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都是浪漫惹的禍。

所有自詡是文藝青年或者是文化人的朋友，十之八九都會對「開書店」有一種難以言諭的情意結。書店，在這些人的觀念裡，不僅僅是賣書的地方，而是一種浪漫的文化符號。書店一定要有性格，即是不隨波俗流熱賣流行鄙俗小說或者牛津字典，選書需具品味，文史哲藝術電影劇場，未必樣樣俱備，但總要專精一兩項，譬如從前旺角東岸的詩歌文學和灣仔POV的電影兩性，店主特立獨行，顧客心領神全。一般大書店的店員像連鎖式時裝店售貨員一樣，只會為你找所需貨品和收錢，唯一不同大概只有大書店的店員不會吊高八度跟你說再見，但人們對這種「浪漫型書店」的店員卻另有一番期望，親切友善自然不在話下，店主必須對文化有廣闊的視野，不可被商業社會所荼毒，而店員呢，懂得書是起碼條件，閒來更可更讀者們介紹一下新書好書，從而提昇讀者素質，那就是功得無量了。當然，如果能有寬敞的打書釘環境，甚至能提供咖啡，讓讀者可以愉快地享受閱讀的樂趣，無既更為理想。

當店主看中我的時候，我心中想的書店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模樣。我知道自己絕不會當書是貨品，自問對書有一份莫名的溺愛，再加上我也自詡是文藝青年，剛拋掉商業社會的高薪厚祿，回到校園「尋找理想」，這種浪漫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令我當上了一名沒多少薪金的兼職書店店員。

浪漫的想法最好不要兌現，否則你會因發現世界運作的真相而心惡痛絕。當書店還未開張，我仍在躍躍欲試的階段時，店主已不下數十潑我冷水：開書店永遠是一門生意，繼續生存下去是首要。那就是意味了：你一定不能夠太特立獨行，跟風流行書必要時也要賣，只入高深文化哲學會令你的書店封塵；賣咖啡不只是營造氣氛，也是生財的重要技倆，畢竟咖啡的毛利比買書高出好幾倍；一切商業性的手段，各種廣告市拓，有必要也一定要幹，不要當作背棄文化使命的妥協行為。

當然，作為店員，關於資金的問題我不用顧慮太多，但書店店員這份工作也不見得浪漫。千萬不要以為當書店店員可以免費打書釘，樂趣無窮，書店店員也不過是店員，跟時裝店店員沒有兩樣，有顧客時要看舖，全神貫注，一眼關七，沒有顧客時要「執書」，幹著文化苦力的活。而且儘管你如何懂得書，書海無涯，你又能解答多少顧客的難題？現在資訊爆炸，一般性問題，譬如馬奎斯除了《百年孤寂》還有甚麼作品、幾米一共出了多少本書、又或者請你介紹幾本深度旅遊書之類，根本不用店員解答，反而要解答的可能是：代訂一本已絕版十多年的詩集、介紹一下一位南美寂寂無名的作家作品的中譯本、甚至是找一本連書名和作者名都記錯的書。我深信，作為一名書店店員，在網上搜尋以上資料的速度會較一般人快些，但這樣一個店員，跟一部網上搜尋器有甚麼分別？跟從前「浪費型書店」模型中所塑造的「有機」(Organic)店員形象，還有很大的落差。

千萬不要以為當書店店員是一件浪漫韻事，當你還是顧客，當書店店員才會浪漫。

如果沒有這次疫症，我們之中大概沒有多少個會經歷過疫症蔓延的日子。

香港最大的一次疫症是1894年發生的鼠疫。據歷史記載，鼠疫剛爆發的時候正值初夏，疫症蔓延得很快，當時政府把病人隔離在醫療船「夏珍尼亞號」上，又飭令部分居民撤離民房以便清理，但當時一般老百姓大多不信西醫，而且又流傳港英政府會把隔離的病人大批殺死，結果弄至人心惶惶，紛紛逃返內地。

我們回看這場鼠疫，不過是歷史事件一樁，彷彿跟我們沒有關係。台灣作家施叔青曾寫了一部以香港為背景的「香港三部曲」，藉描寫妓女的一生，記錄近百年香港的歷史變遷。在第一部《她名叫蝴蝶》中，潔淨局(即相當於今天的衛生局)洋人幫辦在鼠疫其間奉命封鎖民房，卻遇上了年輕的華人妓女，發生了一段霧水情緣。施叔青對鼠疫下人們的生活有著詳細的描述，是顯微鏡式的觀察，但這段文字言情味道濃郁，對歷史鮮有作宏觀描寫。

