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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多餘的話-思潮如煙</title>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cat_519751.html</link>
<description>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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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title>《字花》十八：愛到死</title>
	<description><![CDATA[
			

《字花》十八。年度最後一期，下期又重新上路了。

這期特集「愛到死」由我主編。只聽過人為愛情而書寫，從沒聽過人為愛情而編輯。我此舉可說是濫用職權、公器私用。

問題是，誰說文字能治情傷？文字當藥敷，只會愈療愈傷。


特集：愛到死
陳銘匡　唱到死：流行曲殺人事件
李智良　耳鳴
洪磬　凡夫俗子如我們，為何要看《愛在瘟疫蔓延時》
鄧小樺　反面
鄧正健　愛情墓話片段
firenze lai　追逐
 
十字街頭
Kiki　怕甚麼？
青勻　約定
馮筱婼　辱沒愛情的智慧
墓說DUCK　愛慾甜書


啟首語

究竟是誰告訴我，文學從來只有「愛」與「死」這兩個命題？這或許只是一句機智話，不值得認真對待。但難道我居然能避開任何愛情或死亡的主題，也可以得到藝術上的崇高感？關於「愛到死」，我只能說，愛得轟烈，只是一種媚俗；只有讓愛情邁向終究無法逾越的死亡，就好像佛洛依德所說的死亡驅力一樣，愛情，才得以逃出庸俗的陷阱。

為了策劃這期特集，我試圖把自己的愛情投向死亡。有一段時間，我很努力地細讀各種愛情哲學書。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早已給我翻破了，然後我才找阿倫‧狄波頓來讀。之後便是很多給人策劃得爛透的愛情專題，裡面總有一些愛情書單，柏拉圖的《會飲篇》、司湯達的《論愛情》、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還有歌德的維特、和聶魯達的情人等，似乎都是少不了的。可是，不得要領之感依然紛至沓來，那張書單實在冷漠，我完全感覺不到愛和死的血與骨。

幸好，後來我失戀了。在好些日子裡，我一直寫著奇怪的文字，裡面盡是她的影子，哪怕只是一個虛構的她。我也開始狂啃愛情小說，將高雅和庸俗的情歌和電影都聽個不停、看個不休，直至編織出一個愛情的文本網，死亡之感終於清清楚楚地刻入我心。對於「愛到死」三字，我忽有所悟。

「愛情是什麼？」這一問題早就不再成立，正確的提問方法應該是：「如何讓愛情與死亡相遇？」在文學領域裡，情詩和愛情小說自然是愛與死相遇之地，但我們為何仍要拘泥於這種早已僵化的文類區分？我似乎愈來愈相信，對於愛情的文本呈現，只有細密與粗糙之分，再沒有別的了。文本之網愈細密，編織者對自身愛情的思考便愈深刻，對自身的愛情也愈更沉溺。愛情與死亡，便相遇於此。

因此，我從不覺得鄧小樺寫的是情詩，李智良寫的是愛情小說，他們都是把愛情愛得死去活來，才敢於以愛情為題，開始編織文學作家的愛情文本網；陳銘匡和洪磬也許本來只想評歌論書，乍看冷漠，但筆力到處，卻又是一句一句的沉重情話；而Firenze的畫筆，跟十字街頭上的囈語，也足以將自我的愛情觀照浮於紙上，看讀起來，全部都驚心動魄。

我故意將這裡的愛情形象弄得模糊一點，就是要讓不同人的愛情相互交疊。愛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編織這張同代人的愛情之網，也不過是希望能夠躺在其中，以紀念那場跡近死亡的愛情。

