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2006
在動漫季節中看動漫文化
香港動漫節剛剛結束了,自從動漫節從書展走出來自立門戶,迅即成為同人誌和Cosplay愛好者的盛舉,可見動漫的根子早已深種在我們的文化之中。無獨有偶,除了動漫節,最近還有兩個跟動漫有關的活動,其一是香港藝術中心主辦的「漫畫工地」,其二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搞的「日本動畫展」。同是關於動漫的活動,卻分別展示了香港動漫文化的兩種不同形態,這正好體現了在香港流行文化中,主流與獨立、本土與外來,互相撞擊迸發而出的燦爛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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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0,2006
賞味「書的書」

又是書展的日子了。先別說我們的讀書風氣是否與書展掛勾,但每一年會展場館內擠得水洩不通的情境,就說明了七月的香港始終是書香最濃的季節。在這個所謂的「文化沙漠」裡,會看書的人向來不是少數,但關於「書」的事情,在我們逼得汗流浹背,才能捧走一袋二袋的「戰利品」之後,可能仍是茫然無知。於是,「關於書的書」這個帶著循環論證意味的叫法,能成為書店的新興分類,實在是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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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19,2006
最是橙黃橘綠時
書展裡,狀況有點滯悶,於是胡亂散逛,無意發現了司徒華的新書《橙黃橘綠》,觸動了潛意識下的某條神經,便買了下來,也匆匆讀過了。
華叔從來都不屬於我的時代,小時候對他的印象只有兩個:立法局議員,和民主鬥士,至今印象未改。或許他真的已經從時代退下來,偶有關於他的消息,我都只覺是他在勉勵後輩,和回顧前麈。《橙黃橘綠》收錄的是他過去一年的專欄文章,一路讀來,如同品嚐甘美的青茶,濃淡有緻。而我驚訝的是,在這些風雨仍然飄搖的日子,華叔依然是一身錚錚傲骨,拿起筆桿便寫得狠,偶有跟鄙俗者大肆筆戰,字字擲地有聲,儼有魯迅吶喊的影子。
但我實在看不慣那種寓言「深遠」的心靈小雞湯,居然也成為司徒華專欄的另一種主旋律,跟他的鬥士進行曲譜成二重奏。有朋友說過,〈明報‧三言堂〉裡的華叔很愛講寓言故事,活脫脫是一個慈祥的長者模範。書中不少文章都有如跟圍在身邊的小孩們所說的溫馨小故事,再配一兩句「警醒」之言,沒有絲毫魯迅式的「野草香」,反而像書店架子上的「心靈故事」系列。我深感惶恐,因為沒有看懂,當華叔火氣仍猛,仍然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時候,怎麼會能夠相信這種犯濫的溫馨,而忘記了「可詛咒的時代」的媚俗表徵?
於是,我想到了華叔改這個書名的典故。蘇軾的《贈劉景文》是這樣的:「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所謂「橙黃橘綠」,就是那種不容忽略的晚年美感,雖未必勝過夏荷傲霜,卻別有一番可愛,讓人既回味春夏的燦爛,也感悟一年盡時的美好。這既是司徒華的解說,也是他自身的寫照。
看到「橙黃橘綠」四字時,我似有所悟。我這一代人眼中的司徒華,究竟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港產知識份子形象?
華叔從來都不屬於我的時代,小時候對他的印象只有兩個:立法局議員,和民主鬥士,至今印象未改。或許他真的已經從時代退下來,偶有關於他的消息,我都只覺是他在勉勵後輩,和回顧前麈。《橙黃橘綠》收錄的是他過去一年的專欄文章,一路讀來,如同品嚐甘美的青茶,濃淡有緻。而我驚訝的是,在這些風雨仍然飄搖的日子,華叔依然是一身錚錚傲骨,拿起筆桿便寫得狠,偶有跟鄙俗者大肆筆戰,字字擲地有聲,儼有魯迅吶喊的影子。
但我實在看不慣那種寓言「深遠」的心靈小雞湯,居然也成為司徒華專欄的另一種主旋律,跟他的鬥士進行曲譜成二重奏。有朋友說過,〈明報‧三言堂〉裡的華叔很愛講寓言故事,活脫脫是一個慈祥的長者模範。書中不少文章都有如跟圍在身邊的小孩們所說的溫馨小故事,再配一兩句「警醒」之言,沒有絲毫魯迅式的「野草香」,反而像書店架子上的「心靈故事」系列。我深感惶恐,因為沒有看懂,當華叔火氣仍猛,仍然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時候,怎麼會能夠相信這種犯濫的溫馨,而忘記了「可詛咒的時代」的媚俗表徵?
