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造訪地球必讀的一本書－－文明之網

一、
從來沒有任何大型生物經歷過堪與人類比擬的全球擴張，人類適應力超越了通常難以突破的環境限制，即使是氣候差異、水域隔絕等種種障礙，也無法阻擋人類的擴張。因此，人類開始衝擊其他物種，影響全球各地的生態系統。

試想，何以人類有如此卓越的發展過程？最強而有力的解釋是，顯著改善的人類溝通與合作網，使智人游團得以佔有全球適合居住地區，並且在各地成為優勢物種。人類最關鍵的創新，可能是能夠充分使用語言，創造象徵意義。一旦人類開始能透過話語為各種東西、行動、狀況命名，就可以創造出各種約定俗成的意義。透過語言溝通個人經驗和外在世界（包括鄰近社群中的所有居民、以及他們可以或可能採取的行動）。如此一來，社會行為的協調日益精確。就像工具與火的演化過程一樣，每當實際經驗與原先期望出現落差時，人類就會改變或改進語言約定俗成的意義，以求有效溝通。

由古至今，經驗與期待的落差長存，因此激發人類改進語言的誘因不虞匱乏。語言創新上的突飛猛進看似無法解釋，其實不難了解。簡單的說，自從語言的共通意義開始在人類之間形塑出可理解的世界之後，期待與現實經驗之間的衝突不斷，激發了改變語言的動力，進而改變人類的行為，也迫使外在世界更符合人類的希望、期待、意圖。

新行動與新觀念排山倒海而來，永不停息且不可抗拒；人類這個「野草物種」轉變行為模式以及改變周遭環境的力量，得以迅速擴增。這意味著，人類社群的象徵符號演化取代了基因演化，成為地球生物演化的主要驅動力。因此約於四萬年前開始的這個階段，或許可稱之為地球生態史的「人類時代」。
導論：網路與歷史

二、
看來我們人類的確有獨到之處。唯獨人類創造出象徵符號的世界，而且這套符號系統還能迅速演進，協調無數人的行為（今天全球人口總數已多達億萬）。本書宗旨就是要探討人類這項非凡的成就。

合乎文法而可理解的語言，是人類構建符號世界最關鍵的先決條件。吵雜的群居動物如猴子和猩猩，能夠使用音訊示警或互通其他訊息，人類遠祖很可能也是如此。然而，現存骨骸無法呈現先祖的這種溝通行為，諸如手勢、發聲、腦室擴大、喉頭位移、嬰兒依賴期的延長，以及人類小游團中永不間斷的社會互動與網路，這些到底如何促進溝通速度、幅度、精確度上的逐步改進？凡此種種，我們只能加以推測，無法確知答案。

這個演化過程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就是歌唱與舞蹈的發明。當一群人伸展大肌肉，一起跟著節拍舞動與發聲，就會引發萬眾一心的溫暖感受，更加堅定危險時相互合作與支援彼此的心。因此，歌唱與舞蹈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就像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行為。節日慶典時，人們載歌載舞的確能消除參與者的摩擦與敵意，有利於較大的游團有效凝聚向心力、解決紛爭以及防衛地盤。

人類學家所研究的人類社會，最簡單的起碼有數十人，常常多達數百人。有一項深入的調查指出，黑猩猩游團的規模相形見絀，只要有十五隻雄性黑猩猩在一起，就容易分裂成兩個敵對社群。隨後更可能發生致命的戰鬥，在數年間大游團消滅小游團。如果我們祖先也有同樣的行為，卻能保持較大規模的游團，免於衝突連連，可能要歸功於歌唱與舞蹈激發出的同儕情誼，形成凝聚社群的力量。我們可以猜想，如同火的使用一樣，這樣的效應足以讓歌唱與舞蹈普及於人類祖先，並且建立更龐大的政治實體。
導論：網路與歷史


