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JET》(香港)Vol. 68 2008年4月)

當我們談到一位作者甲影響著另一位作者乙的時候，我們會遇到兩種情形：一、甲和乙身處同一個時代；二、甲的時代比乙早。一般的理解是，在第一個情形裡，甲和乙可能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而在第二個情形裡，則只有甲影響乙。但意大利作家艾可(Umberto Eco)認為，不論我們談的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必須預設有丙：一種潛在的文化影響力。於是，不論是否身處相同時代，甲和乙的影響關係，都可以細分成三類：一、乙在甲的作品中發現一些東西，但他並不知道那是來自丙；二、乙在甲的作品中發現一些東西，並上溯至丙；三、乙直接參照丙，但事後卻又發覺相當的東西也在甲的作品出現。這種，甲、乙和丙之間的關係便構成了一個互文性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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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修改版曾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8年3月14日。[link])

香港總是曝光過度的。一張曝光過度的照片，影像理應充實飽滿，但偏偏看起來一片白茫，細緻肌理無從分辨。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城市，它總是被討論、被理解、被詮釋，面目卻依然模糊不清。外籍香港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在回歸前為香港文化下了一個相當著名的診斷：香港文化的特徵是「逆向幻覺」。「幻覺」是看見不存在的東西，「逆向幻覺」則與之相反，是對存在之物視而不見。香港文化中西駁雜混種，偶然窺見日常生活中的本真之物，便會以為看見鬼魅，嚇得魂飛魄散，為著心安理得，只好佯裝甚麼也沒看見。就好像那張曝光過度的照片，白茫之下明明還能映出風景的痕跡，但既然拍得不好，便當作從未拍過，推倒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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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ET》(香港)Vol. 67 2008年3月)

在這部魯迅傳記的末部，作者朱正收入了一篇名為〈魯迅的一世紀〉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一些在大部份魯迅傳記中都不會提及的事情，卻跟我們眼中的「魯迅」有著莫大的關係。

1937年，即魯迅逝世一周年，毛澤東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了魯迅：「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及後在1940年，毛澤東更撰文公開推崇魯迅：「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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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3月)

去年我曾試過一次投稿，但遭回絕了。徵稿遊戲是這樣的：一首三十字以內的短詩，刊在一個2008年的日曆裡，一天一詩，共三百六十五首。我不願把「短詩」視為詩的一種特殊體裁，但事實是我無法把短詩的輕巧拿捏妥當，投稿之時已心知不妙，果然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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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文匯報》(香港) 04-02-2008)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著名命題，而他的小說文字畢竟是「重」的。相對而言，被昆德拉讚譽為「這個時代最了不起作家」的同鄉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卻更能拿捏文學生活之「輕」。《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是赫拉巴爾最著名的著作，所述的是一個捷克小鎮的戰時小故事。赫拉巴爾的出色之處，是他寫出了同輩捷克作家寫不出的東西。例如，昆德拉思想深刻，小說負荷卻總是過大；另一位同樣享負盛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文字質樸而有致，卻始終糾結於「布拉格之春」的精神鬱悶中。

赫拉巴爾是一位最踏實的文學家，他精準地發揮了「輕」、「快」和「準」這些小說神態，洗刷掉多餘的文字脂肪，把一個捷克鄉土故事單單純純地娓娓說出，我們讀不到過多的悲情或沉思，反而感受到一種「好兵帥克」式的幽默。《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所呈現的可能是最在地的捷克韻味，而我們也總能從這具體的「韻味」當中，嗅出一整個文學宇宙來。這才算是我們最需要的文學情態，而不是那筆「生命之輕」的糊塗帳。

(原載於《JET》(香港)Vol. 66 2008年2月)

哲學家彷彿都是古人。只有思想深邃，也懂得生命的人，才能是真正的哲學家。但因著學院的複雜體制，「哲學家」一詞總有著一道閃光的光環，沒有多少人願意妄自稱大。於是，「哲學家」都成了印在書本上的名號，指稱的不是古人，就是即將作古之人。

