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4,2006 18:14

另一種經濟奇蹟—談「經濟學人」雜誌

如果說時代雜誌(TIME)是最成功的綜合性世界新聞雜誌,那麼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就是最成功的金融工商世界性雜誌。經濟學人憑著專業的報導,在經濟領導一切的今日格外發光發熱。一般來說,經濟相關的新聞中文英文都不好讀。但如果有心走向世界舞台,那麼建議你可以試著讀讀看囉,以下一篇介紹報導。
2006.04.24  中國時報
經濟學人 周銷量衝百萬 老總光榮卸職
閻紀宇

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自一八四三年九月創刊至今,已走過一百六十二個年頭,在目前各大國際性新聞雜誌中,不僅是歷史最悠久的一份,而且廣受世界各國政經學術菁英重視。電腦軟體業鉅子比爾.蓋茲曾說:「《經濟學人》是我花最多時間閱讀的一本雜誌。」

⊙刊名嚴肅 深具權威性

儘管刊名頗具學術氣息,似乎會令一般讀者望而生畏,然而《經濟學人》周刊在總編輯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的領導之下,近年來業績蒸蒸日上。據英國「報刊發行量稽核局」(ABC)調查,《經濟學人》的每周銷售量,在去年二月已堂堂突破一百萬份,為母公司「經濟學人集團」帶來一千一百五十萬英鎊的稅後純益。

今年四月一日卸下仔肩的艾摩特說:「刊物名稱一直是我們最大的考驗,因為人們會以為這本雜誌只談經濟學,很學院派、很嚴肅,不過『經濟學人』之名也是我們最大的資產,因為它會引發迴響,傳達歷史意義、權威性與崇高聲望。」

《經濟學人》的最大股東是英國出版業鉅子「培生集團」,其他大股東包括幾個英國企業界與金融界的名門世家。由於經營階層一直相當穩定,因此《經濟學人》能夠進行長期投資與前瞻性的布局,聘用更多優秀記者,在世界各國建立據點,對雜誌的成長大有助益。

如今《經濟學人》在美國每周可以賣到五十萬份,零售量已超越三大勁敵─《富比世》、《財星》與《商業周刊》。同時《經濟學人》也大力擴展市場,除了歐洲與北美之外,也前往亞洲、非洲與中南美洲開疆拓土,目前在亞洲已達到十一萬份的銷售量。
跨國採訪 視野國際化

艾摩特強調,《經濟學人》的經營策略是細水長流、後來居上,他說:「如果一年能有七%的成長,十年下來就會成長一倍;不必急著一年就要成長一五%或二○%。」如今雖然是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但艾摩特認為,資訊越是泛濫成災,人們越是需要《經濟學人》這種層級的雜誌來為他們披沙揀金、去蕪存菁。

艾摩特現年四十九歲,牛津大學畢業之後就進入《經濟學人》,曾長期派駐日本,熟稔東亞事務。一九九三年三月,艾摩特接任《經濟學人》總編輯,當時發行量只有五十萬份,但他致力於讓這份周刊更加全球化,成為政府官員、企業界人士、大學與智庫學者不可或缺的讀物;到艾摩特卸任時,《經濟學人》的發行量已經翻了一番。

目前《經濟學人》設有廿一個海外辦事處,派駐廿八位記者。艾摩特本人及其麾下記者也經常旅行各國,儘可能讓自己的視野超越地方媒體的侷限。艾摩特曾說,他每天會看的日報只有兩份,即《金融時報》與《國際先鋒論壇報》,都是深具國際觀的報紙。

⊙文不署名 強調集體聲音

在總編輯任內,艾摩特經常提醒自己,不要讓《經濟學人》的英國觀點或美國色彩過於濃厚。不過《經濟學人》對於政治、經濟議題,仍然有其傳統立場,整體而言,偏向自由派,例如支持自由貿易、捍衛個人自由等等,都是《經濟學人》創刊一百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堅持。

