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歲月是一種酵母，足以令記憶發酵。但發過酵的記憶有時會變得不真實，於是便有寫下來的衝動，不只為記憶留下一鱗半爪，更為在當下的十字路口上，尋找通往過去與未來的道路。這是一種文人的心結。

詹宏志也是一位文人。但人們通常會用另一種比較/「摩登」的方式來稱呼他：「文化人」。這些年來他所做的，顯然不是傳統文人的所作所為。他曾任職報館和雜誌社，也做過唱片公司和電視台；他參與過《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九部電影的策劃和監製工作；他沒有傳統文人的酸腐，長期關心台灣及至大中華的文化社會生態，擔當著台灣文化界的旗手角色。近年他最廣為人知的搞作，自然是創辦城邦出版集團，為出版界引入嶄新的營運理念了。

雖然詹宏志幹的都是文化人的活，但在《人生一瞬》一書中，卻居然流露著一份文人獨有的深情。於是，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文化人」與「文人」的根本差別：「文化人」是一種身份，而「文人」則是一種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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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向來是人類唯一的共通語言。哲學家康德認為，「崇高」產生於偉大之物對心靈的原始震撼，是對「美」的無條件感通。而中國的莊子亦曾經說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當中的「大美」跟康德的「崇高」十分相似。可是，今天我們已無法再擁有任何純粹的「美」的經驗了，當藝術創作進入了現代消費社會和公共領域，中西哲人的美學論述都不約而同喪失了精純的解釋力，因為藝術通通都被「政治化」了。或許，這就是藝術的「現代性」。

談論藝術的現代性，首先要處理的自然是語境的問題。現今中國文藝和學術界特別喜歡談現代性，如何界定中國藝術的現代性，亦成為了中國藝術家和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藝術策展人和評論家，高名潞提出了以「整一性」來理解中國藝術的現代性狀況。他認為，西方社會和藝術往往呈現出二元對立狀態，但在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當代藝術的實踐之中，藝術家們都試圖跨越社會和藝術之間的一堵牆，以免重蹈西方藝術的覆轍。正如在2005年由高名潞本人策劃的《牆》主題展一般，「牆」正好被藝術家們構置成對中國現代性空間特徵的隱喻，說明了中國當代藝術雖一直獲得西方的啟迪，卻沒有給牽著鼻子走，而是走著一條富「中國特色」的「跨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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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時尚」是一個空詞。當然我們總可以把各種不同的商品、人物、概念和生活態度等，當成是「時尚」的代名稱，只是要好好拿捏箇中的玄機，實在並不容易。傳媒一直努力為我們塑造「時尚」的生活，但我們所能夠得到的唯一訊息，就是「時尚」根本並不存在，或者並未發生。難道你沒有聽過那些最新流行服飾，全都是在明年秋天才流行的嗎？難道你也沒有發覺那些「城中名人」的生活格調，其實也不可能是一般人過的生活嗎？既然「時尚」不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存在，也未曾在我們的日子裡發生，那麼「時尚」還算是時尚嗎？ ...繼續閱讀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利維坦》(Liviathan)的著作，書中的「利維坦」源於《聖經》中一隻巨大海獸，霍布斯以此象徵他所嚮往的「國家權力」。他認為人類天生就會無休止地追求個人利益，但當人與人之間出現利益衝突時，戰爭就會發生，最後導致死亡。於是人們在「個人利益」和「避免死亡」之間的矛盾中，訂立出各種契約和懲罰，這就是「國家權力」的起源。霍布斯相信，有效的「國家權力」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

但《暴力十二章》的作者索夫斯基(Wofgang Sofsky)卻不是這樣想。霍布斯筆下的「巨大海獸」本來是為防止人類之間暴力而生的，可是海獸會在文明歷史巨輪中不斷生長，最終變成了現代暴力的根源。不過，這位社會學家可不是要宣揚無政府主義，在這本書中，他最終想要指出的是，暴力從來沒有消失，而只是改變了面貌。 ...繼續閱讀

便利店裡的雜誌架似乎揭示了一個事實：處理娛樂雜誌封面的板斧基本上只有一度，那就是把被窺視的女性肉體陳列出來。藝術評論家柏格(John Berger)曾對「觀看之道」作出的深切反省，他認為這種對女性肉體窺視的觀看方式，原來早已植根在歐洲藝術傳統中，我們現在只是將它發揚光大而已。不過，如果照柏格所言，傳統藝術中的女性裸像主要是為滿足男性性慾而設的話，那麼，現在雜誌架上的肉體橫陳，到底又是否為滿足我們的性需要而設？ ...繼續閱讀

