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8,2015 20:40

關於達頓兄弟《兩天一夜》與托爾斯泰《人生論》的生命提問




        達頓兄弟歷年來的劇情片作品風格完整而一致,或許根源於七0年代紀錄片拍攝的經驗影響,發現手持攝影機的長拍方式,更能精準捕捉人物細微的情緒波動與演員當下彼此激盪的演出火花。相較於固定鏡頭拍攝而以分鏡上的特寫鏡頭來呈現人物情緒的渲染,手持長拍的方式似乎更為自然、直接,也更具情感張力。除了在影像風格與導演調度的一致性外,對於內容的極簡化(往往只是生活中的一個關鍵轉折時期),也是他們一貫的敘事策略:透過細節的不斷積累,形成敘事高潮的能量,而在其間的人物衝突便成為敘事上的張力所在。不同於好萊塢對劇情轉折所精心設計的劇情張力,達頓兄弟所關注的總是底層人物生活的困境與道德上的艱難抉擇。他們的敘事總是奠基於真實生活切片的捕捉,去蕪存菁般地逐步逼近核心議題,讓極簡的敘事風格不斷深化,豐厚了看似單薄的敘事內容而自成一絕。究其整題作品一貫的風格來看,與拉斯‧馮‧提爾和湯瑪斯‧凡提柏格等人所發起的逗馬宣言(Dogme95)電影運動的作品風格極其相似:同樣的實景拍攝、自然光源、手持攝影……等風格上的要求。雖然拉斯‧馮‧提爾只在運動發起最初拍了一部符合逗馬宣言要求的《白癡》,便已揚棄這項要求過於嚴苛而有諸多限制的電影運動,但這項主張電影拍攝方式的回歸運動卻在國際間遍地開花,登記序號的作品多達兩百部以上。雖說達頓兄弟的作品風格應是受到自身紀錄片拍攝的經驗影響,但當初逗馬宣言的發起人應該很難想像,達頓兄弟一貫的作品竟會是運動發展至今最近似逗馬宣言創作精神的佼佼者,並且成為這對前輩導演最醒目的作者風格印記。

        關於《兩天一夜》的故事設定(既使是真實事件改編)十分簡單,女主角桑德拉憂鬱症後返回工廠上班,雇主卻在她生病請假期間,發現原本17人的工作其實只要16人也能完成,便以每人1000歐元的獎金為引,讓16位工人投票選擇留下病後返回工廠的桑德拉,或是1000歐元的獎金(對於不甚富裕的藍領勞工,1000歐元足以負擔一位子女的學費與生活費,或是自家陽台的修葺費)。雇主在桑德拉返回前做了一次投票,只有2人選擇支持她留任,14人選擇獎金。於是她的工廠好友帶她一同要求雇主重新匿名投票,只要過半數(9)支持,她便可以留任,而劇情的主軸便在這兩天一夜的周末裡,桑德拉逐一拜訪工友們以獲得支持的歷程。其實達頓兄弟所關注的是人性中利己與利他的道德抉擇,而本片逐一拜訪工友們的過程,正是一場又一場的人性試煉,所有人物背景的訊息都不是重點,重點只在於人要無私地選擇眼前馬上需要被幫助的人?抑或是選擇自己或家人稍後才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托爾斯泰(1828-1910)晚年思想傑作《人生論》(1887)23節裡曾經提到一個相似的提問:假如現在有一個我有一點愛的飢餓老人來向我討飯,而我手上拿的是我心愛的孩子們的晚飯,我該怎樣權衡這兩種要求呢?是滿足眼前不太強烈的愛的要求呢?還是滿足未來更強烈的愛的要求呢?在這本書裡,托爾斯泰指出人的生命就是對幸福的渴求,任何人活著都只是為了能過得好,但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與個體肉體的享受並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全體人類都感到幸福的幸福,才是生命真正的意義。只有對他人無私的奉獻犧牲,意即無私的大愛行為(與墨子視人若己的「兼愛」相似),才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如果每個人只追求個體幸福,只愛自己,便不可能愛別人,同時也感受不到別人的愛。但如果每個人知道他所追求的幸福也是別人所追求的幸福,他就不會去做對別人來說是不幸福的事,同時他的生命也就不會只是追求個體的幸福了。

