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什麼是香港文學？自回歸之前直到今天，評論者的看法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者可以將香港文學當成如京派海派文學一般，以「城市」作單位，梳理出一個脈絡來。但香港的文學生態實在怪異，一方面，香港的殖民地經驗，使香港文學無法系統地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的史冊裡，另一方面，香港文學傾向於對獨特本土生活的關注，以文學輸出作為一種區域性文化交流的手段似乎注定無從發生。結果是，香港文學始終未能突破一個困境，就是既沒有堅實的文學傳統作支撐，亦無法跟別的文學體系發生深度共鳴，變得貧乏而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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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歷史上相當經典的電影是這樣開始的：淡入一遍明暗有致的空中雲彩，觀眾很清楚知道攝影機是擺在航行中的飛機上。雲層或遠或近，但都以俐落的速度退出畫面，明顯就是高速飛行的效果。然後雲層漸漸濃化，變成雲朵中的一遍暗白，突然間，畫面豁然開朗，一片明媚的日光照射到一個廣闊的戰前城市上空，建築物密集而堅實，彷彿展示出人類文明的力量。

片子名叫《意志的凱旋》(Triumph of the Will, 1935)，單看名稱大概也能猜想得到那是一部政治宣傳片了。沒錯，片中所拍攝的正是1934年德國納粹黨在紐倫堡召開黨大會時的狀況，在鏡頭之下，希特拉被呈現成為偉大領袖和英雄，完全符合當年納粹德國的意識形態。但這部紀錄片的經典之處還不只此，片中大量使用了各種超卓的電影技巧，如活動攝影機、以遠攝鏡製造透視效果、以及破格的鏡頭和音樂運用等，到今時今日也是最出色的紀錄片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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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有關現今中國電影狀況的訪談錄，裡面記載了一句近乎口號的豪情壯語：「第五代可以沒落，中國電影不可以」。在今天中國電影界裡，「第五代電影」這個稱號可謂集「榮」與「辱」於一身，像《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類電影已幾成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標誌，但在不少評論家眼中，它也彷彿意味著第五代電影的真正沒落，甚至是中國電影的墮落。第五代沒落了，但評論家們卻相信，中國電影仍必須繼續走下去。於是，這句說話所要指稱的，也許並不是第六、第七代導演所希望肩負的歷史任務，而是評論家們對中國電影的期許和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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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家已當詹瑞文是一位明星，這篇文章卻不是什麼狗仔隊報導。「生剝詹瑞文」，不是要跟他過不去，而是要好好分析和批判「詹瑞文現象」：既然這本身已是一個消費時代的趣怪現象，我們便不怕學學詹瑞文的舞台風格，用上「生剝」這個「消費」用語，意味著認同，也意味著戲謔。

「生剝詹瑞文」，就是要問「消費」跟「表演藝術」之間的關係。正如台灣資深劇評人王墨林不無悲哀地說：「歷史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藝術終究是無法免於被商品化的命運」，既然資本主義已成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沒有被商品化的藝術自然無法進入生活。至於表演藝術呢，沒有觀眾買票入場，戲就演不成，王墨林的評語也就格外顯得燙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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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攝影技術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民間流傳了一個很令人不安的說法：拍照會把人的靈魂「攝走」。科學知識告訴我們，這只是一種無稽之談，但「攝影意味著『死亡』」這一說法，卻是攝影文化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命題。巴特(Roland Barthes)曾經說過，照片所呈現的總是一些「曾經存在之物」，當我們觀看這些「曾經存在之物」，自然會聯想到這「物」或「人」原來只在過去存在，對當下的「我」而言，這就是一種「死亡」象徵。巴特的個人經驗是，他曾經在舊照片中發現了母親年輕美麗的樣子，但在這個時空裡，記憶中年老的母親卻已不復存在了。在歷史與現實交錯的點上，他遇見了「死亡」。我們可以說，這就是攝影的神奇魔力。 ...繼續閱讀

