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一個流傳在網絡的戀愛日誌，卻居然成為日本熱賣百萬本的暢銷書，而且還不斷被改編成漫畫、舞台劇、電視劇和電影，「電車男」風頭之盛可謂一時無兩。早前《電車男》中譯本在中港台大賣，旋即已成為時下最熱話題。電影版於10月6日在港上映，票房如何仍是未知之數，不過以香港觀眾一向對日本潮流文化的吸納程度來看，相信仍會延續這股「電車男」熱潮。不過，在繼續追看這位「電車男」如何追求「愛瑪仕小姐」的同時，解讀一下這個本來只在網絡流傳的戀愛日誌，如何衝擊傳統的網絡文學，並在潮流文化和文化工業生產者的推波助瀾下，演化成一個熱爆的文化現象，箇中趣味絕不比「電車男」的故事遜色。 ...繼續閱讀

《公共知識分子 - 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徐昕/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公共知識分子卻是一種現代職業。 ...繼續閱讀

原載於阿麥書房「本地獨立出版力量書展」特刊
刪節版載於《明報》2005-08-07 D9





一、獨立出版

什麼是獨立出版？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繼續閱讀

愈來愈覺得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已無甚可觀，每當進入館場，最耀眼的不是那幾家大型書店的攤位，就是排隊搶購流行新書的人潮。如果說香港書展能反映出香港書業的的狀況，所呈現出來的並不是「迫爆玻璃」的興旺，而是一片蒼白的單調：消閑讀物、工具書和台灣書仍然是主流，大陸簡體字書籍亦挾著低廉的價格而蠢蠢欲動，反觀香港的獨立出版，儘管常有優質出版，卻往往乏人問津；另一方面，幾家大書店在書展展館仍如市面書店狀況一般，獨攬大部分市場佔有率，二樓小書店不是絕跡書展，就是跟隨大書店的主流賣書趣味，否則就只有落得門可羅雀的下場。香港書展某程度上只是粉飾書業太平的場所，我們根本看不到箇中黯淡的一面。

我們都知道，出版與書店從來都是唇齒相依的關係，早有人指出本地獨立出版的不振與二樓書店的沒落有著莫大的關係。由於獨立出版印量少，銷售遠不及消閑讀物和工具書，在綜合型大書店的分類制度所制肘下，不是被閒置在偏僻的角落，就是因書店不願再訂而長期缺貨，甚至可能是早就絕版，再版之日遙遙無期，結果很快便隱沒在大書店面目模糊的書架裡或被市場和讀者所遺忘。於是，一向自詡擁有獨特個性的二樓書店則成為了獨立出版的唯一出路。然而，近年二樓書店的「綜合書店化」和「簡體版書化」正正打擊著獨立出版的唯一生存空間，較老牌的二樓書店如田園、樂文、榆林等都因為市場考慮而效法大書店的營運方向，著重全方位的書種銷售，漸漸磨掉了強烈的書店個性，成為一些只位處「二樓」、長期有折扣的綜合型書店。至於近年湧現的不少二樓書店均走銷售簡體版書的路線，以薄利多銷的策略吸納逛二樓書店的常客，簡體版書種類龐雜，書店進貨沒有明確章法，這些書店的所謂「書店個性」甚至比賣台版書的書店更見薄弱。「二樓」本來意味著個性和品味，但現在二樓書店不再「二樓」，一切營運均以簡單的市場邏輯作為依歸，在消費主義向導下，無形中淹沒了缺乏市場價值的獨立出版的生存空間。

