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2,2017 19:04

殘暴的人性寓言──從《貪婪之家》的視覺機制談起



        本片故事十分簡單,結構前後二分,前段講述一對夫妻利用職務之便,偷取豪宅鑰匙偽裝成上流人士,以重金誘騙移工少女作為代理孕母,透過兩人安排的車禍假象,讓少女頂替妻子的身亡,藉此詐領高額保險理賠。後段則多了一名神秘男子的出現,他原是受託調查妻子死亡真相的相關人士,在得知真相後,他藉此控制妻子(這名不存在的人)的行動,欲以真相揭露為由,向剛領取理賠金額的丈夫勒索巨款,不料,丈夫卻揚長而去,獨留錯愕的兩人。

 

        希臘導演亞歷山卓‧阿拉納斯(Alexandros Avranas)向來擅以省略、限縮而高度控制的敘事手法逐層釋放劇情真相,並以刻意省略或留白的風格製造懸念,因而在觀賞他的作品時,如何呈現敘事遠比謎題揭曉更為重要,因為這正是導演風格建立的主要依據。本片風格頗為特殊,前段以省略敘事與影像上的刻意誤導,讓觀眾處在等同少女受騙的位置,展現夫妻倆對她隱瞞的謀害計畫;後段則建立在真相揭曉後的全知觀點,導演捨棄前段的省略手法,完整而徹底地展現神秘男子對妻子的凌虐過程,讓觀眾處在一個極端不安的位置上,展露人性中的邪惡與殘暴,並進一步考驗觀眾的忍受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本片後段鉅細靡遺地呈現施暴過程與對人性尊嚴的徹底踐踏,與帕索里尼的《索多瑪120天》有相似之處,撇除後者對法西斯主義與窺視慾望翻轉的指涉外,在人性邪惡面的徹底展現與對觀者良心的考驗是相通的。

 

        本片四位主要人物皆無姓名,這樣的安排,旨在說明這是一部探討人性之惡的作品,並非單獨個案呈現,或可視為寓言看待。片中有幾組構圖左右二分的對照鏡頭頗難人尋味,像是開場第一個鏡頭,夫妻並座車內,鏡頭以近景呈現左右二分的平衡構圖,隨即妻子離去,產生視覺上的空缺位置,一如隨後妻子從左右對稱的右邊電梯出現;又或是兩次車庫的對照鏡頭,一次兩車並列二分構圖,一次則產生了空缺。這些視覺上的刻意空缺,就如同敘事上的省略手法,分別指向丈夫走進少女房門後的真正謀算,與妻子製造車禍事件的過程省略。在另一組概念相似的對照鏡頭中,夫妻倆與少女同桌共餐,隨著少女離去,鏡頭停留在無人的空椅上,只見對坐沉思的夫妻倆;其二則是神秘男子與夫妻倆同桌對飲,卻無呈現男子離去後的空置鏡頭。這一前一後,少女身亡的暗示與畫面上的空缺,恰好對應影片前段在敘事上的省略手法;而神秘男子離去後卻無呈現畫面上的空缺,既無死亡暗示,亦無省略敘事,與影片後段完整呈現凌虐過程的敘事風格彼此呼應,同時也形成影片在結構上的前後對照關係。

 

(上圖:身體自由的行動剝奪,下圖:身體自主的心理剝奪。)

         在神秘男子對妻子的種種凌虐過程中,導演有意透過四種不同程度的暴力手法,逐一褪盡「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尊嚴與價值,這遠比單純謀殺或血腥暴力的展現更叫人坐立難安。首先,神秘男子以揭露真相為脅,要求妻子透過撩人的舞姿,喚回他離去的步伐。妻子原以為這只是個尋常要求,看著神秘男子一次次離去的背影,她的舞姿更顯放浪,於是,她逐漸明白了,唯有徹底拋除尊嚴自我作賤,她才能滿足神秘男子的要求,成為「主動」勾引男人狠狠幹她的蕩婦形象。那一次次逐層加劇的放浪舞姿之所以要反覆呈現,是導演欲以此細微差異,展現一個人如何一點一滴卸下人性尊嚴,並以此作為剝奪身體自主權的第一步。隨後的強姦與綑綁,則是從對身體自主權(心理)的剝奪到身體自由(行動)的剝奪。

 

        在這場逐層剝奪人性存在價值與尊嚴的儀式中,妻子最後淪為狗奴,任神秘男子繫上頸圈隨意牽著遛達,她已然失去身為一個人的最後尊嚴。在心理上,她只能接受威脅而任其擺佈,因為她已是一名在法律上不應存在的人;而在身體自由上,她也只能任人牽著狗鍊一步步跪地爬行,等待丈夫的贖回。本片之所以叫人坐立難安,正是因為導演對此段落毫無保留的完整呈現,將妻子遭受凌虐的過程直面觀眾,叫人無法招架。如同前述,導演先以省略敘事與刻意誤導的影像(比如以妻子一人的落寞,對照丈夫與少女間的曖昧鏡頭),讓觀眾與受騙少女處在相同的位置上,隨後再以種種凌虐細節的大量呈現,讓觀眾從受騙少女的位置轉換至受虐妻子的等同位置。正因為這層轉換機制,影片前後敘事手法從限縮觀點(受騙少女)邁入全知觀點(妻子),而影像結構的處理,也從省略轉至毫無保留的完整敘事。

 

         就觀影位置來說,本片後段對凌虐過程鉅細靡遺的敘事鋪排,是導演有意藉殘暴以凌遲觀眾的手法,讓我們彷彿置身在妻子受虐的位置上,任其凌虐,這與《索多瑪120天》的視覺機制頗為相似。在《異端的電影與詩學》一書中,作者娜歐蜜‧葛林(Naomi Greene)指出,「在《索多瑪120天》裡,任何一樣恐怖的細節都是如此地被珍惜,因而被盡可能地拖長……隨著酷刑裝置的運轉,我們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慢慢察覺到,觀看《索多瑪120天》的行為本身已將我們轉變成性虐待儀式的觀賞者(如同片中四位掌權的放蕩者一般)。」正因為觀眾置身位置的轉換(從受騙少女到受虐妻子),觀看本片才會產生如同觀看《索多瑪120天》的相似經驗,讓觀眾處在受虐妻子與觀賞施虐儀式的位置間來回擺盪,直面人性中最醜惡的邪惡面向,並進而對此反思。

 

        阿拉納斯的作品多半在描繪人性中最醜惡的面向,劇情看似煽情,卻以格外冷靜的手法處理,像是2013年的《暴力小姐》所描繪的是家庭性侵醜聞,與本片對照,兩者所呈現的主題均為人性貪婪的不同面貌,一則為「性」,一則為「財」,兩者與「權力」成形人類彼此相殘的基礎核心。阿拉納斯對人性無疑是抱持著懷疑與否定的態度,是以,《暴力小姐》以受害者的暴力反撲收尾,而本片更是以丈夫拋下受虐妻子揚長而去作結,為人性最後一絲希望,拋下最殘酷無情的震撼結局。

註:本文同步發表於《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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