相對於施叔青的文字，法國作家卡繆的《瘟疫》便是鳥瞰式的敘述。在卡繆筆下，一個城市因瘟疫而遭隔絕，書中沒有鮮明的人物，亦沒有曲折的情節，作者運用冷峻的筆觸，敘述城中鼠疫的蔓延，病人的慘狀，政府防疫的工作，及至封城後人們的種種反應，猶如一齣宏觀的記錄片。所以有人認為，《瘟疫》不是「小說」，而是「記事」。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卻是個統計數字。」當年鼠疫留給我們的意義大概也是一些統計數字。現在，新聞報導每天喋喋不休地公佈染病和死亡數字，日後回看，會不會也是一堆統計數字？我們面對這將成歷史事件的疫症，除了好好地活著，是否能夠也為歷史留下時代的見證？

原載於《U+》第48期

東岸書店終於要結束了，我們又少了一家有性格的書店。有人說東岸結束令文化界少了一個聚腳地，的確，曾經不少新書發佈會、另類漫畫展、新詩朗誦會(就是不見有小說朗誦會)在這裡舉行，沒有東岸，這些小眾的文化玩意也不知在何處搞。最近聽說有個新書發佈會在灣仔青文書店舉行，當然那是青文自己出版的書，但綜觀香港各二樓書店，跟東岸的格調比較接近的二樓書店大概只有青文，都是較文藝、較小眾，唯一不同的應該是，青文比東岸少了一份儒雅，卻多了一份學究的沉厚。這就是書店的性格。

幾家有開設零售店的大型書商除了會賣自己出版的書，賣別的出版社的書，也會賣台版書、國版書，所賣的書種亦很平均。乍看好像是照顧各類讀者，其實就是雜而不精，有點像超級市場，總讓人覺得四平八穩、整齊得過份，而且毫無個性。大書商有大書商的考慮，四平八穩無可厚非，但二樓書店也不見得一定有其個性。

不記得是哪一家書店首先發起的風氣，就是在書店裡設置一些座位，讓顧客可以坐著看書。曾經有一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在一家設有座位和桌子的二樓書店裡看書，看得入神之際，忽然讀到一段精采的文字，忍不住便要拿出紙筆抄寫下來，不想這時來了一個女店員，要我馬上收回紙筆，並說店內的書籍是不可抄寫的。當時我心中納悶：書店安排座位不是為鼓勵顧客可以在店裡仔細閱讀而設嗎？我不過是抄了一小段，難道以為我會把整本書抄寫一次，然後便不買，因而影響書店的生意？紙筆也不淮拿出來，豈不是連記下書名、寫下三兩句感言也不能？要顧客可以在店內仔細閱讀，又不淮他們寫下閱讀心得，這算是甚麼辦書店的思維？是不是要顧客當買書機器？

逛書店的氣氛不好，是香港經營書店者的一大弊病。台北敦南誠品書店是廿四小時營業的，店內設有咖啡室和小劇場，更重要的是誠品的經營策略令敦南誠品儼如一個「蒲點」，書店會員有買書折扣，店內的小劇場時有演出，咖啡室是人們約會的熱點。在香港，你鮮有聽過有人會相約在星光行商務的咖啡室見面的。這一點，油麻地的Kubrick書店算是搞得比較像樣，起碼它鄰近電影館，有一個與書店融合得不錯的咖啡室(美中不足的是地方不夠寬敞)，而且有定期藝文活動，愛書人樂於流連。

香港的二樓書店或許沒有誠品的經營條件。不過現在的「二樓書店」多只是「二樓」書店，是一種買書折扣的指標。為了生存，以折扣吸引顧客實是無可避免，可是，「二樓書店」這個詞語畢竟有一份詩意，它包含了對經營書店的執著，和對閱讀品味的追求，二樓書店的存在意義正正在於，它能夠營造一種獨特的書店個性，譬如東岸對新詩文學的熱忱，Kubrick書店刻意營造一種波希米亞式的藝文格調，還有年前結業P.O.V.對兩性文化的執迷等，姑勿論在商業上成功與否，它們無疑能夠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反觀現在幾家較出名的「二樓」書店，大都以賣台版書為其大方向，說穿了也只不過是有折扣、台版化、二樓化的大型書商。店子裡書類還是雜而不精，還是像超級市場，還是四平八穩，還是整齊得過份，還是毫無個性。

