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18,2011 10:05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辜振豐推薦序──青春與告白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辜振豐推薦序──青春與告白

◎辜振豐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就是作者川本三郎對於青春時代的告白。一九六九年四月,作者進入朝日新聞社擔任記者,先後任職於《週刊朝日》、《朝日雜誌》。顯然,他所處乃是學運當道的六〇年代,一開始認同抗爭運動所散發的熱血,因此極力要做個硬派記者,到抗爭的現場報導學生的一舉一動。在多年的採訪過程中,先後面對很多「全學連」主將,甚至後來的赤軍連份子。尤其是,採訪到一位叫K 的思想犯而有積極互動,但K後來犯下殺害自衛隊軍官事件,並把殺人證據——死者的臂章——交給作者,但他為了顧及職業道德,湮滅證據,以致遭到判刑。

  作者隱忍十幾年,終於完成《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內容就整個事件坦白交代,並且評論六〇年代的點點滴滴。川本三郎是日本知名的評論家,對於西方文學知之甚詳,因此本書頗像西方的告白文學。過去,奧古斯汀和盧梭都寫過《懺悔錄》,而左派學者也曾出書批判自己,例如法國的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和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也寫過《自我批判》。內心有魔咒的存在,總是需要語言文字的呈現,才得以解除。顯然,作者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罪惡感也因為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再度復活。

 

  不過,要了解本書,熟悉日本六〇年代是有必要的。二戰之後,美軍進駐日本,開啟了美日的結盟關係。但正當日本重建時,年輕人並非沉溺於消費名牌商品,而是投注於各種抗爭,如反越戰、反體制、反美國帝國主義、反成田機場建設。當時的抗爭主力就是充滿活力的青年學子。學生在社會階層中一直處於邊緣,他們往往受到漠視,更不用說權益。他們在學校中經常接觸到各種新興思潮,以至於對於國際現勢、政治、社會的各種問題較為敏感。難怪,最富於改革和抗爭的一群要算是年輕人。

  自日本大正時期以來,左派學生早已形成一股勢力,在戰爭期間受到軍國主義政府的壓制,但戰後立即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認為抱著書本,並不是很踏實的作風,因此如何展開具體實踐乃是最重要的課題。此後,很多高中生和大學生開始跟日本共產黨互通聲氣,同時各地的學生會也展開全國大串連。然而,經過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日共的獨斷作風,儼然形成一個小體制,處處耍弄權力,使得他們的抗爭難以伸展,同時國際共產陣營的變化,更連帶地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

  例如,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回大會,赫魯雪夫針對過世的史達林展開批判,到了十月更派兵大舉鎮壓匈牙利。對此,支持蘇聯的日本共產黨也難逃學生的質疑和批判。這一來,支持日共的學生黨員乃和這個組織漸行漸遠。強調自主性的青年學子便加緊腳步在各地積極串連。當時,最具活力的組織當推「全學連」,而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安保鬥爭」。

  所謂「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阻止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而展開的反帝、反政府的鬥爭。一九五二年,日本和美國在舊金山締結「日美安保條約」,文中明訂美軍可以繼續駐留日本,這就是因應當時的全球冷戰結構,其目的就是加強兩國的合作,以繼續鞏固資本主義體制。一九五七年,日本更同意美軍可以更新武器,於是首相岸信介公開聲明「日美新時代」的來臨。接著,便是準備簽署修訂版的「安保條約」。不過,內閣的這項舉動卻激起日本民眾和學生的大力反對,因為一來日本政府的主體性蕩然無存;二來日本隨時會再陷入戰爭的火坑。

  此後,一波波的抗爭活動相繼爆發。以全學連為主體,加上勞工大眾共計兩百多萬人大舉上街抗議,而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力,以便大舉鎮壓。令人驚訝的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十日,為了抗議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群集街頭的人數竟然高達五百八十萬人。此後接連的抗爭持續進行,但不幸的是,元月十五日在衝突過程中,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遭警察的棍棒打死。這個事件非但激起民眾學生的憤怒,而且東大校長更嚴詞批判警察執法過當。這一來,給予政府和警方不小的打擊。大家對於政府的反感立即升到沸點,而學生所散發的反戰和反體制的訴求更獲得民眾示威鼎力支持。