其實香港並不是容不下獨立出版，也不是沒有個性二樓書店的生存條件。在固有的書業市場運作以外，獨立出版和二樓書店的聯盟，反而是開發另類生存空間的良好契機。

一個社會需要多元聲音才可能靈活發展，二樓書店的「非二樓化」與獨立出版的萎縮卻正好體現了香港書業的一元化。「非二樓化」表明了讀者、書店與書籍之間只有消費與被消費的關係，因而消閑和工具書才會大行其道，但這並不意味著二樓書店和獨立出版與讀者之間不應存有消費關係，而是應該從消費過程中打破「商業」與「另類」的簡單對立，「另類」不一定沒有市場，只是在一元化的書業運作之下，經常觸及不到相應的讀者，而讀者面對著模糊的書架景觀，也不知從何讀起。二樓書店未必需要為市場因素而全盤抄襲大書店的營運模式，相反，它們最大的好處是能藉著其獨立性和靈活性，為本地獨立出版建立銷售平台；書店亦無需死抱傳統的書籍分類機制，反而可以為具特色的獨立出版社、出版品牌和個別專題建立陳列專櫃，也可以將優質獨立出版放在本來只放新書和暢銷書的當眼處，為逛書店的顧客提供更多面向的出版資訊，和推介優質獨立出版。書店更可利用其空間上的靈活性，舉辦新書發佈會、小型書展和交流會等，在主流書店和出版以外讓獨立出版有發聲的機會，更可營造二樓書店的獨立個性，衝擊傳統書店文化，甚至將書店事業視為一種人文關懷，藉商業運作引介給讀者和公眾。在市場的觀點看來，這也是一種策略性定位。

當然，獨立出版和二樓書店結盟，最大的意義仍然在於為社會打造一個有效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一般譯作「公共空間」，但這裡用此翻譯以跟public space有所區別，以及強調public sphere的非空間性)。香港的獨立出版向來擁有一種本土關懷和社會批判勇氣，如青文書屋的本土藝文書籍、進一步和樂施會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叢書、還有近年為數不少的視覺藝術出版等，正好體現了深刻的本土特色和對社會狀況的關懷。二樓書店可以透過在書店空間裡發生的活動配套，展開獨立出版與讀者大眾對社會文化議題的討論，並可利用書店與傳媒之間互通聲氣，藉書店選書、新書簡介、書評、書店活動報導等，以傳媒為渠道，引發更深廣的社會輿論，讓讀者大眾能夠從認識更多獨立出版的過程中，思考更多社會文化議題。而二樓書店亦可成為一個持久的公共領域場域，讓讀者大眾與獨立出版獲得更多互動的機會。說到底，書店仍然是在書業中迎向讀者大眾的最前線。

我相信獨立出版與二樓書店不是純文字的死板事業，而是在商業主流以外介入社會的一場運動。獨立出版要以文字回應社會，二樓書店則藉著跟出版社、讀者和傳媒的交流討論去傳播這些社會回應。書店店員不是「賣書機器」，讀者更不是「啃書動物」，從閱讀、交流、討論到批判，才是對社會的真正關懷，而不是一味高呼祥和穩定。

趁著書展的季節，我們應該在參與和不參與之間，好好思考一下獨立出版與二樓書店的意義和關係。


原載於
阿麥書房「本地獨立出版力量書展」特刊
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 [link]

《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
時報，2005年。

星星野火，可以燎原。但野火註定無法一直燒下去，二十年前種下的火，到今天已沒有意義，剩下的，只有點火的姿態。

今天重讀《野火集》二十年前的文章，令我無可避免地有一種「隔」的遺憾。在現在的世界潮流裡，二十年能跨越幾代人，台灣早已變天，戒嚴時代的社會意識亦在新一代逐漸站穩歷史舞台之際隨風消逝；在地緣和政治上，我所生活的香港，跟台灣遙遙相隔，也從來沒有「愛黨 = 愛國」的獨裁政治，甚至在九七之後，「愛黨 / 國」的意識也只能植根在九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像我這一代，出生於龍應台野點火之際，卻在海的對岸享受著資本主義豐收成果的香港人，當年的野火大業，跟今天香港的政治意識爭奪戰一樣，彷彿都是無聊透頂。那一種「隔」，是一種「感不同身不受」的遺憾，我這一代香港人，大抵仍會震撼於龍應台的點火姿態，卻永不能明白當年台灣在專制政治下的社會鬱悶。

但我們還得好好地細讀這本早已封存在歷史記憶裡，卻剛好在龍應台遊學香江時，被文化界炒起的應時之作。為什麼？因為在《野火集》中，體現了一種知識份子的道德智慧，那就是：如何讓知識份子發揮有責任發揮的批判力。知識份子的批判力，在每一個建制內，必不可少。