P.O.V.早已變了乒乓球室，東岸自言轉攻出版，青文店內格局讓人覺得他們對書店早已意興闌珊，剩下的就只有依附著電影院的Kubrick書店，但它給人的印象總是像台灣誠品，而不太「二樓書店」。至於各大書館和「二樓」書店，在這個「後東岸時代」，相信都不會對我們的「二樓書店」文化產生任何影響。

韓少功：《馬橋詞典》
台北：時報出版，1997。

大陸作家韓少功曾經寫過一本關於方言的小說，名叫《馬橋詞典》。「馬橋」是湖南省境內一個偏遠的小村寨，曾經是戰國時期詩人屈原的流放地，亦是韓少功知青時代的勞動場所。韓少功曾待在馬橋六年，他根據自己所見所聞有關馬橋的源流和人物傳奇，以編寫詞典的方法，列出詞彙共百餘條，包含了馬橋的歷史民風，以及不少作者曾遇過的有趣人事。我們無法確定書中所述的是否完全真確，而《馬橋詞典》是否一部小說亦在評論界爭論不休，但其寫作方法無疑是別開生面的。

我們很難想像，像馬橋這樣一個荒僻的地方，居然仍有這麼多千奇百怪的方言詞彙，而很多也只盛行於馬橋一帶，外人根本難以理解。韓少功曾說：「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難度。」這句話令我想起，文化隔膜的出現其實不僅是方言的問題，也同時跟語言創造和傳遞有密切的關係。

廣東話是一種方言，而香港人說的是廣東話的某些變種。儘管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均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基於歷史發展和文化落差的因素，「香港話」有著一種極複雜的方言構造。「香港話」沒有因為政治的發展而趨向跟中國大陸的「普通話」統一，而是各自發展，互相滲透，但不是融合，香港政府和民間均沒有打算讓香港和大陸的語言進行「大融合」，極其量只是搞個象徵式的兩文三語。這點新加坡便做得徹底得多了。

有不少發祥自香港的詞彙都是來自民間，而且都不約而同被視通俗文化，而且以一種極高的速度不斷更新和蛻變。比如說，跟一個女孩談情，一年前的用語是「溝女」，今天流行的用語則是「界女」(「界」在廣東話俗語中意指「切割」)。要注意的是，舊有的詞彙不是被廢去，新的詞彙也不是完全取代舊有的，這「主流」並不是在這個地域裡的人的主流，而是操控在一小群語言創造者的手裡。創造者的唯一權力是創造新詞語，比如創造「界女」這個詞。這個詞語還有沒有保留「跟女孩子談情」這個意義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透過語言傳遞者(主要是傳媒)的傳遞，新詞語會變成為潮流象徵，然後才漸為人所用。不過，由於新詞語創造速度快，新詞語很可能還未曾普及便被更新的詞語所取代，形成貼近潮流資訊的人與遠離潮流資訊的人的語言落差，於是乎，流行的「方言」在潮流資訊的群族中流通，非潮流資訊的群族則沿用原來的用語，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間隔的模式，這是非地域性也非時代性的。而且，由於新詞語的創造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演繹和深化，不論在意義上和文字美感上也缺乏深度，新詞語可能會很快便消失，令時代性的語言間隔重新出現。

新語言的使用有時也會反過來影響群族內的價值觀。再以「界女」為例，有一種說法是，「界女」原來是「介紹女孩」的意思(還有另一種說法是，男生希望切入女孩群中，藉以結識她們，就是為「界女」)，這本身已少了「談情」這一層意義，而語言傳遞者以訛傳訛，由「介女」變成「界女」，甚至有種侵略性的意味，令使用詞語的人傾向改變其思想和價值觀，去遷就語言的潛在意義。

