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JET》(香港)Vol. 65 2008年1月)

插圖跟漫畫是不同的。插圖必須依附在文字之上，是文字敘述的下酒物，漫畫卻是自足的敘事體，雖然我們常看到充斥大量文字的漫畫，但這並不代表漫畫必須依賴文字。我們很少會把插圖當作藝術作品來看，相反，漫畫早就是藝術中的一門，只是一直沒有得到人們認真對待。尤其在香港，漫畫是民間工藝，是流行文化，過去的香港漫畫確實能體現我們的生活，卻就是無法發揚我們文化的藝術意涵。這不是說香港漫畫沒有藝術性，而是說很少人會認真討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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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7年12月14日。[link])

對於古書，中國人跟西方人有著迥然不同的看法。中國人傾向把古書視為歷史文物，著重看古書的歷史和學術價值，若不是把古書收藏在博物館裡供人瞻仰，就是將之積壓在檔案室裡待人研究。西方人呢？他們有時會更重視古書的美感。在西方古書藏書文化中，常常會遇到一種所謂「書癡」的人，他們嘴裡仍懂大談古書的文獻意義，但心裡還是記掛著書的封面設計、孤本善本的版本、還有古書與藏書家之間的故事、甚至書架書梯的來歷等等，你根本不能想像，這種人對書的迷戀有多麼的稀奇古怪。有人說，西方的藏古書賣古書的事情，是一種「紳士的行業」，在古書文化裡，格調上的價值比學術上的意義，實在高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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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7年12月)

每一次社會運動都一次是對彼岸的盼望。岸的彼方，不一定是生前死後的神聖世界，也可以是一種對理想世界的構想，通過實踐，社會運動者試圖把這份充滿盼望的構想，放在這個遺憾重重的現實世界裡。這就是社會運動的宗教性。

可惜，我們總是傾向以「公義」和「成效」來衡量一次社會運動事件的得失，於是只有當扎鐵工人的的確確包受剝削，工潮才是公義的；而亦只有他們最終能獲得合理待遇，工潮方算是成功。從這種思維邏輯出發，出版一本扎鐵工人的詩文集可說是毫無意義了。抗爭成功與否，基本上都只牽繫於他們的示威和談判之上，他們的詩歌，既沒有理論家筆下的批判性和創造力，也沒有革命家口中的綱領性和煽動力，只能算是一種層次較「低」的文藝、一種宣洩、一種遣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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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ET》(香港)Vol. 64 2007年12月)

當代著名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曾經提出過一個稱為「中國作為方法」的著名命題，為的是要拯救戰後日本學術圈裡「中國學」所面臨的困境。溝口認為，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不是全盤接受中國，就是徹底否定中國，令「中國學」僵死在形式主義中。他提倡宣揚一種「自由的中國學」，不把研究目標設定在研究對象上，或研究者的內部，而是以研究本身作為「方法」，指向更宏大的目標。也就是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不能只是為弄清中國文化的本相，也不應只借中國文化來拯救日本，作為方法的「中國學」必須指向世界，通過研究中國，我們獲得了一個超越自身和西方的大視野。這便是「以方法作為方法」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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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7年11月30日。[link])

拿《號外》當作香港文化的地標，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與其說《號外》創造了香港文化的新時代，倒不如將《號外》視作一個因緣際會的文化產物，成功的，只是香港文化本身。上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的關鍵時刻，社會趨向穩定，經濟開始發展，而香港人對這個城市的文化意識正茁壯成長。《號外》由此而生，彷彿是歷史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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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7年11月)

把黃霑和林夕的歌詞列為教科書中的材料，究竟是多少人的願望，實在不得言之。唯一可以肯定，將流行歌詞當作文學作品，跟立意以研究流行歌詞為志業一樣，其原初動機必然是來自一種對流行曲濃烈之愛。這一種愛，足以抵抗研究資料貧乏的困苦。朱耀偉寫這本書的起點，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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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ET》(香港)Vol. 63 2007年11月)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被文章所蒙蔽。當然，人的理性應該足以解謎拆偽，要分辨一篇文章到底是真知灼見，還是謊話連篇，往往不是難事。但真正困難的，卻是在這個連文字都成了消費品的社會裡，我們如何能知道文字作為消費品的各種性質？當我們把一篇情理兼備、觀眾精闢的小文章匆匆一讀，我們所獲得的，究竟是一種對真理的深刻認知，還只是一項可供消費的「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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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7年10月)

那一種音樂應該是這樣的：幾把粗獷而滄桑的男聲，和激盪澎湃的重型音色，結他聲尖刺急勁，穿插著狠而準的鼓音。我閉上經常用作觀看世界的眼睛，只見到暗室中令人暈眩的光閃，幾位面目模糊的搖滾表演者，用聲音和光影撼動著我的心房，以及肉體。然後，我彷彿再聽不懂他們的語言，那是一種與平日所見截然不同的符號，令人血脈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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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節版原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7年9月28日，本文為原版。)

最近，大家都看梁文道了。看他寫的評論文章，看他主持的電視節目，也看他辦的出版社。在香港，當一個稱職的文化人必須奉行「雜家」精神，什麼學問也得懂，哪怕只是懂得皮毛；什麼事情也得幹，哪怕是一直幹不出什麼名堂。當然，梁文道的「熱」，不是因為他幹得多、懂得雜，而是他實在幹什麼也很在行、很到位，寫文章持平精闢，上電視風趣幽默，近來開始辦起出版社，也是頭頭是道。在「文化」這個市場上，可算是深諳「包裝」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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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ET》(香港)Vol. 62 2007年10月)

那似乎是傳記書寫的慣例：人出生，成長，建功，犯錯，老病，然後死去，最後就是一生的評價。寫自傳的人此生未了，自然會少寫最後兩三步，但往往脫不了這種線性的軌跡。政治家的生涯比較好寫，他們的畢生功過都驚世駭俗，鋪陳出來，偶而添上一些溫馨柔情，就足以引人入勝。作家哲人呢？他們生命的可讀性是否夠強，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比如康德的一生就無甚足觀，他的傳記跟他的哲學著作，根本就是同一部書。相對來說，海德格的傳記可能更加堪讀了，最起碼我們可以細味一下，他跟納粹的眉來眼去，究竟算不算是一種「哲學家的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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