三、
中華文明
如同印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200年間，中國持續承受西亞和北方大草原的關鍵性影響，發展出獨特的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間，西向連接變得更牢固，因為當時中國對於中亞和闐一帶玉石的愛好，加上美索不達米亞對伊朗阿富汗天青石的需求，雙向供需促成了一條細長的傳輸帶，跨越歐亞大陸。當草原、綠洲居民開始學習生產奢華貨品以供應遠方城市的市場，全球都會網中的東亞與尼羅印度兩河走廊，就互相連結了起來。一如以往，軍事技術的革新最為重要，例如大約在公元前350年，騎兵戰士開始進犯中國邊境，很快地把軍事化、政權集中化的王朝引進中國，如同一千年前的戰車戰爭一樣。

中國文字典籍提供了當時的詳細政治記錄，按照年代順序而記，不似印度早期歷史那麼渾沌不清。這些記錄顯示，在周朝（約公元前1122－256年）積極的地主和領地諸侯們，主持大規模築堤和排水工程，以應灌溉之需，首度將廣大黃河沖積平原轉為可耕地。周朝末年，已有沃土廣鋪於沖積平原，並遍及黃河下游，河面高於地面，必須人工築堤圍堵河水。在高於河面的沈積黃土台地上，雨水灌溉的田地仍然種植著小米和小麥，但漸漸不如新闢肥沃低地的其他作物那麼重要。

這項巨大的工程，使得地方權力愈來愈大，因而全然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和政治的面貌。臣屬於周天子的概念，雖然很難否定，但大體上那只是禮儀性的。地主似乎已經積極主動開墾沖積平原，但真正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必須透過領土諸侯的安排，他們就成了新墾地的實質領主。此後，諸侯之間的武裝衝突愈見激烈，直到公元前221年，邊境的秦侯嬴政（秦始皇）征服戰國諸雄，一統天下。但其殘酷統治激起抗暴起義，因此新王朝為時不久。始皇死後，征戰反而更激烈，直到漢朝（公元前202－公元221年）統一中國後，才維持了較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

如同在印度，這段時期的政治記錄顯示，動亂促進了帝國官僚政府的建立，如同美索不達米亞周圍的軍事動盪，也有其光明的一面。但中國社會和官僚體制有其不同而且更安定的基礎。為防洪所建的河渠和堤防也就形成通航的水道網路，擴展遍及全國物產最豐富的耕地。這使得政府可以利用運河船隻，徵收所得稅（最初徵收實物代金）集中到朝廷所在之處。

知識的發展也扮演穩定帝國政府的重要角色。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生於政局動亂的時代，他回溯援引較穩定時期的堯舜商周典範，教誨學生如何實行中道的生活（注6）。孔子說：無論就私下或以朝臣身份來說，君子要「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孔門弟子旋即記錄下其學說，結合令人崇敬的古代經文以及據稱出自孔子之口的格言，編輯成「論語」的文集。在漢朝，鑽研這些經典成為學者擔任公職資格的條件。隨後，共同的典籍和道德規範，在儒家模式主導下，有效地形塑了齊一順服於皇帝的地主仕紳階級，如同運河船運統合了中華帝國的經濟活動。
第三章 古代世界的網路與文明：公元前3500－200年


四、
大草原遊牧劫掠者和文明維護者間的軍事平衡變化，最能解釋為什麼地中海和中國同受重挫，而舊世界網路的中心卻能持續蓬勃發展。關鍵性的轉變如下：伊朗 安息人（Parthians）發明了有效的防禦措施，來抵擋草原劫掠者，使其轉而攻擊防衛能力較弱的東、西方邊界。

安息王國因位於歐亞貿易路線之要衝而獲利，長期統治伊朗北部（公元前247－公元224年）。軍事易有成就，但所費不貲。安息人中有能力保護耕農，抵禦草原劫掠者，且渴望藉此向耕農收取租金以獲自身利益，就形成了武士階級。這些武士自身與坐騎都配備了全副盔甲，足以使敵人的弓箭無用武之地；但他們自己的箭矢依舊能迅速地擊退襲擊者。但裝甲騎兵的紀律渙散，終為安息諸王解散，武士勢力瓦解於一旦。安息的後繼者薩珊人（Sassanians，公元226－651年）時期，戰士驍勇善戰，偶而聽命、往往抗命，戰士彼此間的區域戰鬥也不曾間斷。