鄧正健
寫於愛到死後第23243251秒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a href="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fleursdeslettres.com/blog/wp-content/uploads/zihua_cover/zihua18_web.jpg" width="250"></a><br />
<br />
《字花》十八。年度最後一期，下期又重新上路了。<br />
<br />
這期特集「愛到死」由我主編。只聽過人為愛情而書寫，從沒聽過人為愛情而編輯。我此舉可說是濫用職權、公器私用。<br />
<br />
問題是，誰說文字能治情傷？文字當藥敷，只會愈療愈傷。<br />
<br />
<br />
<b>特集：愛到死</b><br />
陳銘匡　唱到死：流行曲殺人事件<br />
李智良　耳鳴<br />
洪磬　凡夫俗子如我們，為何要看《愛在瘟疫蔓延時》<br />
鄧小樺　反面<br />
鄧正健　愛情墓話片段<br />
firenze lai　追逐<br />
 <br />
十字街頭<br />
Kiki　怕甚麼？<br />
青勻　約定<br />
馮筱婼　辱沒愛情的智慧<br />
墓說DUCK　愛慾甜書<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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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b>啟首語</b><br />
<br />
究竟是誰告訴我，文學從來只有「愛」與「死」這兩個命題？這或許只是一句機智話，不值得認真對待。但難道我居然能避開任何愛情或死亡的主題，也可以得到藝術上的崇高感？關於「愛到死」，我只能說，愛得轟烈，只是一種媚俗；只有讓愛情邁向終究無法逾越的死亡，就好像佛洛依德所說的死亡驅力一樣，愛情，才得以逃出庸俗的陷阱。<br />
<br />
為了策劃這期特集，我試圖把自己的愛情投向死亡。有一段時間，我很努力地細讀各種愛情哲學書。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早已給我翻破了，然後我才找阿倫‧狄波頓來讀。之後便是很多給人策劃得爛透的愛情專題，裡面總有一些愛情書單，柏拉圖的《會飲篇》、司湯達的《論愛情》、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還有歌德的維特、和聶魯達的情人等，似乎都是少不了的。可是，不得要領之感依然紛至沓來，那張書單實在冷漠，我完全感覺不到愛和死的血與骨。<br />
<br />
幸好，後來我失戀了。在好些日子裡，我一直寫著奇怪的文字，裡面盡是她的影子，哪怕只是一個虛構的她。我也開始狂啃愛情小說，將高雅和庸俗的情歌和電影都聽個不停、看個不休，直至編織出一個愛情的文本網，死亡之感終於清清楚楚地刻入我心。對於「愛到死」三字，我忽有所悟。<br />
<br />
「愛情是什麼？」這一問題早就不再成立，正確的提問方法應該是：「如何讓愛情與死亡相遇？」在文學領域裡，情詩和愛情小說自然是愛與死相遇之地，但我們為何仍要拘泥於這種早已僵化的文類區分？我似乎愈來愈相信，對於愛情的文本呈現，只有細密與粗糙之分，再沒有別的了。文本之網愈細密，編織者對自身愛情的思考便愈深刻，對自身的愛情也愈更沉溺。愛情與死亡，便相遇於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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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從不覺得鄧小樺寫的是情詩，李智良寫的是愛情小說，他們都是把愛情愛得死去活來，才敢於以愛情為題，開始編織文學作家的愛情文本網；陳銘匡和洪磬也許本來只想評歌論書，乍看冷漠，但筆力到處，卻又是一句一句的沉重情話；而Firenze的畫筆，跟十字街頭上的囈語，也足以將自我的愛情觀照浮於紙上，看讀起來，全部都驚心動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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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將這裡的愛情形象弄得模糊一點，就是要讓不同人的愛情相互交疊。愛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編織這張同代人的愛情之網，也不過是希望能夠躺在其中，以紀念那場跡近死亡的愛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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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健<br />
寫於愛到死後第23243251秒<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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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491395.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491395.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13 Mar 2009 09:30:46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文學與鄉巴佬</title>
	<description><![CDATA[
			 
Honoré de Balzac

《明報》刊出拙文，這篇文章其實早在去年11月所寫的，陰差陽錯之下，刊期才延誤至今，也應編輯的要求潤飾了一些文句。那時我主持了一個讀書會，會後意猶未盡，才把感想寫了下來。本來不是特別針對任何人和事，而只是一點對自身和世界的宏觀反省，但不意跌入近來的公共領域裡，出來的效果卻也耐人尋味。

這是刊登時一併刊出的編者按語：

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香港中青代作家組成微型作家團訪赴台北，這等對望交流原非前無古人，但《字花》所懸之念可能是新思考、新戰場：將一個交流活動，成為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

《字花》編輯鄧正健，由《再會吧！公共人》一書說起，反省由生活、文學、延伸至有着現代人殘餘特質的作者自己（一個自覺的編輯、評論者及直覺的寫作人），和文學圈子寄予厚望、而恐為自溺者依賴的《字花》。

我原來所擬的題目給改了，內文標題也為編者所加。我沒所謂，這是常見的做法，也許是件好事。


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由《字花》談文學公共性
(原載於《明報》(香港) 「世紀版」2009-02-06)

 大文豪巴爾扎克曾經說過類似的話：鄉巴佬跟世界主義者的根本差別，在於鄉巴佬只會對自己熟悉的東西感興趣，而世界主義者卻對世界任何事物都心存好奇，哪怕是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巴爾扎克活躍於19世紀初的巴黎，在這個號稱當時第一國際大都會裏，他總會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這些人湧進巴黎，就是為了要做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人。當然，鄉巴佬有鄉巴佬的土氣，但混迹在五光十色的巴黎街頭，卻不容易被察覺。於是擅於刻劃生活細部的巴爾扎克，便想出了這個機智的方法：既然巴黎是世界的縮影，真正的巴黎人自然也都是世界主義者，懂得敞開心扉接納新事物。

桑內特教我們從自溺走入公共

我是從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再會吧！公共人》（ 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書中讀到這個小典故的。數月前我曾為了主講一個由「香港社會發展論壇」主辦的讀書會，大費周章地把書中這些小典故摘取出來， 希望搏得觀眾一哂。「文學公共人」是我替讀書會所擬的題目，我以文學雜誌《字花》編輯的身分主講，本想借用桑內特的觀點，反思文學跟公共性的關係。可是桑內特的說法雖然有點武斷，卻着實貼心得很，與會者無不迷上書中鋪陳，身為當日主持的好友鄧小樺會後意猶未盡，更特意撰寫書評，一抒對大學者的相思之情。（見2008 年11 月9 日《明報》，〈公共人之死〉）

小樺之解讀，鞭辟入裏。她說桑內特之偉大，在於他揭示了「自戀」是人們不再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19 世紀以後的城市人，不再信奉世界主義，人們更加率性，但對具普遍性的公共理念卻漠不關心，結果陷入了只懂揭露自我，卻又無法向人清楚表達的自溺囹圄中。

那天，我一邊向觀眾介紹書中點滴，心裏不禁懷疑：難道桑內特不是要寫一本大眾心理學書，而是教導我們如何參演「公共」這場大戲？而在這齣戲中，我們只需要一種角色，那就是世界主義者。