        關於前面的提問,托爾斯泰做出如是的回答:如果一個人能為了未來的愛的需要(孩子們)而拒絕眼前的愛的需要(飢餓老人)那麼他也沒有能力權衡他在多大程度上為了未來的需要而拒絕眼前的需要,因此他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就總是在選擇那些對他來說是愉快的愛的表現,也就是說,他實際上不是為了真正的「愛」,而是為了自己在行動。未來的愛是不存在的。愛只能是一種現實行為,對現實不能付出愛的人,就是沒有愛的人。雖然托爾斯泰的理想生命概念對現實人生來說有點距離,卻無疑是道生命意義的真理。或許對現實世界較為可親的幸福追求,會是對他人的廣泛同情,但這「同情」的定義並非我們不經內心深處感同身受而隨口說說的表面同情,而是米蘭‧昆德拉對文字原意的註解:所有從拉丁文派生而來的語言裡,「同情」一詞,都是一個意為「共同」的前綴(com)和一個意為「苦難」的詞根(passion)結合組成(共─苦)。對他人的不幸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便是墨子的「視人若己」。於是乎,我們便不難察覺達頓兄弟在《兩天一夜》裡所做的人性試煉並非表面的道德抉擇而已,而是涉及更深層的生命意義與價值的人生課題。

        在《兩天一夜》桑德拉尋訪過程的敘事主軸中,工友們各自的家庭問題與生活困境同時一個接著一個攤開在觀者的面前,讓觀者同時思考如何抉擇(這與紀錄片面臨道德抉擇的過程十分相似)。桑德拉一路上不卑不亢地向同事們述說自己對工作的需求與對謠言的澄清(如果她沒被解聘,16人中將有一人被解聘),希望在獲得他/她們支持的同時仍保有自身的尊嚴。在劇本的鋪排中,達頓兄弟盡可能的平衡雙方立場,每個同事各有不同的背景與需求(有同心一致的夫妻,也有因此反目的夫妻;有理所當然只為自身利益著想的人,也有滿心愧疚後悔自己自私的人……),在各自逐一攤開的過程中,卻同時暴露了觀影上可預期性的缺點。但撇開劇本設定不談,就影像形式來看,如果細心觀察每次桑德拉與同事談話的構圖畫面,便不難發現,在拒絕她的人的兩人構圖中,總是有門裡門外的框線區隔兩人,或是屋外牆邊的線條區分左右兩人,抑或是透過道具劃分出雙方的界線。相反的,在支持她的人與桑德拉之間的構圖中,總是充滿和諧穩定的構圖狀態而無邊框線條將兩人劃分。作為一位自覺的電影導演,影像並非僅是交代劇情的敘事工具,而是電影藝術傳達最重要的媒介。達頓兄弟看似樸實無華的影像語言,其實也暗藏玄機,一如影片在收尾的敘事上,也別有深意。

        影片結尾,桑德拉獲得8位同事的支持,但也代表有8位同事選擇1000歐元的獎金而願意犧牲她的工作權。由於未過半數,桑德拉還是得捲鋪蓋走人。就在此時,雇主同意將她留任並且發放每人1000歐元獎金,但條件是桑德拉必須要等到九月才能復職,屆時將有一位投票贊成她復職的約聘人員(相對更為弱勢的黑人同事)得不到工廠續聘。桑德拉毫無猶豫的選擇離去,悲喜交雜地打電話告訴等待消息的丈夫,自己贏得了一場漂亮的勝利,影片在此收尾。這場漂亮的人性光輝的勝利,並不只是桑德拉成功的說服8(原本只有2)同事支持她的復職,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透過尋訪同事的過程中,深刻體認到自己的個體幸福並不能建立在剝奪他人追求幸福的基礎上。這與托爾斯泰對生命意義的思想論述極為相近,或是以一個比較現代的說詞來說,桑德拉深刻體會到人與人之間彼此「同情(共─苦)」的重要性。因為她選擇自己的離去而不願支持她的黑人同事得不到續聘,她的這一個選擇正與支持她的8位同事做出相同的決定。站在生命課題的選擇上,選擇無私為他人犧牲,苦其所苦,對他人處境深刻地感同身受的人佔了9票,剛好過了半數。而此,正是達頓兄弟對人性價值肯定的一個註腳:一場漂亮的勝利!

備註:本文於2015年5月16日完稿,影片公開放映第二天 ,特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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