦拉其實一直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在進行資料的累積，卡斯楚曾說：「這是切的習慣，在遊擊戰的過程，他會將......細節都記在他的個人日記中......就像醫生隨時拿出記事簿和筆，記下各種問診資料那樣。」不只戰爭筆記，在革命理論方面，古巴革命成功後，他也努力論述。他的遊擊戰理論，不只變成遊擊隊必讀的重要參考書，據了解，CIA介入玻利維亞時，便是以Che的遊擊戰一書當成教科書，協助政府軍打擊遊擊隊。

知識，一部分是兩面的，他可以拿來組織遊擊隊，也可以拿來打擊遊擊隊，但為了影響更多人觀看的角度，知識場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格瓦拉肚子裡沒有那些知識，他會怎麼想，自然是無解，但如果沒有知識和立場做後盾，推一堆人進場觀看《摩托車日記》，被迫逼視底層人民的下場，他們可能會說：你看，參加共產黨的下場就是流亡他鄉夫妻離異，你看，窮人真苦，要力爭上游啊，你看，你看。

斷裂的認識

我曾在自己的部落格一篇文件的回應中提到，Che現在在台灣算流行起來了嗎？在他遺體被發現那時沒有流行，各種文字資料都缺乏正體中文版本，突然間會因為一部電影而流行起來，若此為真，台灣的文化消費還真的怪怪的。而如果迷上的「只」是青年Che而不是成熟Che（這好像只看手稿而不看資本論卻說自己是馬克思信徒一樣會怪怪的），恐怕，就更怪了。

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同樣是讀馬克思，有人只讀手稿，成天把異化勞動掛在嘴邊，但是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卻不進行瞭解，那麼，極可能變成一種空口白話的片面馬克思信徒。同樣的，如果過份擴大了摩托車日記的神蹟，而不去對格瓦拉進行更全面的認識，恐怕也把革命想得過份簡單，或者出門去騎趟摩托車（這事是真的有人幹過，還出了書），或者流於寄望一個英雄領導人的出現。

期待一個格瓦拉的出現，與格瓦拉的想法，卻是相反的，他曾說：「我不是個解放者，這世界根本沒有解放者這玩意兒，人民，解放他們自己」。格瓦拉最終的定位跟一生的事蹟，還是一個武裝革命家，而他的革命思想，隨著行動也持續內在批判與修正，例如在剛果失利後，他曾寫下：「這是失敗的歷史......這個記錄可能有的重要性，是在於他提供其他革命行動一個經驗。......這個經驗是，操作後發現，一群使用不同語言的外國人，到個未知的地方去冒生命危險，想要只靠共產國際的想法串連，在現代的解放戰爭中並不適當。」連拿命換的革命理論都在不同時期一再實作與修正，光靠那個騎摩托車的醫學生，是無法認識格瓦拉的。

由現在可以得到的資料看來，他不只是遊擊戰的過程，也不只是理論著作，連小時候的旅程，他也留下了文字跟圖片，以至於，要認識格瓦拉，除了旁人的研究，至少他自己就提供了大量的第一人稱的自我介紹、武裝鬥爭經驗的累積，以及知識的辯論，光談自傳似的作品，《摩托車日記》後有《回到路上》記錄了醫學院畢業後離家的那趟遊程，古巴革命後也寫了《追憶古巴革命》，剛果革命過程有《非洲之夢》，連最後一場未盡的戰役都流出了《玻利維亞日記》。

或者這樣說，例如馬克思反對將工資鬥爭當成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但他並不因此而成為「反對工資鬥爭」。馬克思甚至在〈工資、價格與利潤〉一文中提到：「他們為提高工資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與資本家爭論勞動價格，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衝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我的意思不是從而反對推廣《摩托車日記》，畢竟青春熱血真的比革命來得賣相好，如果連摩托車都賣不好，更別想要賣什麼游擊戰實做經驗了。也這麼想，如果摩托車賣得出去，會不會有可能變成另一個人的啟蒙，或者，成為進一步接觸格瓦拉、認識階級問題的開始。但如果整天騎著摩托車，也不去看他之前讀的書，也不去看他之後寫的字，那格瓦拉，不過就是個帥氣的自助旅行家，途中的行騙手法，或者更有參考價值，以此觀之，幾年前政大書城把摩托車日記中譯第一版放在旅遊類，也沒有大錯。

但，這樣會不會太可惜了？

電影裡的格瓦拉，在摩托車掛點之後，才以雙腳接觸了土地，以雙眼接觸了人民。切如果真的流行了起來，或也不是壞事，但我想說，摩托車騎過就好，還是得從摩托車上跳下來，一切才會開始。

延伸請讀：
與苦難者同在的《摩托車日記》
32歲以后の切の23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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