桑內特說，現代人對親密關係格外迷戀，甘心做沉默的小觀眾，讓一小撮魅力四射（charisma）的公眾人物演好那場「個性大戲」。現在的政客名嘴，說什麼做什麼已不是再大部分觀眾關心的課題，他們只需在戲中展示特立獨行的個性。你保守麼？你激進麼？是熱血濫情？還是冷靜機智？身為演員，劇本不用你編，七情上面便可。而小觀眾也不用粉墨登場，他們只需保持緘默，一切個性情緒，早已由出色的演員已代為做好，亮亮麗麗的宣泄出來。這就好像聽到電視裏的罐頭笑聲，我們已覺樂不可支，根本毋須再笑一遍。

別當私密小觀眾

這幾天，《字花》同袍越洋赴台，與一眾香港作家為台北書展組織公開講座。乍看之下，書展講座跟讀書會都一樣，只是替大眾閱讀，或讓大眾一睹大作家風采。

但我實在希望，讀書會也好，講座也好，甚至是一本文學雜誌能否再獲資助、獲多少資助之類的事情，都應該是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讀書會那天我刪了很多精彩章節沒說，把時間省下，就是希望扣回那「文學公共人」的主題：文學不應只有私密性，更應有其公共性，愛好文學的人，也別要只做沉默的小觀眾。

以下說法可能過於武斷：香港文學充滿私密性。說法武斷不要緊，要緊的是敢於對別人之事說三道四。香港文學不乏經典之作，早已是老生常談，我從不為香港文學水平而憂心，起碼作為華一支文學源流，香港文學的情態確實獨樹一幟。我對香港文學耿耿於懷，還是始於另一個更為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何需要文學？」答案實在好找，只要讀讀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獲獎辭，自有一大堆洋洋灑灑的言論。可是，桂冠詩人之言，卻又於我何干？

香港彷彿需要文學，因為香港文學彷彿是一片淨土，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心靈的避難所。年輕人酷愛文學，不僅僅是一種興趣，更是一種自我邊緣、自我迷醉的態度。我閱讀，我書寫，我就能夠擺脫世俗的醜陋，來到心靈的福地。一切文學，皆始於「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又是否也是文學的終點？小樺曾批評過我刊在《字花》裏的一首詩，說我把如此灰暗傷感的個人創作寫進文學雜誌，大抵是為了排除理性思考，毫無顧忌地將直覺寫出來。這是文學創作者的特權，也是我們的通病。

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着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桑內特解開了現代觀眾的沉默之迷，他說現代人公私生活之間失去了明確界線，人們愈來愈自戀，但這種自戀不是自我膨脹，而是把所有的欲望投射到自我的個性上，好讓你迷戀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並將之看作跟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結果，你會變成鄉巴佬，拒絕跟自己個性不相似的人交往；你也開始找尋你的「個性偶像」，讓偶像代你表演，好等你安坐家中，愛撫自己的情感。

桑內特沒有說現代文學什麼壞話，但香港文學私密氣氛卻彷彿是桑內特的一道註腳。我見證了《字花》開花三年，改版亦近一載，現正向第四年挺進。神話看似依舊，僵硬的文學環境卻日復一日。我一直渴望香港文學能負載社會功能，成為公共器物，所以《字花》才敢將「文學」看作「事件」，一本文學雜誌，不應只記載文學，更應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我看中桑內特的大著，無非也是為此而做。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字花》的改變認真觀察過，但道聽塗說，意見還是聽到的。人們都說：改版是好事，但還是喜歡從前的樣子，不過anyway，請繼續努力吧。

現實是：只有鄉巴佬才會迷戀過去，他們不懂認識新事物，或者說他們缺乏愛上陌生人的欲望。沒有多少熱愛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人，會為《字花》的改版建議而調節心態，改版之路勝負未知，但讀者們便急不及待關上大門，理應鼓勵，卻繼續緬懷昔日的文學神話。《字花》草創之時，清新活潑，很合年輕人口味，這是因為《字花》展示出一種所謂「年輕人的個性」。但改版以來，這種「個性」顯然已漸淡化，再也無法發出「罐頭笑聲」了。我從來無法確切知道，這所謂的個性到底是指什麼，我唯一肯定，公共事務從不親切，而文學生活作為私密生活的最後寶地，也勢難以容下跟自我個性無關的任何事情。毫無疑問，我也不能倖免於難，我只能在編輯工作和書寫評論上面向公共生活，詩寫出來，哪怕是刊在自己親手所編的雜誌裏，也是自戀得叫人抓狂。

《字花》也不過在演個性大戲？

桑內特的小典故說得七七八八，我卻忽然聽到另一個坊間小流言：若你知道有什麼好的東西，千萬不要大張旗鼓公告天下，因為如此一來，好東西就會主流化，而你也不再邊緣，再沒個性了。而桑內特則說，沉默觀眾也是社群，但它的構成卻是以敵意為基礎：這就好像你在街上低頭漫步，你身處孤獨狀態，卻又因街上充滿絕不打擾你的陌生人，感覺安樂無比。

每有人說，文學就是好，但也不用費力廣作宣傳，有麝自然香，懂得欣賞的，自然會來，這就是文學社群分享個性的秘密。但這分享卻又總是以失敗告終，你想像有一小撮如你一般的邊緣人，但你卻又難以在大量文學作品中找到跟你的個性相通的東西，於是你把其他的文學人視作社群兄弟，卻又恍若街上陌路。神話中的《字花》，似以文學之名集結群眾，但我懷疑，那仍不過是一場文學社群裏的「個性大戲」。