自殺，往往會為藝術家蒙上一片神秘色彩。我們總是傾向相信，藝術家的自毀行為，大抵意味著一種藝術家對藝術和生命的特殊體認，是一般人無法完全理解的。英國劇作家Sarah Kane也沒有例外。

1999年2月，Sarah Kane因憂鬱症自殺身亡，死後遺下她的第五部劇作《4.48精神崩潰》(Psychosis 4.48)。劇中充滿了大量無法辨認的絮語夢囈，既像斷裂無章的詩歌，又像一種內心極端痛苦的激烈宣洩。評論者一般相信，這是Sarah Kane在飽受憂鬱症折磨的情況下，所寫下的最後遺言。這部劇作如同她的其他幾部劇作一樣，都不太容易理解，原因之一是她向來不以一般語言的系統作為主要敘事形式，作品既缺乏情節，對白之間也是互相交錯卻毫無邏輯關係。有人相信這與她的憂鬱症精神狀態有關，作品中所呈現的根本是一種常人無法體會的心靈痛苦，因此作為一個劇作家，她對生命的特殊體認便正好反映在她的作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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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人最怕文章匠氣過重，文筆技法純熟，卻了無靈秀之氣。所以多寫不一定是練筆的好方法，要多觀察、多思考，才能把寫作的筆磨得銳利。但「匠氣」有時未必是壞事，現在勤寫文章的人多受到各種外在限制，如數字、題材等，為了克服這些限制，最理想的方法莫過於練好一種或幾種合脾胃的寫作風格，好讓自己在種種限制之中依然揮灑自如。

所以陳寧在新作《八月寧靜》中的文章是帶點匠氣的，卻恰到好處，這大概就是她的風格吧。陳寧說，她的風格是練習得來的：「每一個創作者，都一個練習者。在日以繼夜的熱情勞動處，慢慢靠近自己嚮往的圖像。有的比較幸福如海明威，曾有那美好的蒙帕納斯歲月，其他人大多無聲無息獨自探求，卻不寂寞不嗟怨，畢竟在練習的過程已得到滿足。」既練寫作，也練生活。因此讀者看陳寧，總覺得她充滿氣質。她出身新聞系，讀過社會學，當過記者、編輯，但更重要的，她曾經旅居英倫、台北和巴黎，那些令人遐思的地方，令她也沾上了一點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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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不是什麼。

或者愛情是偉大的，足以讓我輩凡夫俗子爭相競逐、沉迷不已。但如果換一個說法，愛情其實不過是一種最能引人迷戀的商品「品牌」而已。現代愛情已經無法獨立存在，它只能依附在一些東西之上，而這些東西，通常就是琳琅滿目的商品。所以人們早已把情人節的起源忘記得一干二淨，二月十四日的現代意義，就是要讓你跟你的愛侶，投入這個仿如「愛情散貨場」的消費社會裡，狠狠地消費，然後證明你們之間的愛情是無比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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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只要你開啟了天眼，你就有無限的創意。但對於大部份喜歡創作的人來說，問題不是如何開啟天眼，而是：你是否擁有這天賦之物。當然我們不必想得這般玄妙，換一個提問方式吧：到底創意是怎樣一回事？又或者，究竟創意是可以學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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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月刊》自查良鏞草創至今已四十年，雖不能說是領導潮流，但終究是華文圈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氣候，亦也是一眾知名文人學者以文會友的勝地。文化界一直流傳著關於《明報月刊》總編輯的美談，自查良鏞以降，依次擔任總編輯的分別是胡菊人、董橋、張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到今天潘耀明再作馮婦，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或許我們不能對每位「老總」皆全盤肯定，但這群「總編輯們」四十年來所做的一切，隱然是帶領著我們這一代文人，走過了我們這一個奇妙的時代。正如潘耀明曾語重深長地說：「《明報月刊》是打從歷史走廊穿行過來的」，這未必是功業顯赫，但肯定是任重道遠。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