於是,我想到了華叔改這個書名的典故。蘇軾的《贈劉景文》是這樣的:「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所謂「橙黃橘綠」,就是那種不容忽略的晚年美感,雖未必勝過夏荷傲霜,卻別有一番可愛,讓人既回味春夏的燦爛,也感悟一年盡時的美好。這既是司徒華的解說,也是他自身的寫照。
看到「橙黃橘綠」四字時,我似有所悟。我這一代人眼中的司徒華,究竟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港產知識份子形象?
July 14,2006
如果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
閱讀材料:昆德拉〈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被背叛的遺囑》第一部份)
我們似乎必須接受一個事實:人的命運本就只有悲劇性。所謂快樂,僅僅是悲劇性的缺席,是人對命運的逃避,或暫時忘卻。因此,當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幽默的產生是來自小說的發明時,這彷彿就是說,幽默並不存在於人性和原初世界之中,而是一種附屬於藝術的生成物。
在〈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一文中,昆德拉告訴了我們一個故事,記載在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的《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裡:在大海中的一艘商船上,一個羊販子看見巴奴日(Panurge)模樣古怪,便取笑他是王八蛋。巴奴日決定要捉弄這個傲慢的羊販子,於是便向他買了一隻羊,然後隨即把羊扔到海裡。由於羊的生性,其他的羊也立即跟著這隻羊,紛紛往海裡跳。羊販們急紅了眼,連忙揪著羊角不放,最後全者撲通撲通掉到海裡去了。巴奴日拿著一根篙,向海裡的淹得半死的羊販們耀武揚威,還振振有詞地勸導他們:做人實在是悲慘和痛苦,還不如早登極樂般痛快。最後羊群和羊販們通通都淹死了,一個修士向巴奴日表示祝賀,但覺得巴奴日實在不該付錢買羊,平白浪費了金錢。巴奴日卻答道:「不提錢了,天主在上,我這個玩笑可不止值五萬法郎!」(頁5)。
這個故事的「教訓」並不是要說明吝嗇商販「罪有應得」,或是嘲弄巴奴日的殘酷不仁之類,而是:這個故事根本沒有任何所謂「教訓」!昆德拉無不帶著調侃地說:「假如有人問,什麼是在我的讀者與我之間產生誤會的最常見原因,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幽默」(頁6)。幽默的生成源於作者的創作,但幽默要成為幽默就必須要得到讀者的認可,這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契約」。「小說的契約」是一個道德審判被懸置的疆域,一切社會文化上的道德價值判決都不應在契約中產生效力,這正正就是小說藝術中的唯一道德規條。
於是,不論是作者展開創作還是讀者進行閱讀,所要處理的不是「文何以載道」的問題,而是如何透過「往昔之井」(托馬斯‧曼語),窺視小說的「時代原型」。昆德拉在國際文壇一直享有很高的聲譽,但在捷克國內,他的文學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不過,他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他曾經說過,他對「同代人」這個說法甚為反感,這亦印證了他為何不屑與民族主義鐅痕很深的捷克文學界為伍,而專€注面向世界文學的洪流,甘願背負著「數典忘祖」的知識分子「罪名」。昆德拉相信,透過藝術,我們可以對個體形成進行回溯,從而發現自身中與外在歷史文化無關的「原型」(archetype)。而這種原型,應該是潛藏在某一些人,或藝術作品之中。在藝術上真正的「同代人」,應該是分享著相同的藝術「原型」,而不是任何文化或歷史背景。
因此,昆德拉覺得,小說的「歷史」不可能再是一般意義下的歷史,如果人類的歷史是誕生於人的存在以外的事件組合,小說的歷史則「誕生於人的自由,誕生於人的徹底個性化的創造,誕生於人的選擇」(頁17)。真正的小說歷史徹底地體現了人類的創造力和主體性,因為小說歷史並不外在於人,而全然是由小說家來定義和再定義,而真正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它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頁18)。
但不幸的是,現在的小說大都是在小說歷史之外生產出來的,尤其是自從藝術作品被理論家和革命家視為充滿政治性的抗戰工具之後,這條小說藝術的唯一道德規條便開始失效了。例如我們對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可以有很多種讀法,其中一種就是欣賞其敘事形式如詩般的音樂性,但眾所周知的是,《撒旦詩篇》被原教旨主義者視為褻瀆伊斯蘭教的惡魔之作。昆德拉認為,《撒旦詩篇》被受指責的,不是書中對真主阿拉的褻瀆或對伊斯蘭教先知形象的扭曲,而是小說的藝術本身。原教旨主義者之所以無法理解《撒旦詩篇》,就有如一些讀者不能明白,巴奴日的故事只是一個幽默的故事,而不是什麼具社教化意味的寓言。
如果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那就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明白「小說的藝術」了。昆德拉如是說。
參考資料:
1. 昆德拉(Milan Kundera):〈巴奴日不再引人發笑之日〉。載《被背叛的遺囑》,上海譯文出版社,頁1 – 33。
同步發表:[Rhinotopia]
July 5,2006
遊行以外的七一圖景
遊行不過是一種提出訴求的方式,雖然今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的確已無復零三年時之勇,但數字總不能反映一切。當然我們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的特首是應該由普選產生的,但在相對地穩定的日子裡,遊行大抵已算是一種過度「激進」的表達方式了。當七一遊行漸漸變成政客爭取政治本錢的場所,遊行的方式變得愈來愈沉悶的時候,大部份人最終選擇了我們最習慣的方式:沉默。或許,只有零三年的「七一」,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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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1,2006
口述歷史:另類記錄歷史的方法
口述歷史的魅力,在於它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歷史記錄者,或歷史的主角。廣義來說,任何以自述或訪談方式記錄下來的歷史都可以稱之為「口述歷史」,不過在歷史學的範疇裡,口述歷史始終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研究方法。當然我們仍然可將任何訪問記錄,甚至乎網上日記都當成某種形式的口述歷史,但如果口述歷史僅僅是一種人人可以參與的私人記錄,而沒有填補官方歷史書的空白處,衝擊固有歷史觀的力量,口述歷史就根本不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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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9,2006
在世界盃前夕記起我們的「睇波初體驗」
四年一度世界盃是我們成長的計時器。大概是自電視台開始直播世界盃開始,它就成為了不同年紀的人的共同集體記憶,很多人的第一次「睇波」經驗也往往是發生在世界盃的決賽周。中年以上的球迷大抵仍會記得球王比利在黑白電視中的雄姿,但三十來歲的球迷可能覺得馬勒當拿才是真正的球王,而年輕一輩或者只會記得悲劇英雄巴治奧射失十二碼、施丹的秃頭兩破巴西龍門、又或者南韓令人乍舌的機動足球,等等。今屆世界盃尚未展開,但關於世界盃的一切卻讓我們記起少年時代的「睇波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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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6,2006
在《月台》上開出《字花》:文學雜誌新裝上路
文學並不是文人曲高和寡的喃喃自語,而是城市中應當具備的生活養分。當「香港沒有文學」變成陳腔濫調,文學雜誌生生滅滅,形成不了風尚,那就說明了我們的城市原來是營養不足,生活看似多姿多采,骨子裡卻是焦躁厭悶。最近兩群三十未到的年輕人,繼續持守「文藝青年」的浪漫傳統,各自辦起文學雜誌來。《字花》有如破空出世,令人引頸以待;《月台》卻像隔牆之聲,惹人細意咀嚼。它們的出現,不論成績如何,彷彿都預視了我們的文學地圖即將被重新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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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9,2006
很尖新,也很燥舊 / 《香港文化研究》
香港文化的研究到今日仍然是一個很「時髦」的學術課題,顯示了學術與普及之間的界線已日漸模糊,也說明了香港文化的發展力量仍然旺盛,能為關心香港文化的學者提供水頭充足的研究材料。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化‧研究》算是近年一本重要的香港文化研究論文集,書中收錄九篇論文,題材涵蓋香港文化研究中熱門的課題,像流行文化、身份認同問題等,而當中的作者也是一些響噹噹的名字,如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等,廣為讀者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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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9,2006
旅行的意義
旅行的意義,不僅是一首歌的名字,也是一個人生問題。城市人對旅行的理解大多流於淺薄:旅行只是遠離繁囂、忙裡偷閒的好時光。當我們常常為如何擠出幾天假期去旅行充電而煩惱時,又有沒有想過,此舉仍只是為「這裡」的生活而籌劃,遠沒有達到「旅行」的層次。真正的旅行是離開原來生活,進入陌生生活的浪蕩過程,不少人所熱忱的陽光海灘吃喝玩樂瘋狂掃貨,只是純粹的消費,遠談不上是真正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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