有老人家曾「告誡」我們，搞文學雜誌，要懂得承擔，不要計較得失，也得懂得寬容，別把人家一腳踩死，要多給機會。我始終相信，對人寬容才是欠缺承擔。寬容只是縱容自戀，讓別人繼續做鄉巴佬；而所謂承擔，並不是不計賺蝕，一味蠻幹瞎幹。我不是要對《字花》負責，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裏，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

巴爾扎克所欣賞的，到底還是世界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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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rc="http://madeinfrance-asso.fr/Images/honore_de_balzac.jpg" width="200"> <br />
Honoré de Balzac<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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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刊出拙文，這篇文章其實早在去年11月所寫的，陰差陽錯之下，刊期才延誤至今，也應編輯的要求潤飾了一些文句。那時我主持了一個讀書會，會後意猶未盡，才把感想寫了下來。本來不是特別針對任何人和事，而只是一點對自身和世界的宏觀反省，但不意跌入近來的公共領域裡，出來的效果卻也耐人尋味。<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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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刊登時一併刊出的編者按語：<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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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編輯與香港中青代作家組成微型作家團訪赴台北，這等對望交流原非前無古人，但《字花》所懸之念可能是新思考、新戰場：將一個交流活動，成為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br />
<br />
《字花》編輯鄧正健，由《再會吧！公共人》一書說起，反省由生活、文學、延伸至有着現代人殘餘特質的作者自己（一個自覺的編輯、評論者及直覺的寫作人），和文學圈子寄予厚望、而恐為自溺者依賴的《字花》。</i><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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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來所擬的題目給改了，內文標題也為編者所加。我沒所謂，這是常見的做法，也許是件好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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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6"><b>你當鄉巴佬抑或世界主義者？由《字花》談文學公共性</b></font><br />
(原載於《明報》(香港) 「世紀版」2009-02-06)<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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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www.books.com.tw/exep/lib/image.php?image=http://addons.books.com.tw/G/001/8/0010391058.jpg&width=200&height=280&quality=80" width="140"> 大文豪巴爾扎克曾經說過類似的話：鄉巴佬跟世界主義者的根本差別，在於鄉巴佬只會對自己熟悉的東西感興趣，而世界主義者卻對世界任何事物都心存好奇，哪怕是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巴爾扎克活躍於19世紀初的巴黎，在這個號稱當時第一國際大都會裏，他總會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這些人湧進巴黎，就是為了要做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人。當然，鄉巴佬有鄉巴佬的土氣，但混迹在五光十色的巴黎街頭，卻不容易被察覺。於是擅於刻劃生活細部的巴爾扎克，便想出了這個機智的方法：既然巴黎是世界的縮影，真正的巴黎人自然也都是世界主義者，懂得敞開心扉接納新事物。<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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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桑內特教我們從自溺走入公共</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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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再會吧！公共人》（ The Fall of Public Man）一書中讀到這個小典故的。數月前我曾為了主講一個由「香港社會發展論壇」主辦的讀書會，大費周章地把書中這些小典故摘取出來， 希望搏得觀眾一哂。「文學公共人」是我替讀書會所擬的題目，我以文學雜誌《字花》編輯的身分主講，本想借用桑內特的觀點，反思文學跟公共性的關係。可是桑內特的說法雖然有點武斷，卻着實貼心得很，與會者無不迷上書中鋪陳，身為當日主持的好友鄧小樺會後意猶未盡，更特意撰寫書評，一抒對大學者的相思之情。（見2008 年11 月9 日《明報》，〈公共人之死〉）<br />
<br />
小樺之解讀，鞭辟入裏。她說桑內特之偉大，在於他揭示了「自戀」是人們不再參與公共事務的原因。19 世紀以後的城市人，不再信奉世界主義，人們更加率性，但對具普遍性的公共理念卻漠不關心，結果陷入了只懂揭露自我，卻又無法向人清楚表達的自溺囹圄中。<br />
<br />
那天，我一邊向觀眾介紹書中點滴，心裏不禁懷疑：難道桑內特不是要寫一本大眾心理學書，而是教導我們如何參演「公共」這場大戲？而在這齣戲中，我們只需要一種角色，那就是世界主義者。<br />
<br />
桑內特說，現代人對親密關係格外迷戀，甘心做沉默的小觀眾，讓一小撮魅力四射（charisma）的公眾人物演好那場「個性大戲」。現在的政客名嘴，說什麼做什麼已不是再大部分觀眾關心的課題，他們只需在戲中展示特立獨行的個性。你保守麼？你激進麼？是熱血濫情？還是冷靜機智？身為演員，劇本不用你編，七情上面便可。而小觀眾也不用粉墨登場，他們只需保持緘默，一切個性情緒，早已由出色的演員已代為做好，亮亮麗麗的宣泄出來。這就好像聽到電視裏的罐頭笑聲，我們已覺樂不可支，根本毋須再笑一遍。<br />
<br />