群族創造方言，方言亦會創造群族，這是一種奇怪的語言發展方向。

常常以為香港作家總是少了一份自覺，筆下的人物事件都是風花雪月傷春悲秋，基於城市的微弱脈搏，我當然不預期(但卻期望)我們能寫出一部《百年孤寂》或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但最少，起碼能有一些本地的作品，能讓我們緊扣著這微弱的脈搏裡，窺伺這個城市正在流逝的歷史。

在世界歷史的洪流裡，香港的命運其實可以大書特書，很多人都明白，偏偏我們身在盧山，看透街頭巷尾的大城小事，卻找不著香港的歷史洪流。施叔青寫《香港三部曲》時，雖已旅港多年，看她寫作計劃的野心，亦顯見她對這個地方的認同和自覺，但畢竟仍不能冠以「香港作家」的名號。大抵只有《香港三部曲》這類名字才以配當在香港的史詩，但我們寫不出自己的史詩嗎？就正如如果《奧德塞》不是荷馬所寫，是否意味著希臘文明已經敗亡？

《香港三部曲》寫的是香港殖民史，故事由一八九四年香港的一場鼠疫開始，藉敘述一個十三歲時被綁架到水坑口當妓女的女子黃得雲的一生，反映香港近百年的殖民地歷史。作者對前殖民時期的生活掌故描述可謂巨細無遺，尤其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不過我明白那可能只是作者的文化想像，故事具有強烈的懷舊情結，甚至作者本身在第三部《寂寞雲園》裡以「我」的身份追尋黃得雲的故事，找到了其曾孫女黃蝶娘，但黃蝶娘其實只是黃得雲的化身，黃得雲是黃翅粉蝶，黃蝶娘也是黃翅粉蝶，而她們，也就是古舊的殖民地香港，一個非中非洋的雜交個體。

黃得雲一生中一直依附著不同的男人，阿當‧史密斯是典型的殖民者，對黃得雲充滿著「東方主義式」的好奇，也象徵了殖民/男性的霸權；屈亞炳，一個假殖民者，企圖藉著殖民者而獲得權力，但膚色卻令他永遠無法得到，這是殖民地裡獨有的畸胎；姜俠魂是黃得雲的另一種文化想像，也許她的骨子裡仍殘留著一點民族意識，姜俠魂是戲曲武生，典型的傳統中國產物，而傳聞中他亦是革命者，在世紀之初，革命與殖民似乎是一種互相避開的兩種文化，黃得雲仍幻想著離開阿當‧史密斯，離開殖民者的勢力，回歸民族的文化，但當她面對著戲台拆走的空地，她就應該明白，被殖民者是沒有依靠的，改變命運只有靠著自己，這就是被殖民者的命運。

我不知道黃得雲的故事到底有多數殖民地香港的影子，因為她的故事彷彿在大戰後就止住了。我始終覺得《寂寞雲園》是最為失之交臂的一部，其實作者自己也承認，寫《她名叫蝴蝶》時是「深深耽溺於黃得雲和她的英國情人這一段充滿殖民地色彩的情恨糾葛，沉迷浮沉其間，幾至無可自拔。」結果導致往後下去，《遍山洋紫荊》也推展不多，而且集中在黃得雲的愛慾交纏，她精彩的生命已在頭兩部發育完成，化蝶高飛，到她漸得子蔭，黃家發跡，黃得雲的生命高速枯萎，而作者在第三部《寂寞雲園》創作的黃查理、黎美秀、黃蝶娘等，隱隱充滿著遺缺。香港會隨黃得雲而枯萎嗎？我有時感到遺憾，作者既然有著外來者的自覺，竟然跟九七這一個大命題擦身而過，無疑令人婉惜。據說施叔青寫《寂寞雲園》時已離港回台，難道她那時已失去了當初的認同感？

「蝴蝶，我的黃色粉蝶，我的香港。」施叔青的香港在這裡，我的香港在哪裡？我的香港史詩又在哪裡？

愛看書的人要面臨一個弔詭，就是想看的書愈來愈多，看書的時間卻愈來愈少，於是，選擇看甚麼書就成為了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有的人看書沒有多大的計劃，甚麼書也會看，興之所至，便到書店圖書館裡逛逛走走，題材吸引，便順手撿來，捧回家裡讀個痛快。有的人會追捧潮流文學，這些人必定讀過《哈利波特》，正在追看的自然是《魔戒三部曲》，要不然就是《富爸爸窮爸爸》或者《誰搬走了我的乳酪？》，這些都是(起碼是這一陣子)佔據著暢銷書流行榜前列位置的書目。這類人的讀書計劃十分簡單，就是看著暢銷書流行榜的走勢，但他們只有追逐潮流的快感，沒有深度閱讀的興味。

