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論爭

多年前，還是在野立委的謝長廷院長，對於台灣的選舉文化有一個諷刺性的比喻；選前候選人之間官司不斷、耳語滿城飛，然而，選舉之後，好像一切不存在。這個妙喻在近日來曾經喧騰一時，但卻又尬然而止的職棒簽賭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警檢仍對職棒簽賭案持續偵辦當中，不過，在這次的風波當中，除了看到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再一次展現八卦化甚至低智化的報導以及球迷對媒體的批評之外，我們似乎仍未回到一個問題的根本，也就是，台灣社會如何面對棒球？

　隨著台灣棒球的發展，原本就深受台灣人喜愛的棒球運動，迅速地滲透許多領域扮演隱喻的功能。在當前以肯定殖民者所帶來的現代性生活為基礎的台灣主體性的建構過程當中，必須透過許多現代性生活的體驗藉以證明日據時期的台灣人已與國際同步，在此前提之下，電影、流行歌曲乃至棒球都成為這類歷史書寫的重要一環。就棒球來說，日據時期嘉義農專跌破日本人眼鏡打進甲子園並獲取佳績的歷史特別成為台灣棒球史不可抹滅的一段。這段歷史，一方面強調了作為一種美國所源起的新興運動棒球，很快透過日本殖民者中介傳入並為台灣人所接受之外；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台灣人對殖民者的抵抗。雖然其背後殖民統治之下不對等的權力架構關係被忽略，不過，對亟需肯認自己國際存在與現代性價值的台灣來說，卻也在昔日的殖民史當中找到了支撐的依據。

　就像嘉義農專的傳奇故事一樣，昔日威廉波特的少棒賽更讓為數眾多的台灣人透過電視目睹台灣奇蹟；棒球與國族想像之間的連結也更為複雜。棒球在90年代步入職業化之後，扮演了更多的隱喻功能。中華職棒開打之初，時值社會運動轉型期，球場取代街頭、加油吶喊聲取代抗爭的聲音。第一次的職棒簽賭案爆發之後，江泰權等人西進中國大陸擔任教練，一向弱勢的天津隊一舉成為中國大陸棒球第一，江泰權的故事也成為已經沸沸騰騰的西進呼聲的典範之一。

　2000年之後，棒球隊台灣似乎有著更多的隱喻功能。其一，世界盃棒球賽在台灣的舉行以及好成績，一方面安慰了當時經濟不景氣的台灣人，另一方面，也讓台灣人肯定了自己的國際位置（這種情緒高潮特別展現在曹錦輝初豋板的那場比賽或是亞錦賽對南韓的勝利）。其二，則是政治重新縫合的功能。2004年台灣大選的結果，再一次引起台灣內部的嚴重對立，某一體育台在重播多年前台灣與古巴的青少棒比賽時，主播也不禁指出台灣觀眾都舉著中華民國國旗為例，呼籲大家不要分藍綠！另外，王建民在紐約的優異表現，在媒體的讀者投書當中，也可以看到論者嘗試透過王建民穩健的表現來暗喻政府亦當如是。

　台灣棒球精采的故事太多，棒球作為一種隱喻的例子也舉不完。或許因此，大家都不希望職棒完玩，其中一種心態是中華職棒聯盟或是球團擔心票房問題的消極態度；另一種心態則是球迷之間主流而溫情的意見，例如絕大多數球員都是好的，大家應該支持職棒。問題是，對球團來說，棒球是項生意；對球迷來說，棒球或許是熱情或許是對某個明星球員的崇拜。問題是兩者如何平衡？

　黑道力量介入職棒當然應該持續查緝，不過，台灣職棒的問題卻也並非僅僅存在外力介入的問題。在這次的風波當中，我們發現連明星球員也指出，台灣職棒薪水太低，所以容易發生問題；錢歹賺之類的抱怨人之常情，可是，如果繼續去追二線球員的薪水，我們將發現薪資結構與勞力付出確實有問題。那或許可資與球團協商、其實也一度短暫存在過的球員工會在哪裡？如果現今成立，球團是否打壓？球迷是否可資成為工會的力量？另外，在此次的風波當中，我們也發現可能存在的判斷盲點，也就是警檢判斷沒有問題、然而球團卻將之開除，球員權益如何維持等問題。

　棒球的隱喻功能雖然滿足了台灣集體的某些情緒，但是，更重要的是，對棒球的熱情不要忽略了完善棒球生態的建立，建構一個穩定健全的制度，或許是這次風波的另外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