<b>別當私密小觀眾</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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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字花》同袍越洋赴台，與一眾香港作家為台北書展組織公開講座。乍看之下，書展講座跟讀書會都一樣，只是替大眾閱讀，或讓大眾一睹大作家風采。<br />
<br />
但我實在希望，讀書會也好，講座也好，甚至是一本文學雜誌能否再獲資助、獲多少資助之類的事情，都應該是文學公共領域中的事件。讀書會那天我刪了很多精彩章節沒說，把時間省下，就是希望扣回那「文學公共人」的主題：文學不應只有私密性，更應有其公共性，愛好文學的人，也別要只做沉默的小觀眾。<br />
<br />
以下說法可能過於武斷：香港文學充滿私密性。說法武斷不要緊，要緊的是敢於對別人之事說三道四。香港文學不乏經典之作，早已是老生常談，我從不為香港文學水平而憂心，起碼作為華一支文學源流，香港文學的情態確實獨樹一幟。我對香港文學耿耿於懷，還是始於另一個更為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何需要文學？」答案實在好找，只要讀讀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獲獎辭，自有一大堆洋洋灑灑的言論。可是，桂冠詩人之言，卻又於我何干？<br />
<br />
香港彷彿需要文學，因為香港文學彷彿是一片淨土，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心靈的避難所。年輕人酷愛文學，不僅僅是一種興趣，更是一種自我邊緣、自我迷醉的態度。我閱讀，我書寫，我就能夠擺脫世俗的醜陋，來到心靈的福地。一切文學，皆始於「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又是否也是文學的終點？小樺曾批評過我刊在《字花》裏的一首詩，說我把如此灰暗傷感的個人創作寫進文學雜誌，大抵是為了排除理性思考，毫無顧忌地將直覺寫出來。這是文學創作者的特權，也是我們的通病。<br />
<br />
文學既是個人率性而為的最後淨土，只是當主流世界也充斥着個性表演，文學又怎能獨善其身？桑內特解開了現代觀眾的沉默之迷，他說現代人公私生活之間失去了明確界線，人們愈來愈自戀，但這種自戀不是自我膨脹，而是把所有的欲望投射到自我的個性上，好讓你迷戀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並將之看作跟世界溝通的唯一渠道。結果，你會變成鄉巴佬，拒絕跟自己個性不相似的人交往；你也開始找尋你的「個性偶像」，讓偶像代你表演，好等你安坐家中，愛撫自己的情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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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內特沒有說現代文學什麼壞話，但香港文學私密氣氛卻彷彿是桑內特的一道註腳。我見證了《字花》開花三年，改版亦近一載，現正向第四年挺進。神話看似依舊，僵硬的文學環境卻日復一日。我一直渴望香港文學能負載社會功能，成為公共器物，所以《字花》才敢將「文學」看作「事件」，一本文學雜誌，不應只記載文學，更應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我看中桑內特的大著，無非也是為此而做。<br />
<br />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對《字花》的改變認真觀察過，但道聽塗說，意見還是聽到的。人們都說：改版是好事，但還是喜歡從前的樣子，不過anyway，請繼續努力吧。<br />
<br />
現實是：只有鄉巴佬才會迷戀過去，他們不懂認識新事物，或者說他們缺乏愛上陌生人的欲望。沒有多少熱愛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人，會為《字花》的改版建議而調節心態，改版之路勝負未知，但讀者們便急不及待關上大門，理應鼓勵，卻繼續緬懷昔日的文學神話。《字花》草創之時，清新活潑，很合年輕人口味，這是因為《字花》展示出一種所謂「年輕人的個性」。但改版以來，這種「個性」顯然已漸淡化，再也無法發出「罐頭笑聲」了。我從來無法確切知道，這所謂的個性到底是指什麼，我唯一肯定，公共事務從不親切，而文學生活作為私密生活的最後寶地，也勢難以容下跟自我個性無關的任何事情。毫無疑問，我也不能倖免於難，我只能在編輯工作和書寫評論上面向公共生活，詩寫出來，哪怕是刊在自己親手所編的雜誌裏，也是自戀得叫人抓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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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字花》也不過在演個性大戲？</b><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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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內特的小典故說得七七八八，我卻忽然聽到另一個坊間小流言：若你知道有什麼好的東西，千萬不要大張旗鼓公告天下，因為如此一來，好東西就會主流化，而你也不再邊緣，再沒個性了。而桑內特則說，沉默觀眾也是社群，但它的構成卻是以敵意為基礎：這就好像你在街上低頭漫步，你身處孤獨狀態，卻又因街上充滿絕不打擾你的陌生人，感覺安樂無比。<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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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人說，文學就是好，但也不用費力廣作宣傳，有麝自然香，懂得欣賞的，自然會來，這就是文學社群分享個性的秘密。但這分享卻又總是以失敗告終，你想像有一小撮如你一般的邊緣人，但你卻又難以在大量文學作品中找到跟你的個性相通的東西，於是你把其他的文學人視作社群兄弟，卻又恍若街上陌路。神話中的《字花》，似以文學之名集結群眾，但我懷疑，那仍不過是一場文學社群裏的「個性大戲」。<br />
<br />
有老人家曾「告誡」我們，搞文學雜誌，要懂得承擔，不要計較得失，也得懂得寬容，別把人家一腳踩死，要多給機會。我始終相信，對人寬容才是欠缺承擔。寬容只是縱容自戀，讓別人繼續做鄉巴佬；而所謂承擔，並不是不計賺蝕，一味蠻幹瞎幹。我不是要對《字花》負責，我只對世界負責，對文學負責，在文學社群裏，愈多鄉巴佬，文學便愈沒有希望。縱容鄉巴佬自我沉溺，才算不負責任。<br />
<br />
巴爾扎克所欣賞的，到底還是世界主義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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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266529.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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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un, 08 Feb 2009 15:59:00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字花》十七</title>
	<description><![CDATA[
			

