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俱樂部

實習與外放

實習醫師，依照高醫的制度，即是指在醫院實習的醫學系七年級生，而實習的場所不限於本校的醫院。雖然大多數的名額保留給高醫的附設中和醫院和小港醫院(以下統稱高醫醫院)，但每年都有開放到其他醫院實習的名額，也就是所謂的「外放」，透過抽籤來決定其人選。

想要抽外放籤的動機，可能是因為其他醫院較優良的設備、師資、名聲或教學環境等等客觀因素，以及主觀因素如:想要到離家比較近的醫院或者想要體驗不同的工作環境。在這種背景下，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學生參加抽籤。而即使外放的需求不少，外放的名額卻並未因此增加。

名額的多少，在高醫是由醫院裡的「醫學教育訓練部」（以下簡稱醫教部）根據院裡的人力需求而定的。留在高醫醫院實習至少有二個意義：第一，高醫教育出來的醫學生由高醫醫院負起責任，完成最後一段銜接學校與職場人數的訓練，而這也是教學醫院的存在目的。第二，實習醫師的人數必須能夠填補院內不足的工作量，也就是將實習視為流動人力或聘僱員工。

北醫 中國 高醫 三校實習醫師合作交流計畫

所謂[ 三校實習醫師合作交流計畫] （以下簡稱三校合作）的本意為校際交流，因為高醫醫院的醫師一直以高醫畢業生佔了絕大多數，長年下來培養了良好的上下相承，也建固了一個在思想、制度上都相當封閉的環境。為了打破這樣的侷限，校方以三校合作當成初步嘗試。不同於單方面的外放模式，三校合作讓高醫、中國、北醫的實習生，以一個換一個的方式讓三個學校都派出相同數量的學生到其他學校實習。但這樣的方案，實行起來卻是一波三折，引發一連串的問題。

事件緣起於2006年12月1號，醫學系六年級學生原訂要抽外放籤的日子。因為一個突然的消息而延期了：因為三校合作，必須要減少外放的人數，等三校合作的人數確定後，再從未外放的學生中，抽籤參與三校合作。而為了決定應該減少多少外放人數，必須等醫教部開會討論，因而延期。

12月6號，終於正式抽籤了。這一天抽籤結束後，為了安慰沒有抽中外放籤的同學，醫學系系主任莊萬龍提到了三校合作的方案，並表示，雖然細節還沒有決定，但三校合作的學生人數應該是「單一學校不超過12人，兩校合計不超過20人」，所以沒有抽到外放籤的學生，還有至多20人有到其他醫院觀摩的機會。

此時，學生開始擔心三校合作的方案談妥後，是否會強制執行？畢竟，不同於外放，三校合作的人數不能出現空缺的，如果談定是20人，而只有15人想參與，那勢必要有5個不願意離開高醫醫院的學生犧牲。因此，班代表向校方表達這樣的疑慮後，校方給了一個12人的額度。所以，在公開徵求到17個有意願參與的人後，決定14日要進行抽籤，在這17人中選出12人參加三校合作。

但是，這一次的抽籤又被打斷了，因為13日晚間，高醫醫院方面表示因為北醫、中國沒有派出學生到高醫醫院實習，而且詳細情形尚未談妥，所以這一次的實習將不會實行該合作案。消息傳來，讓這17位學生十分錯愕。於是在14日，這些學生與院方進行會談，表示因為地緣或個人因素，他們不想放棄這樣到其他醫院學習的機會，希望院方能夠維持初衷。但院方認為，這樣的事情必須等到召開院務會議才能決定，因此無法作出承諾。

事情發展至此，學生們也大概認為要不了了之了，畢竟學生一直無法接觸到能夠直接作出決策的單位，而校方和院方兩邊也都無法完全為這個方案負責。然而，月底時，一篇令人錯愕的公告出現在bbs班版上，內容主要是要求學生自己投票決定要到北醫、中國實習的人數，並強調這個人數愈多，留在高醫醫院的實習醫師工作量也會同時增加。