照片裡，向田邦子掛著自信的笑容，連眼睛也充滿笑意。但整幀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她頭上戴著的深色帽子。這頂可能是黑色的帽子，牢牢地罩著邦子的腦袋，僅讓她白晢的臉頰窺露出來，而她清秀的玉手還緊緊住帽子，憂鬱得跟笑容毫不相配。這位已故日本女作家的心，到底是否如黑色帽子下的謎一般，深邃得令人捉摸不定？

在這本《向田邦子的情書》的封面上，我們也找到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語：向田邦子是「日人最不想遺忘的——國民偶像」。的確，早年是著名編劇的向田邦子，一直深深影響著那一代日本人，她曾寫過成千上萬部電視劇和廣播劇本，向得觀眾喜愛，更贏得「向田劇」的美稱。但真正讓讀者對她一見難忘的卻是她的散文和小說。邦子的著名作品大多寫於她四十六歲乳癌病發之後，其中包括《花的名字》、《父親的道歉信》、《回憶‧撲克牌》等，更為她帶來重要的文學獎項，可惜她五十一歲時因墜機猝逝，提早結束了她可能會更加璀璨明亮的文字一生。 ...繼續閱讀

或許是歷史的偶然，文化評論人馬國明的一篇名叫〈街道掠影〉的文章，可算是香港「城市學」的典範之作。在這篇文章中，馬國明透過回憶童年時的街頭生活，帶我們遊走於灣仔的橫街窄巷之間，細看昔日灣仔街市的小販，如何體現街道的流動性，以及在整飭社區計劃之後，井然的街道規劃如何趕絕小販文化，使灣仔街頭的多元化特質消失得一乾二淨。

城市學從來不是嚴格的學科，不論在學院以內還是各種媒體平台裡，城市研究或多或少總會長著一條文化研究式的「跨學科」尾巴，建築學、地理學、經濟學等，亦常加入一些資本主義、後現代主義、視覺文化、文本分析等理論議題作調味品。但我們仍不能忽視〈街道掠影〉的啟發：搞城市學研究，應先從個人經驗出發。

沒有理論基礎和文本分析的城市學討論定必空洞無物，但不從個人經驗出發的城市學研究卻有如紙上談兵，沒有血也沒有肉。於是，書寫城市，永遠是經驗先行，這是這一代城市學者的「政治正確」。在《六個中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一書裡，我們便看到一群新一代的「馬國明們」，如何看待城市學的政治正確。 ...繼續閱讀

將「環保」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思想指導，原來已是上世紀的事了。雖然環境問題依舊存在，政府仍會把環保視作政施的重要項目，但我們開始意識到，所謂環境問題，其實只是一系列環環緊扣的當代文明問題中的小環節，要真正面向人類的未來，迎接新世紀的挑戰，我們需要有新世紀的前瞻視野，而不只是在臭氧層破洞、城市開始沙漠化時，才懂得亡羊補牢。於是，如何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成為了新世紀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繼續閱讀

普普藝術(pop art)剛出現的時候，曾經遭受很大的抨擊，尤其在一些保守的藝評家眼中，普普藝術作品大都只是製作容易的劣拙拼貼，毫無藝術性可言卻剽竊了藝術之名。但普普藝術最終成為了二十世紀火力最猛的藝術運動之一，其中的「教皇」Andy Warhol自然功不可沒，之不過對於更多人來說，Warhol的魅力並不在於他對什麼什麼藝術運動的啟迪之上。如果我們不是讀藝術歷史，我們大可以不當Warhol是一位著名藝術家，而是一個可堪欣賞、甚至膜拜的icon，他象徵了主流、大眾、時尚和金錢。Warhol給朋友的印象是「灰姑娘和吸血鬼的混合體」，傳媒卻認為他是「最會賺錢的過世名人之一」，而我們大多都會記得他曾經將罐頭湯和夢露頭像copy and paste，放在博物館裡展覽。 ...繼續閱讀

在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中，有這樣的一個序幕：廚師爸爸整天埋首廚房，努力弄好每一道菜，他刀功精巧，廚藝出眾，在他手下的美食都是精雕細琢，儼如國宴級菜式。但他現在已不是高級飯店的大廚，他辛苦半天，目的都只為煮一頓晚飯，給三個已長大的女兒吃。如此精緻的電影序幕，卻道出了一個飲食秘密，是常被忙碌的城市人所遺忘的：飲食不只為口腹之慾，也是人情之所在。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