《字花》十七。除了一些輯編性文字，為這期所寫的文章都罕有地溫柔：
小籠包的汁與熱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sur l'étagère

我很想忘記那雙評論的手，但是否已無可挽回了？字裡行間的嬌柔，如霧像花，難道是我在夢囈嗎？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a href="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fleursdeslettres.com/blog/wp-content/uploads/zihua_cover/zihua17_web_s.jpg" width="250"></a><br />
<br />
《字花》十七。除了一些輯編性文字，為這期所寫的文章都罕有地溫柔：<br />
<a href="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068767.html" target="_blank">小籠包的汁與熱</a><br />
<a href="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068995.html" target="_blank">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sur l'étagère</a><br />
<br />
我很想忘記那雙評論的手，但是否已無可挽回了？字裡行間的嬌柔，如霧像花，難道是我在夢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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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8069187.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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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12 Jan 2009 00:20:14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字花》十六</title>
	<description><![CDATA[
			

《字花》十六出版。我的文字依舊陰瑰不散，除剛載於此的短文兩則，另有應編輯之約所書之〈譯了再說〉。編輯曾叮囑要紥實理論，唯書寫之際，血氣上升，心神浮躁，結果寫了一篇宣洩文字，再一次有負所托，深感不安。

另有跟鄧小樺的對談〈還不到虛無、一點點快感〉，小樺稱她跟我的緣份在於「我想我兩人身份比較有趣，既是所謂新晉的評論者，同時是刊物的編輯，另外同年同姓。」身在其位，自是結緣之因，然我亦回應「我不大喜歡『新晉的評論者』這樣的定位。『新晉』好像意味著敢於發聲、勇於冒犯，卻不識大體、思慮不周。」

對話從來只是泛泛之說，不足大論。只是經過此役，我愈加肯定，現世君子，各有志趣，只有和而不同，方是真正皇道。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a href="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fleursdeslettres.com/blog/wp-content/uploads/zihua_cover/zihua16_web_s.jpg" width="250"></a><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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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十六出版。我的文字依舊陰瑰不散，除剛載於此的短文兩則，另有應編輯之約所書之〈譯了再說〉。編輯曾叮囑要紥實理論，唯書寫之際，血氣上升，心神浮躁，結果寫了一篇宣洩文字，再一次有負所托，深感不安。<br />
<br />
另有跟<a href="http://tswtsw.blogspot.com/" target="_blank">鄧小樺</a>的對談〈還不到虛無、一點點快感〉，小樺稱她跟我的緣份在於「我想我兩人身份比較有趣，既是所謂新晉的評論者，同時是刊物的編輯，另外同年同姓。」身在其位，自是結緣之因，然我亦回應「我不大喜歡『新晉的評論者』這樣的定位。『新晉』好像意味著敢於發聲、勇於冒犯，卻不識大體、思慮不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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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從來只是泛泛之說，不足大論。只是經過此役，我愈加肯定，現世君子，各有志趣，只有和而不同，方是真正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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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7529151.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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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at, 08 Nov 2008 01:57:25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字花》十五</title>
	<description><![CDATA[
			《字花》十五出版，我居然陰差陽錯下包攬了「特集：非我族類」和「喧囂與躁動：『表演與書寫』小輯」的啟首來寫。組稿時下了些功夫，出來效果不錯，不過當然還得靠一眾編輯的努力了。另今期有一篇文章著名「鄧正健*」，注意此「鄧正健*」不是彼「鄧正健」，我只是負責借嘢比人，請恕不負文責了。



(原載於《字花》第十五期(2008年8月))

特集：非我族類
啟首語

下筆之時，奧運還在如火如荼。總聽見電視台可愛的旁述藝員說，一定支持中國運動員，可他們有時連運動員的名字也說錯，只要看見運動衣上掛著五顆黃星遍地紅，便聲嘶力竭，高呼加油。這可能叫血濃於水，但另有說法是：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

事情當然遠比這兩種說法複雜得多。在構想「非我族類」這一特集命題時，我們所想的，著著實實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好像是一條邊界，把群眾分隔和歸邊，但邊界既屬人為，也模糊不清，問題便複雜起來了。「非我族類」不只是「與我不同的人」，也是「我」與「他」之間的生成辯證。落入民族主義的囹圄裡，辯證成了弔詭，也造就了像我這種的人，欣賞中國運動員神采飛揚，卻不願膜拜五星旗。

本來我們想請作者們從「民族主義」中發掘「非我族類」的弔詭，但他們卻交來了關於「非我族類」的更寬廣想法，反而讓「民族主義」漸次倒退成「非我族類」的一個鮮明特例。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古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先入為主，以為「非我族類」例必與民族有關。這想法錯不了，但也對不到哪裡去。組稿方面上的移位，揭露了我們對「非我族類」中「我」的意思，原來毫無把握。用一種精神分析的說法，「我」從「他」而來，沒了「他」，「我」便無法獲得認識自我的參照點。這就好像嬰孩在鏡中看到自己，初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像，以為鏡像跟其他外界事情一樣，都是身外之物，便向鏡子伸手亂抓。直至嬰孩發現鏡像跟自己一模一樣，他才意識到鏡像原來是自己的像，這時「我」的概念才在意識中出現。

法國精神分析大帝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甚是：藉鏡像形成的「我」，既真亦假。嬰孩從鏡像中認識「我」，但鏡像卻非「我」本身，因此這「我」其實是虛假的，那不過是鏡中虛幻。然而問題來了：若無虛幻的鏡像，「我」又是如何可能呢？拉康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我」雖虛假，卻正好是「我」的本相。

原來在「非我族類」的命題裡，管它是民族主義，還是任何跟「非我族類」沾得上邊的狀況，「我」與「他」的鏡像辯證才是內核所在。兩者既為共生，也屬相對。由此，任何關於「非我族類」的形而上討論都已失去了意義，因為事實擺在眼前，有一個「我」正被另一個「我」打壓和排擠，被貶成「非我」。政治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發明了一個好說法，這可叫作「對抗」(antagonism)：「我」被說成了「非我」，就是要讓我無地自容。為了能有尊嚴地生存下去，我只好拿「非我族類」大書特書，撥亂反正。