三校合作的提案與協商，甚至後續院內、校內的協調，學生都沒有機會參與，到了最後關頭，卻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學生，這樣不負責任甚至帶有威脅意味的作法引起學生一陣嘩然。再者，再兩個月就要舉行的國家考試，也讓人可以想見，要集合全班、充分討論後舉辦投票的困難度確是不小。

於是隔天班代表又和系主任進行會談，而其實三校合作可以說是系主任和北醫、中國商談而來的，所以這一次的會談結果，系主任承諾開放12個到北醫、中國實習的名額。

行政、單位、制度

雖然整起事件算是得到一個還算圓滿的結果。但是這個結果卻是建立在個人決策之上的，在沒有制度化之前，誰也無法擔保類似的事不會一再重演。例如，行政品質應該更加細緻：整個過程中，總共有兩次抽籤，而這兩次都被臨時發佈的消息所打亂。既然外放已是行之有年的制度，為了實行三校合作方案而第一次延期時，應該在計算人數的同時就規畫好確定的三校合作人數、志願者太多太少時的對應方式以及抽籤的時間等等，並與其他兩校確認。如果因為無法與其他兩校確認而無法作完整的規畫，或許不如趁早放棄這個方案，明年再來。並且坦誠地與學生溝通，畢竟，保持曖昧不明並不是讓事情留有退路的最佳方法。

為了能讓情況明朗化，主管單位與制度都應該精簡明確，並讓協調管道透明化。例如，實習醫師因為主要是在醫院學習，所以歸醫教部所管。但是三校合作是一個校際方案，所以由校方，也就是醫學系所負責洽談。而同時，在高醫還有一個專責醫學生臨床教育的「臨床教育訓練部」(以下簡稱臨教部)。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方面，但卻又很細微地分成三個部門負責，讓學生在尋找正確的對口單位時，不禁茫無頭緒。同時，層級和協商制度不明，即使學生找到正確的部門，也不知道會不會所託非人。比方說，醫院既然附屬於學校，醫教部屬級也應低於校方和臨教部，但是在實習醫師人數這一方面醫教部又握有決定權。而且，因為這三個部門都不是全權處理單位，在面對學生的困難和疑問時也無從解決。

儘管對行政和制度的陌生讓學生在求助時遇到很大的障礙，但最後仍因為學生的奔波和系主任的處置而讓事情得以解決。不過，這只是止痛，並沒有除掉病根。

前文提到，實習制度有許多爭議，例如身分定位曖昧、工作權不明，讓實習醫師不知該站在什麼立場發聲，所以常聽人打趣說的，實習醫師是「在醫院需要人力的時候是醫院的員工，在學校需要學費的時候是學校學生」。他們雖然對教學醫院是龐大而必須的人力，除了做必要的雜事也參與輪流值班，但是又因為有學生身分而讓院方能逃避勞動基準法所提供的權利和保障。

此外，若不談實習制度本身，高醫醫院也有一些讓實習醫師感到不平的清形，而這一些情形也相當程度地影響本校學生，甚至其他學校到高醫實習的意願。例如，高醫醫院的制度，讓董事會成為最大的決策者，而非專門的醫院管理人才。所以在醫院經營上或許不易達到最大效益，連帶的影響到實習醫師的工作量、薪水或宿舍之類的福利。因此即使高醫醫院能夠提供一定程度的教學環境，對於其他學校的校生仍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而這所造成的封閉體系，也直接促成此次的三校合作案。

總而言之，除了單位和機制的問題，上述實習醫師背後的矛盾、高醫醫院的弱勢也是隱憂，這些問題沒有解決，難保不會還有另一次的風波。明年倘若發生類似的事，對校方、院方和學生又是一場災難，屆時，不知道還會不會有這樣的學生、這樣的情勢讓事情得以暫時解決？

學生參與的組織化

當然，這一場消耗戰，學生是最大的變數。因為，學生對追求自身權益的投入本來就有其侷限，對事務的參與度並不是那麼容易激發的。以實習醫師來說，原本在學業、國家考試和醫院的三方夾攻之下，已經是壓力不小，更何況，反正要畢業了，還是忍一忍讓事情過去吧。再說，消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換來的成果，自己未必能夠享受，，甚至還要擔心，明年這些爭取來的支票是否會跳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