  作者身處的一九六〇年代,除了抗爭之外,也激盪出文化的火花。他們聽搖滾樂、觀賞有關不良和嗑藥的電影,如《午夜牛郎》、《逍遙騎士》。而學生也經由小劇場的演出展開抗爭,像唐十郎的「狀況劇場」、佐藤信的「黑帳篷」。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演出並未獲得批准,於是到處受到驅趕,例如,狀況劇場就曾經在新宿公園一邊被警察追,一邊在車上演出,而觀眾也跟著跑來跑去,因此創造出一齣別出心裁的前衛劇。這齣戲碼其中一位演員就是作者在書中提到那位叫「麿赤兒」的怪優演員,平時經常坐在他隔壁公寓前膝上抱著貓在曬棉被。後來,麿赤兒自組「大駱駝艦」劇團,十幾年前曾經到台北演出《死者之書》,大獲好評。

  其實,在初期的抗爭中,連現場採訪的媒體記者也伸出援手,正如同作者指出,在採訪成田機場建設反抗活動中,TBS電視台記者提供採訪車給農民搬運「武器」的「方便」。這事情被發現後。「記者能涉入對方多深」成為採訪反體制運動記者經常面對的課題。」接著,他說:「比我資深很多的前輩記者們曾經談起,六○年安保時,用採訪車載被警察的警棍打得傷痕累累的學生們到醫院去的經驗。不過那還是在「人道」大義名分上站得住腳的立場,算是好的狀況。某種意義那還是個牧歌般的時代。

  所謂「牧歌」就是一搭一唱,民眾、記者、學運份子大家相互支持,但後來抗爭運動卻開始變質了。有些學運份子竟然到處丟炸彈、甚至到水廠下毒而危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其背後原因乃是基於權利鬥爭和路線之爭,其中學生團體更產生「赤軍連」。這個組織強調軍事武裝鬥爭,也企圖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此外,還會運用權力處決內部的「叛變份子」。一九七二年二月,赤軍連以「反共產主義」為名處死十二名同志,但同月十七日,以森恆夫、永田洋子為首的份子遭到逮捕。而另一批以坂口宏為首的六名殘餘份子,於二月十九日逃向長野縣輕井澤的河合鋼琴保養所「淺間山莊」,劫持管理員夫人牟田泰子充當人質。當時,警方出動一千五百名警察將建築物團團包圍。

  經過十天的對峙和槍戰,警方於二十八日展開攻堅,救出人質,並逮捕這些赤軍連份子。當時,NHK 從早上九點四十分到晚上八點二十分現場轉播這場激烈的槍戰,收視率竟高達九十八・二%。顯然,民眾對學運的惡質化開始產生極大的反感。

  但對於作者而言,在淺間山莊事件之前,他對於K殺害自衛隊軍官也慢慢產生「討厭的感覺」,正如同他引用哥哥的話——「(殺害自衛官)那個事件,我總覺得是個很討厭的事件,就算有信條的不同,但安田講堂事件、越南反戰運動、三里塚農民反對機場建設事件,都沒有討厭的感覺。但這次事件卻總是有討厭的感覺。」而面對淺間山莊事件,作者認為「自己所夢想的東西,化為泥濘完全崩潰解體。」看來,他跟哥哥以及一般民眾的觀點逐漸一致。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學運逐漸銷聲匿跡,同時日本的經濟正急速成長,而正式宣告消費社會的來臨。

  綜觀本書,我十分欣賞作者書寫過程中坦率而客觀的態度,就像他指出:「事件經過十年以上,我總算開始覺得或許能把自己的事件稍微隔一段距離、客觀地寫出來的時期了。」接著,他說:「被朝日新聞社免職,從此成為一個自由文筆者,對自己的事件也有不得不自己做一個了結的義務。」本書曾在《Switch》雜誌連載,一九八八年結集成書,由河出書房新社出版,而去年再由平凡社推出上市。同時也改編成電影,「我」由妻夫木聰飾演,K則由松山研一飾演。

  多年來,台灣引進日文小說總是限於推理、愛情、時代小說,除了村上春樹的作品外,很少涉及一九六〇年代的內容。相信本書中譯本加上電影,讀者可以更深入了解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光與影。因此,我誠心推薦這本精采而坦誠的告白之作。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全台熱賣中


  • 您可能有興趣:

    我們希望藉由調整與修正,與被認可的自己相遇──《修正
    thinkingdom 發表於樂多回應(0)引用(0)新書介紹編輯本文
    樂多分類:閱讀切換閱讀版型 │昨日人次:0 │累計人次:547

    引用URL

    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17500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