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7月)

這不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因為生活實在單一乏味。有時我會希望，社會上能出些小亂子，搞搞那惱人的建制文化，不過四十年前那種席捲全球的火紅，似乎又實在令人害怕。但是我後來才明白，當建制仍然存在，火紅也定必存在，只是一直沒有燃燒到我們的身邊。

很久以前就希望能讀到像《自己幹文化》這樣的書。常看到社會行動者一直在努力，總覺得他們充滿熱誠，卻欠缺創意。有些前輩偶然會對我訴說一些外國的狀況，最令我悠然神往的通常都不是那些人的敢作敢為，而是他們的手段和謀略。聽說過外國的烈士們會佔領空屋、在街角塗鴉、在貨倉起舞、甚至喊出「重回街道」(reclaim the street)的口號，但這些都恍如江湖閒話，散落在網絡世界裡，翻查起來大費周章，也無從入手。難得台灣《破週報》總編輯黃孫權獨具慧眼，把《自己幹文化》一書譯介到華文世界，對於「讓社會出亂子」這一偉大事業怎樣能在我們的生活之間發光發熱，可謂功德無量。
...繼續閱讀

(原載於《JET》(香港)Vol. 71 2008年7月)

城市就像一隻不斷生長的巨獸，舊的東西給拆掉，新的東西在傷口處長出來，這是城市的新陳代謝。有人說是新大廈驅逐舊房子，拆除傳統社區，城市的血脈根源也被斬斷，巨獸於是變得滿身銅臭。但很多時我們都不會想得太多，拆掉天星皇后、鏟平喜帖街，我們只覺得遺憾，亦只停留在遺憾的階段上。因為我們發覺，給切除的並不是巨獸的死皮腐肉，而是我們的記憶。對於不斷生長的巨獸，我們感到不安，覺到焦慮，甚至弄得一腔憤慨，因為我們的記憶沒有得到尊重。
...繼續閱讀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6月)

時值1767年5月1日。德國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剛寫好了一篇文章，那是關於在他工作的劇院裡的一個演出劇目。萊辛寫得很仔細，不只因為那是一位年青編劇的作品，他希望給予恰如其分的批評和意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藉著文章中表達他對戲劇藝術的一些想法，那怕文章只是僅供小報刊登的篇幅。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在這所劇院裡共看了五十二個演出，亦就這五十二個演出寫了一百零四篇文章。不久之後，劇院因經營不善而宣佈結業，萊辛丟了工作，也沒有再寫這些劇評文章了。但這一百零四篇文章卻留傳下來，成為了著名的《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繼續閱讀

(原載於《JET》(香港)Vol. 70 2008年6月)

書到用時方恨少，何以早不恨，遲不恨，偏偏到了「用時」才恨少？有一個文人的神話是這樣的：某某人書讀得多，而且讀得快，於是他便成了讀書名家了。這種古今中外任何時空都總有幾位的名家，從不恨書少，因為在他們的肚子裡，就是一個長長的書目，到了用時，順手拈來，總有十冊八本曾經翻過讀過的書，足夠他大用特用。 ...繼續閱讀

(原載於《文匯報》(香港) 19-05-2008)

從唱遊詩人「退化」成文化行動者，廖偉棠開始不像廖偉棠了。近年讀他的文字多了，好些都是評論文章，可那彷佛都不是廖偉棠的真身。唯有進入寫詩狀態的他，才能擺脫他那份長長的文化人覆歷，將詩化的感動扣連到生活裡，讓他那種「後青春期」的液態心境流露出來。那些相對乾澀的評論文章，雖然言之有物，還是扔進垃圾桶裡去好了。

或者應該說，詩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行動，所以廖偉棠仍然是文化行動者。我經常納悶：他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狀態中寫詩的呢？他好像產量很多，也好像有著源源不絕的靈感，但儘管他已享有很高的評論，他好像無法寫出一兩首震驚世界的極品，當然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想用詩來叩問世界了。畢竟時代早已不屬於詩，不論是香港、台灣、還是內地，詩仍是邊緣，卻不再先鋒。對於詩，我們依然懷著莫大的戀慕之情，但詩早就失去了改變世界的勇氣。於是，當我拿起一張印有詩的油印紙時，心裡已沒了那個時代的沉重、那段歲月的激情，反而當我捧著廖偉棠的詩集，輕慢地細讀著，仍能依稀想像到詩與生活的交纏質感。
...繼續閱讀