如果《野火集》真的有一種所謂的「野火精神」，那一定不單是對主流意識的批判。馬克思說過：「批判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情感是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野火帶著烈火般的狂暴，劈頭第一句就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龍應台揭破了社會的不公、官僚的腐化、還有國家觀念的迷思。但正如馬克思所講，批判只是一種揭露迷思的手段，而手段則需要講求策略。站在極權政治和意識的巨大身影之前，不同知識份子會選擇不同的策略，以實踐他們的道德承擔。有人會選擇深入虎穴，直接揭破腐蝕的核心，以換來牢獄之災；有人會選擇走在體制以外，以流亡者的姿態在外叫罵；也有人會選擇踏上革命之路，以行動試圖推倒一切。但激進只是最崇高的道德選擇，卻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策略選擇，龍應台沒有直接揭破，更沒有當上革命者，而是留在主流建制內，作最大的「顛覆」。在《野火集》的文章中，她不能盡情揭露極權體制的敗壞，只在民生教育的「小事」上大造文章，因為她要保存《中國時報》這個主流媒體的發聲地盤，以「小聲叫喊」來讓冒昧的人民自從獨立思考中自我覺醒。所謂的「野火精神」，重點其實不在所點的火，而在於點火的姿態，一種怎樣點火的選擇。

結果，《野火集》仍然是激進的，「小火」已釀成「大火災」，不足一個月已再版二十四次，龍應台逾越了禁線，再無法以「小聲叫喊」的姿態來點火。於是，她選擇了離開。當然她自己也曾說過，《野火集》出版後離開台灣只是家庭因素，但我們仍可以視之為知識份子式的流亡，使她能遠離被批判的權力核心，以免走上消亡之路，或者登上後極權時代的權力核心，成為另一個主流意識的代表。

畢竟，龍應台是幸運的，她能及時卸下「批判者」的身份，以「流亡者」的姿態重新思索自身的知識份子路，同時也一直經歷著知識份子式的最佳成長藍圖：點火、流亡、思索、繼續點火。

可惜，知識份子的事業註定是薛西弗斯的神話，批判是一項永不止息的事情，大概就正如龍應台引述夫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對權力的理解：在鬥爭之中，往往不是善與惡的鬥爭，而僅僅是惡與別一種惡之間的角力，誰獲得權力，誰就是惡的代言者。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從前政治上的「惡者」已漸漸被時代巨流沖去，我們空有點火的姿態，卻好像已再無可燒之物。但龍應台卻提醒我們，在惡與惡的鬥爭之後，惡不會消失，只會變得更強大、更多面向和更無孔不入，使之更難以揭破。知識份子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道德勇氣，才能繼續承擔當代知識份子的責任。

重讀《野火集》給我最大的啟示是：今天的知識份子，太多點火姿態，卻太少辨別應燒之物的能力。

載於「香港獨立媒體」 [link]

《文化起義》
CUP，2004年。

一本本應在1984年出版的書，到2004年才出版；一本本應在2004年看的書，到2005年才看，似乎不算太晚了吧？

《文化起義》的勢頭很盛，但始終是應時之作，長期放在書架上，到底有點格格不入。「起義」算不算是「革命」我不知道，但熱情盛熾，冷峻不足，仍然是短打文章的宿命，也是所謂「文化人」的淺薄。

在一個沒有豐盛文化的地方，文化人才能是社會的動物。文化人游走於媒體，引介批評所謂的文化藝術，說穿了就是一種「作為消費品的文化」(culture as consumer good)。他們是文字生產者，也是文化工業的介紹人，甚至是生產文化的藝術家(artists of producing culture) – 他們會為百姓創造出社會上可以作為文化評論的討論點，以顯淺的「文化理論」包裝，令他們儼然變成刺破冒昧帳幔的英雄，然後以此賴以為生。他們把文化玩弄得有如玩弄琴弦和畫筆，使這個「小寫文化」變成一種重創作倡快感的藝術形式(art form)，便是為「文化的藝術」(artistic culture)。比如說，如果沒有西九龍事件，龍應台來港這陣子大概沉悶得多，若不是政府的愚蠢淺陋，胡恩威沒有這麼多文章可寫，梁文道沒有這麼多電視上，劉細良大概也不能為CUP出版這麼多快狠準、讀時賞心卻隨時可扔的即食文化書。