此外《經濟學人》至今仍賡續一項極具特色的傳統:所有文章都不署名。艾摩特解釋,這種作法能夠讓雜誌呈現出一種「集體的聲音」,他說:「《經濟學人》的品牌認同非常突顯,這有賴於記者之間的通力合作。雖然有些文章並不是集體寫作,但是在取向與方法上仍然具有集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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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經濟學人的無堅不摧,也有雜誌面臨銷售的困境。原因大抵是評論不夠專業,容易被取代;以及時代變遷後,雜誌的主旨不再重要。以下是另一則週刊的問題。

    2006.04.24  中國時報
    發行量掉四成 挽頹勢 《新共和》31歲新總編挑戰
    王嘉源

    美國知名政論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周刊最近更換總編輯,由資深主編富蘭克林.佛爾(Franklin Foer)升任,原總編輯彼德.貝納特卸任,打算專注於寫作。這次《新共和》總編輯換人與以往不同,倒未出現一番角力鬥爭,佛爾戲稱,這是該刊多年來首次不流血權力轉移。

    雖然《新共和》這次總編輯更迭過程風平浪靜,但此際佛爾接掌總編輯絕不好當。據《紐約時報》報導,過去四年來《新共和》的發行量掉了近四○%,繼二○○二年為推動網路版砸大錢之後,現今《新共和》不但發行量縮減,員工也被減薪。《新共和》向來扮演民主黨中間偏左派的代言者,但這一歷史角色亦正面臨諸多網站和部落格的挑戰,尤其是過去所呈現的論述型態,被認為新聞量太少。

    《新共和》的老闆則表示該刊財務狀況穩定,部分原因是如今該刊的老闆有四位。佩雷茨是《新共和》的長期所有人兼「編務總監」,但由於不堪虧損,他於二○○二年邀請紐約金融家賀托格和史坦哈德加入大股東之列,而最近加拿大媒體集團CanWest也參上了一腳。

    佛爾年僅卅一歲,他投身《新共和》之前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當記者,主跑國會。他於一九九六年開始為網路雜誌《Slate》寫報導,其文章也見諸《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Lingua Franca》雜誌及《Spin》月刊等。

    《新共和》每周發行量六萬兩千份,內容也僅有四十頁,但它對美國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仍不可小覷,與金斯萊、蘇利文或凱利擔任總編輯時期同樣名號響亮。蘇利文說:「該刊在華府仍享有一席之地,它未必能夠左右議題方向,但我想它仍有能力炒熱議題。」

    然而,《華盛頓市報》總編輯溫波則指出,《新共和》卡陷於自身的傳統中,它「好辯,所有文章全以論辯為主...很少提供精彩報導」。

    佛爾則辯稱:「《新共和》愛談論嚴肅議題是有道理的,部分因為它有從事論辯的悠久歷史,而且道德感很強。」他說,其面臨的挑戰乃在於「超越這種嚴肅性,產製出人們會想看的新聞作品」。

    佛爾指出:「我們正生活在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最政治化的時代,我不認為政論新聞已達成其職責。政論雜誌的正字招牌是闡釋理念,但現今辦得到這點的恐怕並不多。」
    | 檢舉 | Posted by jch1001 at April 24,2006 18:27
    轉貼一篇文章,介紹美國幾個著名的長青雜誌。對學英文有興趣的人要看,想要拓展自己視野和國際觀的人更要看。

    2006.04.25  中國時報
    美國四大老雜誌的新舵手
    林博文

    剛過四十歲生日的傑姆斯.賓內特(JamesBennet)是《紐約時報》駐外記者群中的明日之星,做過駐耶路撒冷特派員,《紐約客》雜誌想挖他當華盛頓首席特派員,他長考之後婉拒了。紐時重點栽培他,把他調升為駐北京首席特派員,準備今年下半年上任,並從去年十一月開始接受密集的中文訓練。賓內特對北京新職懷著巨大憧憬。