汗血馬為安息式裝甲騎兵所騎乘的特有高壯駿馬，引發漢武帝於公元前101年，派遣遠征車隊至西域訪求汗血馬，就此揭開了跨越全亞洲經常性商隊運輸的序幕。這種馬匹需要的牧草，品質必須優於開放草原上自然生長者。求得汗血馬後也就形成了軍事對峙，因為草原遊牧民族無法戰勝裝甲騎兵，也不容易養育如此昂貴的馬匹，另一方面，重裝騎兵也無法深入草原追敵，因為馬匹在那裡無法獲得充足的糧草供應。

伊朗人將紫花苜蓿製成乾糧草，用以養育新一代的大型馬匹。由於苜蓿可以種植於休耕時期的田地，栽培苜蓿並未降低人類食物的供應量。相反的，生長於苜蓿根部的菌類（以及其他豆類的根部），可將空氣中的氮集中於地下菌瘤，從而使土壤肥沃，增加往後的糧食收成。另外，在春季快速成長的苜蓿足以排擠大部分的雜草，完成休耕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伊朗的降雨通常不足以供應苜蓿之所需。在伊朗夏季高山融雪可及之農村地（往往透過興建地下隧道，稱為「暗渠」〔ganats〕，接通滲出的地下水以利用），即使是旱地都得以維持豐饒的農業。公元200－651年間，此種農耕法使得裝甲戰士能有效地保衛當地農民，不過他們也經常挑戰皇室的威權，因而徹底改變了歐亞軍事政治的平衡。
第四章 古代世界與美洲網路的發展：公元200－1000年


五、
農業成長支持都市文化的擴張。由東南亞引進的早熟稻，首先見於公元1012年的中國檔案，讓華南的水源充足之地，一年兩熟；農民只要願意付出長時間辛苦工作的代價，收穫幾乎就可倍增。而一年僅有幾個月水源的山坡地，早熟稻種也可一年一熟。因此，中國農民開始在華南山坡地整地開發梯田，大大地擴大種植面積。

新作物，特別是茶葉、棉花，開始廣佈於中國。喝沸水沖泡茶水的習俗，無疑可以幫忙殺死隱藏在飲用水的大部分微生物，減少腸道感染。華南溫暖及多雨地帶，在漢代因瘴癘肆虐而惡名昭彰，只有少數漢人居住，但在唐宋時代，人口卻快速成長，亦歸功於飲茶文化。此時，棉花製成容易清洗的衣物，可能對健康也有正面影響。一般人買不起絲綢，在棉衣普及之前，都穿粗麻衣服，當然比不上棉衣舒服。總而言之，農業的擴大似乎已經跟上城市製造業的快速步伐，可繼續供應日益都市化的地主階級，過養尊處優的農村生活。

靠著中國的河流和運河，廉價又安全的運輸系統發展起來；河運乃是中國市場有效地集中物資的主要因素，大家都可運送物資到有需要之處，無論政府官署，或是有錢人。運河駁船一次可以載運數噸重的貨物，由於靠風力和水流運行，僅僅在必要時才輔以拖纜，使運輸成本遠比陸運為低。因此，常常值得沿著水道往來，長途運送產品，賺取微薄的兩地差價。在公元611年後，大運河連接起肥沃的長江平原和黃河流域，變成中國商業貿易的大動脈，使得大約一百萬人比以往更密切的連結在一起，在一個非常龐大、非常可靠、環環相扣的市場進行買賣。