當然，是世道膚淺造就這群文化打手。我常常想，這個城市大概沒有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只有文化小混混和玩得熟練的高級文化小混混和大混混。成熟的公共性在於公眾意見能左右社會走向和遠景，在革命和亂世的時代，專制政府掩蓋得住地面聲音，卻封不住地下悠悠眾口，而且打壓愈大，反動亦愈大，而思考的高度也愈顯著，這是淺顯的物理定律。香港真正的悲哀並不在於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而是在軟性專制統治下，我們儘管可以隨心所欲發言，卻構成不了能左右大局的公眾意見，推動社會進步。知識份子都躲在學院裡明哲保身，走在公共場域的都是小混混，要不然就是抱著小混混心態的知識份子，絲毫沒有準備流亡的決心。《文化起義》內的文章有鏗鏘的論點，也有澎湃的文句，卻無法匯合成一種推動力量，只淪為一堆跟言情小說沒有本質上分別的消費文字，給自詡是熱愛「文化」的人的消費品。

有一種仿似語重心長的說法是：「在有限的空間裡，盡量幹吧！」缺乏冒險精神，沒有赴死姿態，青蛙永遠都會在井底的。

創刊三年多的《E+E》，在最近一期(2005年春總第十二期)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用了一位新進女演員楊淇的照片作為封面。坊間傳言，由於《E+E》的排版一向密密麻麻，不少街頭書報攤都不肯賣這份「深奧」的文化雜誌，但這期都因為封面吸引而忽然賣起來了。這件小事告訴我們，原來這本香港旱有的知識性文化雜誌，已經悄悄地演變著。《E+E》的轉變，不僅反映了香港文化雜誌的出版生態，也同時象徵了近年文化圈子的脫變，畢竟在不少人眼中，《E+E》已成為香港舉足輕重的文化路標。 ...繼續閱讀

在香港，熱愛閱讀的人都會羡慕台灣能有《誠品好讀》。從前在香港不易買這本向來是閱讀文化指標的雜誌，入貨的書店很少，貨量不多，缺期情況也很嚴重。最近《誠品好讀》終於正式在香港發行，當中的意義不只是我們可以在香港更易買到，同時還宣示了《誠品好讀》已衝出台灣，銳意要成為一本華文圈的閱讀文化雜誌，更具視野。然而，對於閱讀氣氛普遍疲弱的香港來說，最值得討論的問題自然是：我們為何需要《誠品好讀》？

關於文化的討論和分析，往往需要在文字中完成。相對於一般書籍，雜誌能提供即時的引介，而較之報紙，雜誌卻又有著更多沉澱討論的空間。雜誌的連續性可以為社會開發一個持久的公共領域，就不同的議題建立討論平台，甚至模塑潮流。事實上，香港並不缺乏具有文化深度和人文視野的雜誌，如以高級知識份子為主要讀者的《明報月刊》、濃厚中產生活色彩的《號外》、結合社會、潮流和生活題材的《CUP》、貼近潮流文化的《JET》、以至近期開始走向市場、甚有港式文化人特質的《E+E》等，切入點各有迥異，但都能以深刻的視角引領文化潮流和拓展讀者視野。不過縱觀這些雜誌，似乎仍欠缺了一本以閱讀為本位的文化雜誌，這種閱讀文化雜誌的優勢在於，它們往往能從專題企劃中出發，介紹各種相關的延伸閱讀和書籍評介，帶領讀者進入閱讀氛圍，把討論問題的工作，從雜誌編輯和文化評論人身上，伸延至廣大的讀者處，建立普及的閱讀風氣，開拓更豐富和更多面向的討論。而《誠品好讀》雖非香港本土出版，卻剛好填補了這方面的蒼白。

《誠品好讀》在台灣的成功例子告訴我們，一個成氣候的城市閱讀潮流，實有賴兩部重要的啟動機器：完善的出版資訊平台，以及深度的書評機制。對於讀者來說，出版資訊並不來自出版商，而是來自書店。香港的大小書店雖未至於成行成市，也算是十分興旺，可惜書店大都各自為政，大書店分配了大量資源到售賣工具書之上，對人文藝術書籍的引介不足，而二樓書店又資源不夠，部分更為保生存空間而趨向「大書店化」，所有新書不分類別優劣一律只擺放在當眼處，讀者實在難以依靠逛書店來接收各種出版資訊。《誠品好讀》卻有著誠品書店龐大完整的出版資訊和深厚的人文風氣所支援，使它能擔當愛書人的閱讀指南，為讀者勾勒出一個較完整的最新出版藍圖，使讀者免去亂逛書店之苦。