    但在今年三月初,一切都改變了。賓內特突然向紐時辭職,宣布將出任《大西洋月刊》總編輯。《大西洋月刊》總編輯職務已虛懸四年,月刊老板大衛.布萊德雷訪談八十位媒體人之後決定聘請才華洋溢的賓內特掌舵。今年適逢《大西洋月刊》創刊一百五十周年,賓內特寧可放棄紐時駐北京首席特派員的小挑戰,接受主編老雜誌的大挑戰,可謂任重而道遠。《大西洋月刊》創刊時,美國只有三十七州,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仍未問世。

    過去一年裡,美國有四份老雜誌換了總編輯,除了《大西洋月刊》,另外三份是《哈潑》(Harper’s)、《新共和》(The New Repnblic)與《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其中以出任《巴黎評論》的菲律普.古瑞維奇(Philip Gourevitch)年紀最大,但亦僅四十四歲、〈哈潑》的羅哲.何吉(Roger Hodge)三十八歲、最年輕的是《新共和》的法蘭克林.佛爾(Franklin Foer)才三十一歲。

    《哈潑》月刊比《大西洋月刊》還大六歲,今年已堂堂進入第一百五十六年。六年前柯林頓總統在祝賀《哈潑》創刊一百五十年的賀詞上說:「在我們合眾國的歷史上,《哈潑》乃是不可或缺的聲音。」在《哈潑》寫過文章和小說的名家不計其數,從惠特曼到海明威,從老羅斯福到托洛茨基,不斷充實人類的心靈。在一百五十六年歷史中,《哈潑》只有十二個總編輯,其中最有名的是在二戰與冷戰初期做了十二年老總,並出版過名著《恍然如昨》(Only Yesterday)的佛雷德列克.路易斯.艾倫,以及兩度掌舵的路易斯.藍帕姆(LewisH. Lapham)。七十歲的藍帕姆去年年底下台,交棒給何吉。十年前何吉曾向《哈潑》申請當編輯部實習生被拒,十年後藍帕姆親自打電話請他接班,傳為文壇佳話。這幾年《哈潑〉常痛批布希不會治國只會誤國。

    一提起《新共和》就會想到二十世紀美國最了不起的政論家兼公共知識分子華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九七四年病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新共和》周刊出版第一期,李普曼不僅是創刊功臣,他的專欄更是使《新共和》能夠成為全美最具影響力的政論刊物的重要支柱。

    文學性的《巴黎評論》則是比較年輕的刊物,一九五三年由喬治.卜林普頓(George Plimpton,二○○三年去世)和友人一起創立。這份雜誌是一本典型的「叫好不叫座」(widely respected but not widely read)的季刊,每期只賣一萬本,但在文壇卻具有崇高地位。原在《紐約客》當主筆的古瑞維奇一年前跳槽至《巴黎評論》,特別增加攝影和報導文學專頁。

    新換總編輯的《大西洋月刊》、《哈潑》、《新共和》及《巴黎評論》都有一個共同特色:他們都賠錢。目前情況最糟的是《新共和》,當年不可一世、政客必讀的雜誌,在過去四年裡銷路掉了四成,現每周約售六萬二千本,每期只有薄薄四十頁。二十多年來《新共和》立場左右搖擺,又想走中道路線,結果皆是死胡同,三十一歲的佛爾能否使《新共和》起死回生,實在難說。

    在網路新聞和部落格(blog)大行其道的今天,不登八卦和不走偏鋒的正派雜誌,不易存活,遑論壯大。所幸這四份老雜誌都有一個既有錢又對文化事業具有狂熱興趣的大老板,他們不惜每年虧損,堅決承諾要使美國的文化火炬賡續發揚光大。

    布萊德雷於一九九九年以一千萬美元買下《大西洋月刊》,過去六年再投入三千多萬美元,目前銷路只有三十七萬份,三年前為四十五萬份。《哈潑》每期約售二十三萬份左右。

    四份老刊物的新舵手都希望能像《紐約客》總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一樣把雜誌辦好,媒體亦戲稱四位新舵手是「小雷姆尼克」(Baby Remnick)。