廉價的運輸系統使大眾消費的貨物廣為流通。在天時地利配合的地區，農家可以專心養蠶繅絲，或是種植其他商業作物，依靠市場取得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由此可見，日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分析倡言的分工的所有好處，都已經出現在宋代。產量增加、人口增長、技能倍增，以及蓬勃的創造力，使宋代比歷代都來得富裕，也比同時期世界其他地區來得進步。

通過儒家經典為主的科舉考試的政府官員，對於這些變革，心存戒心。他們還是認為富商以及軍事領袖，都有可能威脅到社會正義和政府治理。但身處危機四伏與商品化世界，保守的官員也不能割捨兩者的服務。官員利用固定價格，徵收高所得稅，有時還直接沒收財產，企圖抑制商人和將軍的權力。他們也試圖分散指揮權，以削弱將領的權力，並且將必需物資的運送，置於文職人員的控制之下。

這些政策限制了中國資源的靈活調度。更糟糕的是大型工業企業無法形成，倖存的稅務紀錄顯示，當時華北出現了許多高科技煉鋼爐，公元1078年就生產了不下於十二萬五千噸的鋼鐵。但不像七百年後英國，中國並沒有推向自給自足的工業轉型，即使宋代已經具備了工業起飛的技術基礎。無人確知何時或是為何，許多產量巨大的焦炭煉鋼爐，竟然就此關閉。
第五章 日趨緻密的網路：公元1000－1500年


六、
西歐科技最初引介自同時期的拜占庭、伊斯蘭地區、中國。但是，科技的引介常常涉及調適與改進，就像我們已經詳述過的火炮的發明。其他科技發明的引介也是一樣。例如，義大利人在十四世紀中葉引進阿拉伯數字，將之調整擴充，應用在雙欄簿記上。阿拉伯數字首度使得損益的精確計算變得很簡單。在同一世紀，歐洲人自己也有重大發明，包括衣服鈕扣、閱讀用的眼鏡等提高日常生活便利的發明。

一般而言，多元化的創新，像是雙欄簿記，鉛字印刷，以及記錄音調和節拍的音譜系統，精密透視法的繪畫技巧，能將一天等分劃分成小時的機械鐘錶，都表現出認識自然界的新方法，能發現自然界裡無窮的驚喜。歐洲人將日常的感官經驗，過濾、轉化成為算術，也可視為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數位化。這些創新使得人類的溝通日益準確，不論是表達時間、地點、音調、利潤等等。然而更高的精確度，又反過來更有效地協調人類活動，就像近代的電磁通訊為我們所帶來的進步。（想想鐘錶能夠任意的將時間分割成為小時、分鐘，讓我們節省時間，不會耽誤了約會！）

精確的天文觀測記錄，與造船技術的進展，也有助於發展更準確的航海術。這反過來支撐西歐經濟持續擴張，十四世紀時，歐洲企業拓展到波羅的海，成為重要的糧食、木材、魚類、皮草的供應者。歐洲部份地區的地主與城市居民，彼此合作發展半墾殖農場式經濟，一方面強制動員農村勞動力，生產出口品，一方面進口奢侈品，保留自用。在歐洲的邊陲地帶，包括了馬得拉斯（Madeiras）、加納利島（Canary）、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等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海島，也都全面發展了墾殖農場經濟。在十五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這些島嶼上的合適地點進行開拓，利用新方法種植甘蔗，也利用先前在地中海島嶼和摩洛哥的西非奴隸。

歐洲的商品化，因此有許多的負面效應。在人口稀少的周邊地區，雄心勃勃的企業家需要強制性勞動力，使產品在市場能夠有利可圖，而靠近市區的主要中心，勞動人口卻不虞匱乏，所以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價格成為主要經濟因素。商業化地區的邊緣採用強制性勞動力，古已有之，早在蘇美時代就是如此。但是這時候情勢又有所不同：由於歐洲的商人和銀行家運用了更大容量的船運，他們又受到政治保護，所以對核心與周邊的人口，可以進行更大地理範圍與規模的分工。