另一方面，對讀者來說，書評不只介紹和推廣書本的內容，還提供了一種深入的閱讀意見，豐富讀者的閱讀行為，而像著名的《紐約書評》這類重量級書評，甚至背負著批判社會的功能。因此，深度書評對於閱讀潮流的走向實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近年不少香港報刊都不約而同開闢書評欄，但大部分所謂「書評」其實都只是「書籍簡介」一類的消費性文字，不少更只是將印在書背的介紹文字改頭換面而已，殊無新意和深度。由於缺乏閱讀文化雜誌的整合，經常出現同期報刊一窩蜂只介紹某幾本話題書的現象，如年前鬧烘烘的《達文西密碼》，以至年初村上春樹的新作《黑夜之後》等，讀者根本難以單從這幾本書的小小介紹中，掌握當前的出版內容和走向，這些「書籍簡介」事實上連作為出版資料平台的條件也不夠。《誠品好讀》一向以深度書評著稱，對於話題書也能發掘出精闢的閱讀視角，書評作者也多獨立於雜誌和出版社，持評多中肯得多。

去年《誠品好讀》改版，走出了誠品書店的簷篷，正式迎向市場，在內容和設計上都增添了更多城市生活元素。但不少讀者均感到失望，改版後雜誌加入了大量各類廣告以迎合市場，價格也受市場影響而大幅提高，這種商業化的趨向彷彿令《誠品好讀》失去了從前的人文重量。但經過一年的驗證，《誠品好讀》的改版看來是成功的，因為它給予我們一個重大的啟示：成功的文化雜誌總脫不了市場考慮。《誠品好讀》的轉向，就是要示範一本文化雜誌要真正形成對社會潮流的影響力，必須在市場競爭中找到合適的位置。能面對市場，才能令雜誌貼近大眾生活，覆蓋層面廣了，照顧到大眾的閱讀需要，避免曲高和寡的閱讀行為，才能令「閱讀作為一種時尚」成為可能。這不僅是《誠品好讀》，也應該是所有愛書人的心願。

文化圈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要害一個朋友，最好勸他去辦雜誌。」辦文化雜誌大概是無底洞，香港出版界似乎仍容不下一本類似《誠品好讀》的雜誌。只是，近年中港台的出版交流日漸頻繁，一個關係緊密的華文出版圈已告成形，《誠品好讀》為拓展海外市場，內容上開始針對台灣以外地方的閱讀觀察，亦早已不乏香港作者供稿。看來他們已準備肩負起作為一本華文圈內重量級閱讀文化雜誌的角色，同時兼具多年建立起來的國際視野，可謂任重道遠。比起在大陸和台灣，各地華文書籍在香港的流通顯然更為容易，《誠品好讀》對閱讀話題的觀察和閱讀時尚的提倡，應能在我們的城市發揮極大的作用。

原載於《明報》2005年6月5日

文字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大的發明。比起任何一種曾經出現過的符號，文字是最能將抽象具體化。創世時期人們沒有對神的話語作出記錄，一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文字，二是人懂得跟神直接溝通。將聖經寫成聖經，於是人開始懂得閱讀，卻不再需要跟神溝通，人類開始墮落，也開始進步。要進步便要文字，因為文字讓知識成為知識。而書籍也即文字，歷史的教訓讓我們明白，當文字讓知識成為知識，「書籍」、「知識」、「文明」和「進步」都變成了同義詞。

有一種古老的看法是，書籍是神聖的，連帶掌管書籍的機構，如圖書館、書店等，都也是神聖的。在前印刷時代，圖書館的神聖性反映在知識高貴性，也反映在封建社會的階級性，印刷術去掉圖書館的光暈，同時催生了知識的普及化。書籍作為人類與知識之間的媒介，失去了自身的高貴，卻是通向高貴的道路。