    普林斯頓大學出身的雷姆尼克在《華盛頓郵報》當了十年記者,最後四年派駐莫斯科時正值共黨蘇聯解體,他以目擊者身份於一九九三年寫了一本《列寧的墳墓》獲普立茲獎。雷氏於一九九二年加入《紐約客》,六年後升任總編輯,那時他才三十九歲(其妻是紐時記者)。在他的掌舵下,已有八十年歷史的《紐約客》既維持原有的品質,亦開拓與時事掛鉤的新方向。目前《紐約客》每期銷路超過百萬份,且不再賠錢。

    富裕的老板願意每年拿出一筆大錢延續美國文化上乘香火,誠令人敬佩。美國立國二百三十年,卻有多份百年以上老雜誌,我們不能老是批評人家只有「物質文明」吧!
    | 檢舉 | Posted by jch1001 at April 25,2006 22:55
    這篇文章或許和西方雜誌沒什麼關係,但卻也是一位與經濟相關的知識份子去世的消息。順便轉貼在此。

    2006.05.02  中國時報
    知識如何改變社會
    ◎張鐵志

    五十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或譯高伯瑞)在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帝文生競選時,指出三○年代新政自由主義的政治想像已經逐漸耗竭,但民主黨二十年來都提不出改革的替代方案,現在也看不出任何新的理念,所以他們要為此而戰。

    他和他的候選人沒有贏得這場政治選舉。但是,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透過政治參與和著書論述,他用他的理念為民主黨提出一個新的政治視野-──他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且協助詹森總統提出「大社會」政策,而把民主黨更往社會民主邁進一步;他更深深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他不斷地憑藉熱情與犀利的筆鋒在媒體寫文章,並出版了數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市場都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不確定的年代》(均有中譯本)等。也難怪柏克萊大學經濟學者狄榮說,世上如果有正義的話,加爾布雷斯絕對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者。

    日昨,這個偉大的經濟學者過世了。雖然如今越來越少人讀他,但是他卻為世界留下了兩大遺產,而沒有一個時刻比現在的美國更迫切需要這些遺產。

    第一,是加爾布雷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他始終在探索什麼是不同經濟體系的主導力量和制度,他們如何互動,以及要如何改善這些力量?對他來說,不受節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帶來公共利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度控制,強調私人財富的過度累積會犧牲公共利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境與資源保護和一套完整社會福利的重要。五十年來,他始終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民主派。

    第二,加爾布雷斯告訴我們知識與理念如何可以改變社會。他證明了知識可以被轉化為有效的、進步的政治方案,更可以影響一般公民對當代世界的理解,而不只是滿足極少數人的抽象理論:他是最不像經濟學家的哈佛經濟學者,因為他對當前數學和模型主導經濟學思維深感不安,認為這是讓經濟學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

    進入八○年代,加爾布雷斯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因為雷根的保守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民主黨也開始放棄大政府的角色,他的社會民主政治觀變成不合適宜,他強調理念和與大眾對話的寫作方法更在經濟學中徹底被邊緣化。

    但是,二○○○年之後的美國,卻是戰後歷史最需要讀加爾布雷斯的時刻。一方面是金權政治前所未有的熾烈,大企業主宰了從白宮到國會,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的政客。另方面,美國的民主黨始終提不出一套有效的進步理念和方案,自由派知識界也無法如保守派般為政治行動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

    台灣的這兩個病徵似乎不遑多讓。金權政治已經無庸贅述了;而加爾布雷斯五十年前對民主黨的批判讓人覺得彷彿是批評我們的執政黨──當舊的進步論述耗竭後,卻無法提出新的改革想像。他的這句話聽起來更不啻是暮鼓晨鐘:「在政治場域中,有些時候你必須堅持那些即使會輸掉一時、但卻是正確的立場」。

    但問題是,台灣似乎沒有出現加爾布雷斯的契機。政治人物不重視論述與價值、媒體和公共領域缺乏理念的辯論、規範日益狹隘的學術界也似乎難以容得下讓知識公共化的知識生產方式。

    加爾布雷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個進步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當前的美國人將會在加爾布雷斯的文字中重新找到新的進步力量,但我們還要多久才能出現一個加爾布雷斯?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 檢舉 | Posted by jch1001 at May 3,2006 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