城市生活的商業基礎，使歐洲的精緻文化也呈現罕見的活力。許多虔誠的心靈，像阿西西的聖弗朗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1181至1226年）及其追隨者，憎惡金錢的競逐，勇敢地批判周遭處處可見的貪婪和腐敗，但是作用有限。就信仰而言，城鎮之間漸漸形成世俗的信念，雖然受到宗教的反制與和否定。城鎮也成了哥德式大教堂的落腳之處，這些雕飾精美的石質紀念碑，見證了這個時期的繁榮與信仰，可以躋身史上最偉大的建築之列。
第五章 日趨緻密的網路：公元1000－1500年


七、
網路與宗教
無論有沒有印刷術，資訊與思想領域的變化，開始挑戰世界各地的正統文化。隨著世界各地商業的交流發展和城市興起，新思想更容易為開明的民眾所接受。這些思想中有許多過於離奇無法持續，現在已被遺忘。但有些則已經廣為大家接受，根深柢固。廣為接受的思想必須配合上當代社會、經濟、及政治潮流，特別是社會流動性變高、市場變得不確定性、以及城鎮和都市興起等等現象。整體而言，這些思想尊重經驗和觀察，甚於傳統和威權，並且讓個人有更大的空間，來詮釋人生、社會、神靈的重大問題。而整體而言，這些新思想重視道德，提供善良行為的準則，而且（至少是含蓄地）譴責固有正統支持者的道德失誤。

十五至十七世紀，宗教和思想的騷動紛擾，正是世界四大宗教起源時期的翻版。當時，都市化升高也驅使人們開始思考提供道德指引的宗教、普世性宗教，以及幫助居民與社區之外更順暢溝通的宗教。佛陀、孔子、耶穌、和穆罕默德的道德教訓，適合機動性城市人口，反之，自然崇拜或部落信仰對他們比較沒有吸引力。到了1400年，這些宗教或多或少已發展出疊床架屋的官僚體系，吸引有志之士投身宗教；然而宗教和政治的密切關係，也讓他們不斷地與政治掌權者妥協；教會的俗世財富也招致腐敗。在一個新興的商業與城市時代中，宗教愈來愈不能滿足新興階級與不滿的心靈，這樣的情勢引發了思想革命和宗教改革運動。

例如，1368年中國的明朝掌權後，新儒學已成為公務員考試科目和帝國的正統思想。但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王陽明（1472至1529年）認為正統儒學僵硬偏頗，他認為真理、知識、美德可以訴諸自覺與良知，不必經過冗長的儒家教誨；經驗和良知就可以引導人們走上正軌。王陽明的弟子，繼而合理化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這兩個叛離於傳統儒家思想的觀念。明末時期的特色，是在思想與宗教上相當活潑，很有多樣性，甚至也牽扯到了基督教義。

印度人那納克（Nanak，1469至1539年），受過印度吠陀（Vedas）和一點伊斯蘭思想教育，通曉梵文、波斯語、阿拉伯語，他偶爾也幫阿富汗王子做做會計；那納克創立了一個新興的宗教。那納克的教義稱之為錫克派（Sikhism），以印度教經文為基礎，但拒絕接受婆羅門種性的神職權威，反而注入一些源自蘇菲伊斯蘭教的道德準則，他主張所有信徒一體適用一套嚴格的道德法規，不因種姓而有不同的標準。那納克大師（歷史上錫克十大師的第一位，意思是「偉大的教師」）鼓吹包容，強調尊崇上帝，而不談印度之神，也不談穆罕默德先知。錫克教在印度北部傳播蔓延，起初吸引世俗的都市階級，接著是低層種姓的印度教徒，最後是婦女。錫克教具有平等主義或道德主義的精神，崇尚真誠，服膺真正的和平主義。蒙兀兒的阿克巴爾大帝（Akbar，1542至1605年）對此印象深刻，因此授地給阿穆瑞沙黃金神廟（Golden Temple in Amritsar，自古便是錫克教的信仰中心）。
第六章　編織全球網路：1450年－1800年