我不想稱呼關子尹為哲學家，儘管他早已是享負盛名的哲學學者。他為這本最新論集改了一個令人出神的書名：「語默無常」，據他自己的解說，「語默」源出於《周易‧繫辭上》：「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他認為，「語默」是我們對於天地、生死和人情的回應。「語」是語言，我們也必須以此作為回應萬物的通道。但語言是動態的，既非本源，亦非終結，因此我們才要學習如何「默」。關子尹說：「哲學的智慧，就是教人盡心盡性地去生，然後又無牽無掛的去死，以便由動而復歸於靜。吾人生於世上，在種種責任與角色的要求下，總不能恆靜而無語，不過言說無論可以如何精彩，言說者卻又不能不知道所有言說都有其限制，一若一切生都不能踰越死，動都要歸於靜！」因此「語默無常」道盡了生死之間的道，我們在看重語言力量之同時，也需為緘默留有餘地，這大概就是關子尹的哲學思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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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2月)

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 Fichte)說過，「人們將選擇哪一種哲學，就看他是哪一種人」。所以對於詩人來說，哲學只有一種，那就是「詩」，或是「詩化哲學」。大陸學者劉小楓就曾經用過這個說法來命名他的一本舊作，書中他要研究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的發展，但歸結出來的，卻是一種關於美學的哲學。

「實際上可以說，浪漫美學不過是詩化哲學，浪漫哲學不過是泛美學化的哲學」。劉小楓相信，美學從來就不只是粹純的審美技巧，而是跟所有哲學問題交織在一起，構成生命的真理。而詩，正是「美」的最終體現。由此，他攝取了浪漫主義的內核，提倡一種詩與哲學合一的「詩化哲學」。「未來的哲學就應是詩化的哲學。沒有詩意，就沒有哲學」。

詩是世界的救贖，因為詩才是生命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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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Metropop》第89期 2008年1月17日。)

有時候，「集體回憶」是一個給粉飾過的神話。

還記得小時候聽過的歌嗎？每次聽到，都總有一份無法言喻的親切感，也總比新歌來得好，人就是如此懷舊，所以聽慣七、八十年代流行曲的朋友，終究聽不慣不了現在的流行新歌，那怕這些新歌之中，亦有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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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朋友之邀，多寫一篇談《號外三十》的。我拿了別的角度來寫，但前後兩文互相印證，感覺總是怪怪的。

(原載於《文匯報》 2008年1月7日。)

若以香港總人口的比例計算，《號外》肯定是小眾讀物。不過對於文化界的人來說，縱使你不是《號外》的長期讀者，相信也務必要對這本部頭碩大的雜誌有起碼的認識。同樣道理，既然現在有人盛意拳拳編出一本《號外三十》，縱使你嫌貴嫌重而不願把它買下來，也總得要當它經典文本一般，閒來無事翻上幾翻，才不會跟這香港文化潮流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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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1月)

那一年，我已當了好一陣子業餘觀眾，自忖需要自修一下戲劇知識，便去了當時還未結業的東岸書店逛逛。在戲劇書的架子上發現一冊厚厚的硬皮書，我不假思索便拿到櫃台前。數著零錢的時候，書店問我：「你是戲劇系的學生嗎？」「不，」我有點靦腆地答道，「是我自己有興趣看。」書店怪怪地笑了一下，便不再說話了。

這段往事我久久不能釋懷。問題並不是一個劇場觀眾該不該看戲劇書，而是在沒有任何正規訓練下，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戲劇這門藝術？這本硬皮書是台灣志文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戲劇藝術欣賞》，美國著名戲劇學者布羅凱特(Oscar G. Brockett)所著。據說這是華文戲劇書中的一部經典，因為書中幾乎涵蓋了一般戲劇系都會教授的所有戲劇史內容。有一段時間，我老老實實地把這本書讀了一遍，自覺長進不少。但日積月累的觀劇歲月，令書中所說的一切有如夢魘一般反噬著我，逼使我必須不斷思考，所讀的書跟所看的劇之間究竟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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