特集文章中既有扎實的民族主義問題討論，也有省視個人的「非我」位置，亦有對弱勢族群的深摰關懷。不過，既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有向他人說實話，和聆聽他人的實話，「我」跟「他」方能展開對話。但我仍怕抗拒異心之情著實太烈，實在無法先把事情談妥，才讓地球繼續文明地轉動下去。

特集：非我族類
陳雲　香港的文化天下
游靜　愛國。愛我。
陳建華　一棵西洋生菜
房慧真　浮島森林
曹疏影　準來港媽媽謠曲／流產媽媽謠曲
廖偉棠　藍田，啟田邨
楊小濱　奧運開幕式：暴力美學與幻象政治
灰明　天生非我族類
小怪　麥田秋秋


「表演與書寫」小輯啟首語：
書寫之後，表演才告產生

在文化理論中，有所謂「操演」(performativity)之說。譯詞中的「操」，有主動之意，論者多以為表演即主動，「操演」勢必指向主體性。但我所理解的「表演」，卻未必包含「操演」之意。表演可以是自覺的行動，傳統上劇場是演員的表演場域，演員有絕對的自覺性，起碼是一種「表演的自覺」，或依著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y)的心理體系，或奉行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假定性劇場(Theatre of the Convention)。但除此以外，表演都是寄存於劇場以外。在大部份的存在領域裡，我們的認知都僅能觸及自身作為主體的「存在」，而無法跟「表演中的自我」相遇。

對於「表演中的自我」，書寫的人比較敏感。我書寫，然後我閱讀自己的書寫，這本身就已經是一次人格分裂式的表演過程。我看見了自己，或者說，我看見了在書寫中表演的自己。所以關於「表演與書寫」這個命題，我們仍可以把傳統劇場表演的定義放進去：例如「身體性」、「空間性」、或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身份規範等。但「劇場」作為「表演」的思考路線，不過是一個啓始點，當表演完成後，「表演性」才會被產生，這時表演的劇場性再無法被穩固把握，其再現的意義也勢必遭到延後。這終使「表演」和「書寫」之間發生了一場難以越破的曖昧關係：書寫在完成過後，才會被閱讀，這時候，「書寫的表演性」才告產生。

小輯中所收文章也是依著從「劇場」到「表演」這條思考路線所編排的。梁偉詩根據她的觀劇經驗，對香港近年與文學有關的劇場演出進行了一次簡潔卻豐富的宏觀論述，並由此思考「文學」與「劇場」的內在關係，以突破「文學改編劇場」作為「表演與書寫」之關係的陳腐框架。周澄透過對莫昭如劇作《吳仲賢的故事》的文本分析，希望從閱讀莫昭如怎樣書寫吳仲賢這位「香港革命神話人物」中，展示出以劇場文本再現歷史的表演性張力：當「吳仲賢」被劇場演繹為一個神話中的革命主體，這到底算是吳仲賢的革命表演，還是莫昭如的劇場書寫？

由此我們又再看到「作者」作為「表演者」的曖昧之處。我選擇了身兼小說家和劇作家的高行健作為分析個案，試圖勾勒出一場以書寫和劇場作為個人表演場域的書寫生涯，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至於高俊傑則另選中國左翼文學家蔣光慈作為期研究對象，他乾脆將蔣光慈理解為一個「書寫的表演者」：作為中國左翼文學界的一位「作家明星」，蔣光慈是如何藉革命文學的書寫，呈現出一種文化的「表演性」？

部份文章本來不是為小輯而寫，因此幾位作者以下的書寫，無疑也滲透著編者「編輯表演」的因子，而這也正正是「表演與書寫」的微妙之處：書寫的表演性勢將令文本意義不斷後延，當書寫被閱讀之時，表演性才告產生，同時讓文本被配置於另一套觀賞表演的視域中，繼續衍生意義。於是編者對文章的閱讀和編排，甚至這篇啟首文字本身，也足以構成一次「書寫的表演」。它既建基於這幾這文章本身，也引導著這些文章進行了一次作者駕馭之外的「再表演」。