八、
網路造就的世界：1500年－1800年
世界網路的建立造成了分裂和破壞，但同時也孕育了轉型與創新。隨著全世界形成單一文明之網，歷史的腳步彷彿也加快了。創造與發明、繁榮與衰退、蟲害與瘟疫，都能在一個全球單一系統中相互牽制，除非受限於當地的條件。人類的生活不僅取決於當地的現實狀況，也受制於遠方的事件和過程，歷史的動力，即使是當代人也無法完全理解。墨西哥安第斯山脈和日本的白銀產量，會強烈影響東南亞群島的經濟和政治；巴西和墨西哥的糧食作物，如木薯、玉米，將左右中非、中國、巴爾幹半島的人口趨勢；而槍械將重新塑造各地的地緣政治。因此，當人類歷史變得單一化而環環相扣，人類歷史也因此比以往更加動盪不安和混亂，我們今日仍然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

在混亂動盪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察覺1500－1800年的長期趨勢。在知識和文化方面，文明之網的統一過程帶動了對既有思想與宗教的挑戰，導致宗教的變革、傳統的復興、思想的分歧，最後導向了現代科學。就政治而言，這個過程導致更少、更強大的國家，並形成勢力強弱的鴻溝。在經濟方面，導致財富的大洗牌，基本上有利於各地的商人階級。在社會方面，帶來了人口成長、更複雜的社會階級、更嚴重的不平等。在生態條件方面，導致眾多物種交換，地球的動植物、疾病同質化。最後，就地理上方面看來，形成了透過海運水路連結的新社群。這些趨勢自1800年延續至今，歷久不衰。
第六章　編織全球網路：1450年－1800年


九、
文化、宗教、科學
新媒體的基礎建設也使得資訊的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在1890年代，中國人幾乎很難碰到抱持非中國文化觀點的人，愛爾蘭人也很難碰到非基督徒的愛爾蘭人。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和愛爾蘭人都不識字，如果他們沒機會遠行的話，對生活的看法通常非常狹隘，缺乏思考，完全受傳統習俗箝制。當然，也有少數中國人和愛爾蘭人充滿無限的好奇心，有些人識字能閱讀、有些人有機會旅行。另一方面，世界上有些地區一直以來就充滿著文化衝突和競爭，例如南非包括了印度人、中國人，祖魯人（Zulu）、科薩族人(Xhosa)、南非班圖族人（Tswana）、科伊科伊人（Khoikhoi）、桑族、荷裔南非人（Afrikaners）、英國人等數十個族群，這些不同的語言、宗教、和生活風格，日復一日互相競爭。但是對其他地區的大多數人來說，生活裡出現了廣播、電視、閱讀、報紙、電影、飛機之後，他們才開始接觸不同的觀點和生活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新科技把整個世界都變得像南非一樣，讓更多人能接觸到多元文化。

至目前，文化競爭的結果是大多數文化被邊緣化，只有極少數文化成功地脫穎而出。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談到語言的文化競爭，這種弱者愈弱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估計在2000年大約每兩個星期就有一種語言消失。多數人的母語是世界排名前十五的語言，而超過一半的語言，使用者不到一萬人。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服裝、音樂、運動、飲食上。當人們享受融入城市、國家、世界的好處，地方特色卻漸漸消失了。同時，國家和世界的文化標準也不停地改變，有時會反映或吸收一些較強勢的地方特色，再傳播到更多地方。例如，由於廣播的影響，從1920年代開始，巴西有許多地方性音樂陸續消失，只有少數成為全國性的音樂。全國性音樂的代表是里約熱內盧的森巴，而森巴很快地流行於國際上，成為巴西的象徵。由於美國和英國兩國的流行音樂在國際上極為成功，英美音樂的西非節奏開始滲透了日本、阿爾及利亞音樂，甚至幾乎是世界各地的音樂。在電視的影響下，原本流行於美國的籃球，也在1970年代開始成為全球性運動。建築風格也漸趨一致，在菲律賓馬尼拉、印度馬德拉斯、加拿大蒙特婁等地，機場、辦公大樓、公寓看起來都差不多。在年輕一代的文化裡，風格統一的傾向尤其明顯。風格的統一最可能表現在廉價商品上，像是無所不在的1990年代棒球帽，幾乎可見於全球的每個城市。
第八章 文明之網的壓力：1890年以後的世界