現代人總喜歡將圖書館和書店視作精神上高貴的地方，當你置身在書海之中，便有如浸泡在知識的世界裡，你在書架之間蹓躂，根本不可能讀清每一本書，甚至連書名也看不清楚，你有一種暈眩的感覺，但你仍然興奮，因為你好像懂得全世界。因此，你相信圖書館職員或者書店店員是一份理想工作，因為你熱愛書。

資本主義的利害之處，不僅是要你脫不了商品的操控，更使你生活在商品的操控下仍懵然不覺。有一些所謂愛書之人，可以愛一本作者簽名的書，可以愛一本一百年前的精裝絕版書，甚至可以愛一間古雅的舊書店，以及那條精巧的書梯。這些人的淺薄在於，他們不自覺地將書籍以及與書籍有關的事物當成商品，然後戀上它，這正正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戀物癖：忘記書籍的使用價值，而迷戀它的符號價值。書籍再不是知識，而是一種貪慕「所謂文化」的情懷。

一個書店店員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他亦最能清楚明白在書店內書籍的商品性。書店店員工作的時候，在書架之間蹓躂的經驗總會讓他渾身不自在，因為每當他將一本書放在架上，這本書就會變成商品。他需要尋找避難所，逃離資本主義的魔掌，但書架又會化成夢幻中的城市風景，如同商店櫥窗般向他招手。他終於會狠狠地被書擊倒，因為他脫不了書作為知識工作的吸引力，但同時又免不了書作為商品的排斥力。他成為了書籍的漫遊者(Flaneur)，站在商品書籍社會的邊緣，在投入逛書和背離逛書之間猶疑不決。

我開始不相信「愛書人」的鬼話，而只相信書本裡的知識。

姜戎：《狼圖騰》
長江文藝，2004年。

歷史應該只有兩種讀法：一、借古鑑今，以前人之經驗，作為今人之教訓。歷史不會倒流，過去的史實於我們有何關係？但歷史卻會重演，智慧不如柏拉圖所講，是回憶，而應該是累積，當我們相信，站在巨人肩上才會進步的時候，我們方可真正的進步；二、將歷史當在情懷。王者的豪情飛揚，將帥的慷慨激昂，又或者才子佳人的浪漫淒美，英雄的末路悲歌，比任何文學作品都引人入勝。而歷史之所以更具情懷，是因為你總能在閱讀歷史中，找到跟這些王侯將相美人俠客某種血統上的關係。人們需要數典認祖，就是讀歷史的任務。

《狼圖騰》的作者所讀到的，不是「歷史」的圖騰，而是「讀歷史」的圖騰。很多評論都說，我們不能因作者在書中的考證，就斷定狼圖騰才是中國人的圖騰。大抵作者因其與狼的特殊經驗，總愛在歷史中開採狼圖，他看到炎黃的遊牧性，也注視到漢唐元清統治者的狼性，於是，他把一切在傳統歷史評論上可視作武功強大的東西，如遼闊版圖、好大喜功等，都歸於狼，而把與之相反的東西，如歌舞昇平，輕徭薄賦等，都歸於羊，於是，中國歷史在他的略劃下，就成為了羊與狼二元對立的角力。這是他多年生活在大草原上所感情投射，他愛死了狼的狠，於是便把歷史中的狼圖放大，大得變成了民族本源。

他的錯誤在於把歷史的情懷當成教訓。他有一種知識份子的淺薄：自命任重道遠，但視野狹隘。他把民族當成一個本身要找尋唯一出路的整體，這已是一種他筆下羊性儒家思想的表現。他沒有吸取歷史教訓，仍充滿情懷地把民族性想像為一場簡單的二元角力，這就正如清末維新的中西角力，輾轉反側，仍是想不通現代性的超複雜本相。他最多只有清末的視野，根本沒有能力把他的「狼情懷」印證到現今的社會狀況，更枉論是勾出教訓。他應該懷念狼，因為當沙塵暴掩沒北京城，他仍只會記得小狼的洞，對北京城的人卻不會有一點記掛。

大草原的真正智慧不是狼的智慧，而是狼、羊、人、草原相互制衡的辯證法，長生天(真的，我絕不喜歡書中「騰格里」的音譯，這是我的情懷)下的草原起碼已有一場「四元角力」，在現代以城市為天下的時代，還相信二元論，無疑是一種庸俗結構主義式的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