(本文修改版曾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8年5月17日，刊登版題為〈李照興 用「香港眼睛」看祖國 〉。[link])

早前梁文道發表了一篇名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討論。他說，當政府仍然以為香港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香港其實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他又說，他不是要抱怨什麼，而只是想認真地思考，他這一代吃香港文化奶水大的文化人，到底還能為這個地方付出什麼，又到底是否應該走出香港，北上神州，為「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做做指路明燈？
...繼續閱讀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5月)

在電影《四百擊》(400 Blows)裡，有這樣一幕令人充滿幻想的場景：電影開始，畫面裡出現了巴黎的鐵塔。那時鏡頭正在從鐵塔的底部移動，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個明媚的巴黎天，汽車在寬闊的巴黎大街上駛過。觀眾就坐在汽車裡，臉貼著玻璃，迎面而來一座壯麗的鋼鐵建築。隨著汽車高速駛過，我們的目光始終停留在鐵塔支架分別的底部，久久不願離去。如此一個鏡頭，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已帶我們遊遍整個巴黎，餘下的都是另一個故事了。
...繼續閱讀

(原載於《JET》(香港)Vol. 69 2008年5月)

終於到了《誠品好讀》決定休刊，香港也未能造出一份像樣的深度文化雜誌。大概在文化和出版界別裡，台灣終究是一個無法完成的鏡像，我們希望學得似模似樣，但總是失望而回。據說台灣向有「哈日」之風，而香港之「哈台」，雖從不是主流生活，也實在不乏支持者。這不算什麼「文化後殖民」，只是從出版風氣和文化氛圍來說，我們仍仰望著台灣。正因如此，以後在誠品書店買不了《誠品好讀》，才會讓人茫然若失。
...繼續閱讀

(本文刪節版曾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8年4月18日。[link])

張國榮彷彿沒有死。他仍然在我們之間徘徊，在歌聲中，在光影裡，也在粉絲們與非粉絲們的記憶縫間。但張國榮確實已經死了，就在那個瘟疫漫延的歲月裡。他好像帶走了一個香港的時代，一個屬於流行文化的時代。留下來的，只有他的風華，和對他的某種情結。

是的，只有像張國榮這樣的明星，才值得為他患上情結，也才值得為他寫上一部深度專書。今天書寫張國榮的是洛楓，一位研究流行文化的學者，一位詩齡不短的詩人，但更重要的，是她對張國榮的迷愛。在激情和冷靜之間，她為這位已然離開的偶像著書立說，向讀者展示張國榮的藝術形象，是如何的精采迷人，也是如何的值得用艱澀的學術語言來深化。人們稱洛楓一句「戲迷學者」，她亦欣然接受，也唯有在這種「學者」和「戲迷」的身份之間輾轉不定，她才敢於向張國榮送上「禁色的蝴蝶」之隱喻，既燦爛奪目，亦不落俗塵。
...繼續閱讀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8年4月)

對於布魯克(Peter Brook)的盛名，大多數人都僅限於記得那個關於劇場的經典定義：「我可以選定任何一個空的空間，並將它稱作一座空蕩的舞台。當一個人在他人注視下走過這個空間時，這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的全部」。如此瀟灑的說法，也彷彿印證他的作品之簡潔。就像剛在香港藝術節中演過的《短打貝克特》(Fragments)裡，當燈光還沒有放盡，觀眾便看見一個幾乎是可行技術上最簡樸的舞台空間，一個或兩個或三個演員走進了這個空間，然後，戲劇便發生了。有評論說布魯克過份迷戀簡約風格，反而失卻了貝克特(Samuel Beckett)作品的藝術張力，演出無疑是失敗的。借用布魯克在《空的空間》(The Empty Space)中對「僵化的戲劇」(deadly theatre)的分析，我們可以這樣回應：將貝克特的作品演得很「貝克特」，是僵化的極致，因為我們已不知不覺將「貝克特」看成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形式。正如布魯克自己說，當形式誕生，便注定死亡。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