十、
人類進化史可以說是從簡單的一致走向複雜的一致。在東非，我們的遠祖聚集成簡單的小團體而居，只使用少數幾種語言，採取特定的生存策略。後來，人類的團體分布在世界各地，出現多元文化的多樣化面貌：更多語言、更多組的不同謀生工具等等。接下來，人們發展出更複雜的社會，反映在各種廣泛的政治形式──部落、酋邦、城邦、帝國。就像在幾乎均質的大海中，文化趨於走向文化的分化與異質化，形成局部性的複雜孤島。但多樣化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太久。在歷史的某一點（我個人認為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1年）情勢突然逆轉。文明之網開始發揮作用，減少了不同語言、宗教、政體、政治形態的數量，降低了文化多樣性。隨著網路的成長融合，複雜成了普遍的規律，新的統一性。最佳範例傳播開來；社會因而形成很固定的特質、信仰、制度，以配合無所不在的文明網內的生活。不願意順從這股趨勢的社會，都遭到滅絕；多樣性因而下降。這個過程尚未完成，也不太可能會完成。儘管如此，近兩、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大趨勢引人注目，到達極限之前，也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卻不太可能走回頭路。

目前，人類社會是一張合作與競爭的巨網，透過龐大資訊和能源的流動而得以維繫。這些資訊和能量能夠維持流動多久，而文明之網可維持到什麼時候，還是個無解的謎。 資料雖然可以無限量地存在（雖然需要人力和能量，才能分離有用與無用的資訊，而資訊的來源愈豐富，這項任務變得愈發困難）。照現在來看，太陽在崩解消滅之前，預計還會為人類提供好幾億年的能源（雖然很快我們就需要更有效的利用太陽能，以降低燃燒化石燃料排放氣體，所造成令人不安的地球暖化危機）。追根究柢，文明之網還是有多方面的侷限。

這些資訊與能源的問題，或許可以解決，只是需要多一點時間，不過人類還有其他隱憂。最明顯的是，人類有足夠的天賦能力與暴力，造成自我毀滅。毀滅性軍事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似乎無法避免，而人類自我克制的能力絕對稱不上完善。六百億人（數目還在增長中）串聯起來的智慧， 可以用來建設，但也可用於毀滅，這想起來實在是很可怕的。

複雜社會傾向於造成並維持社會的不平等，歷史上歷歷可見；倘若不平等隱而不易察覺，則問題就不大，但是如今只需付出愈來愈低廉的代價，就可取得愈來愈多的資訊，愈加了解不平等的真相，兩者形成爆炸性的組合。另外人類在既有的武器上，又增添更加危險的武器，實在令人擔憂人類的確面臨毀滅性災難，危機重重。這樣看來，努力減少這些不平等才是穩健之策，但此一目標卻和近百年的長期趨勢背道而馳，甚至和大家所珍惜的自由觀念也格格不入。

無論如何，文明之網一日存在，我們就會比以往更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我們溝通與合作的技能，已經讓我們有資格決定地球與生命的走向，我們主宰了哪些物種生存，而哪些物種滅絕。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已影響地球的環境，程度上超過了環境對我們的影響；而很近的未來，甚至我們改變基因的程度，會超過基因所能形塑我們的行為與生命。人類即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同時控制生物進化與文化演進，但是掌控在哪些人手中，則關係重大。
第九章　結語：大趨勢與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