近代美國專欄作家費迪曼(C. Fadiman)曾經寫過一本叫《一生的讀書計劃》的書，羅列了一百本號稱一生必看的好書，其中包括了文學、宗教、歷史、科學、經濟、哲學等等的名著。大概這位人兄認為要讀遍天下名著，才是一個有意義的讀書計劃，誰不知名著也有過時之日。可又有些人另走極端，一生之中大概只翻過幾本書，於是便有人以紅(樓夢)學大師、金(庸)學名家自居，彷彿世間上就只有這幾本書有閱讀研究的價值，這豈不是輕視了其他有用之書？

讀書計劃也是一種哲學，千萬別信「十本好書」，也別看「暢銷書流行榜」，想想自己希望從閱讀中獲得甚麼，再去擬訂自己的讀書計劃。

我家裡的藏書很多，差不多佔了房間四分之一空間。而且書的種類很多，學生時代的參考書、小說、知識性的、雜誌等等。這都只怪我興趣又多又雜，總是沒完沒了看個不停。

這可能跟我的看書習慣有關。借來的書不好看，尤其是圖書館的藏書，因為有時間限制。看書不同讀課本，講究心情和環境，我多數會在睡前看書，謝絕了日間的騷擾和引誘，讀起來分外專注。可是生活節奏緊湊，未必能晚晚抽時間看書，而看借來的書，常常記掛著何時要歸還，時間緊了，便會不斷「飛書」，看書的樂趣也去了大半。

在書店裡「打書釘」呢？也不好，因為永遠也看不完。書店裡的書太多，你拿起一本，正想翻看之際，眼角又瞥見另一本書，手上的書翻了幾頁便馬上扔開， 又翻看另一本，不買下它你也休想看完。我曾經聽過有人在書店裡打了一整天「書釘」，只為看完一本薄薄的小說。這種看書的方法，苦也。

因此我只看家中的藏書，可是當買書的速度比看書快時，家中還未看的書便愈來愈多了。買書很簡單，看看書名作者，隨便翻看幾頁，覺得有趣的，便付錢取書；但像我這樣生活在大都會，要看完一本書卻要大費周章，買十本才看一本，結果家中未看的書堆積如山。

所以現在我很少逛書店，就算逛也盡量忍住不買，因為買了書而不看，我覺得好像拿書本去填海，有點對不起它們。

最近驚慄小說大師史提芬．京(Stephen King)宣佈停止在網上繼續連載新作《植物》(The Plant)，理由是大部份讀者在瀏覽完小說之後，都沒有付出一美元的費用。他還說，直至逾八成曾瀏覽其小說的讀者付款之後，才會繼續連載。

很顯然，事件暴露了網上文學的一些弊病。

互聯網的發展令文字藝術多了一個既新鮮又廣闊的發展空間。愈來愈多所謂的綱上創作園地，歡迎各方網友投稿，不論好醜，照登不誤，所以如果你有一點文學鑑賞能力，看過這些投稿之後，也許會有「慘不忍睹」的感覺。互聯網的空間太大了，大得連大量「劣質」、「未達水準」的作品也收容得下，況且少了投稿出版社、編輯審核、然後掏錢印刷成書、再由讀者選購這層層「品質檢定」，文學似乎愈來愈不值錢了！

曾經聽過一位本地詩人說，有些人喜歡創作，便隨隨便便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出書，但出了的書卻無人問津，他們好像沒有仔細想想，文學創作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不是馬馬虎虎寫了出來，便不需要向讀者負責？似乎大部份網上文學也有類似的問題。

明顯地，綱上文學還很不成熟，作品經不起最基本的「品質檢定」，也抵不了時間的洗禮，因為很少人會翻看兩個月前的作品，要保存作品，往往也要依靠傳統的出版方式，像朱少麟的《傷心咖啡店之歌》。

為了保持大師級的尊嚴，看來史提芬．京還是好好地出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