「表演與書寫」小輯
梁偉詩　文學與劇場的探戈
周澄　後布萊希特式劇場和破神話的革命文本：論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
鄧正健　《山海經傳》之後——高行健的書寫，或我所無法書寫的高行健
高俊傑　「流行」的政治：「蔣光慈現象」與作為表演的革命文學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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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字花》十五出版，我居然陰差陽錯下包攬了「特集：非我族類」和「喧囂與躁動：『表演與書寫』小輯」的啟首來寫。組稿時下了些功夫，出來效果不錯，不過當然還得靠一眾編輯的努力了。另今期有一篇文章著名「鄧正健*」，注意此「鄧正健*」不是彼「鄧正健」，我只是負責借嘢比人，請恕不負文責了。</i><br />
<br />
<a href="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fleursdeslettres.com/blog/wp-content/uploads/zihua_cover/zihua15_web.jpg" width="250"></a><br />
<br />
(原載於《<a href="http://www.fleursdeslettres.com/" target="_blank">字花</a>》第十五期(2008年8月))<br />
<br />
<b>特集：非我族類<br />
啟首語</b><br />
<br />
下筆之時，奧運還在如火如荼。總聽見電視台可愛的旁述藝員說，一定支持中國運動員，可他們有時連運動員的名字也說錯，只要看見運動衣上掛著五顆黃星遍地紅，便聲嘶力竭，高呼加油。這可能叫血濃於水，但另有說法是：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br />
<br />
事情當然遠比這兩種說法複雜得多。在構想「非我族類」這一特集命題時，我們所想的，著著實實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好像是一條邊界，把群眾分隔和歸邊，但邊界既屬人為，也模糊不清，問題便複雜起來了。「非我族類」不只是「與我不同的人」，也是「我」與「他」之間的生成辯證。落入民族主義的囹圄裡，辯證成了弔詭，也造就了像我這種的人，欣賞中國運動員神采飛揚，卻不願膜拜五星旗。<br />
<br />
本來我們想請作者們從「民族主義」中發掘「非我族類」的弔詭，但他們卻交來了關於「非我族類」的更寬廣想法，反而讓「民族主義」漸次倒退成「非我族類」的一個鮮明特例。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呢？<br />
<br />
古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們先入為主，以為「非我族類」例必與民族有關。這想法錯不了，但也對不到哪裡去。組稿方面上的移位，揭露了我們對「非我族類」中「我」的意思，原來毫無把握。用一種精神分析的說法，「我」從「他」而來，沒了「他」，「我」便無法獲得認識自我的參照點。這就好像嬰孩在鏡中看到自己，初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像，以為鏡像跟其他外界事情一樣，都是身外之物，便向鏡子伸手亂抓。直至嬰孩發現鏡像跟自己一模一樣，他才意識到鏡像原來是自己的像，這時「我」的概念才在意識中出現。<br />
<br />
法國精神分析大帝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甚是：藉鏡像形成的「我」，既真亦假。嬰孩從鏡像中認識「我」，但鏡像卻非「我」本身，因此這「我」其實是虛假的，那不過是鏡中虛幻。然而問題來了：若無虛幻的鏡像，「我」又是如何可能呢？拉康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我」雖虛假，卻正好是「我」的本相。<br />
<br />
原來在「非我族類」的命題裡，管它是民族主義，還是任何跟「非我族類」沾得上邊的狀況，「我」與「他」的鏡像辯證才是內核所在。兩者既為共生，也屬相對。由此，任何關於「非我族類」的形而上討論都已失去了意義，因為事實擺在眼前，有一個「我」正被另一個「我」打壓和排擠，被貶成「非我」。政治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發明了一個好說法，這可叫作「對抗」(antagonism)：「我」被說成了「非我」，就是要讓我無地自容。為了能有尊嚴地生存下去，我只好拿「非我族類」大書特書，撥亂反正。<br />
<br />
特集文章中既有扎實的民族主義問題討論，也有省視個人的「非我」位置，亦有對弱勢族群的深摰關懷。不過，既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有向他人說實話，和聆聽他人的實話，「我」跟「他」方能展開對話。但我仍怕抗拒異心之情著實太烈，實在無法先把事情談妥，才讓地球繼續文明地轉動下去。<br />
<br />
<b>特集：非我族類</b><br />
陳雲　香港的文化天下<br />
游靜　愛國。愛我。<br />
陳建華　一棵西洋生菜<br />
房慧真　浮島森林<br />
曹疏影　準來港媽媽謠曲／流產媽媽謠曲<br />
廖偉棠　藍田，啟田邨<br />
楊小濱　奧運開幕式：暴力美學與幻象政治<br />
灰明　天生非我族類<br />
小怪　麥田秋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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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表演與書寫」小輯啟首語：<br />
書寫之後，表演才告產生</b><br />
<br />
在文化理論中，有所謂「操演」(performativity)之說。譯詞中的「操」，有主動之意，論者多以為表演即主動，「操演」勢必指向主體性。但我所理解的「表演」，卻未必包含「操演」之意。表演可以是自覺的行動，傳統上劇場是演員的表演場域，演員有絕對的自覺性，起碼是一種「表演的自覺」，或依著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y)的心理體系，或奉行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的假定性劇場(Theatre of the Convention)。但除此以外，表演都是寄存於劇場以外。在大部份的存在領域裡，我們的認知都僅能觸及自身作為主體的「存在」，而無法跟「表演中的自我」相遇。<br />
<br />
對於「表演中的自我」，書寫的人比較敏感。我書寫，然後我閱讀自己的書寫，這本身就已經是一次人格分裂式的表演過程。我看見了自己，或者說，我看見了在書寫中表演的自己。所以關於「表演與書寫」這個命題，我們仍可以把傳統劇場表演的定義放進去：例如「身體性」、「空間性」、或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身份規範等。但「劇場」作為「表演」的思考路線，不過是一個啓始點，當表演完成後，「表演性」才會被產生，這時表演的劇場性再無法被穩固把握，其再現的意義也勢必遭到延後。這終使「表演」和「書寫」之間發生了一場難以越破的曖昧關係：書寫在完成過後，才會被閱讀，這時候，「書寫的表演性」才告產生。<br />
<br />
小輯中所收文章也是依著從「劇場」到「表演」這條思考路線所編排的。梁偉詩根據她的觀劇經驗，對香港近年與文學有關的劇場演出進行了一次簡潔卻豐富的宏觀論述，並由此思考「文學」與「劇場」的內在關係，以突破「文學改編劇場」作為「表演與書寫」之關係的陳腐框架。周澄透過對莫昭如劇作《吳仲賢的故事》的文本分析，希望從閱讀莫昭如怎樣書寫吳仲賢這位「香港革命神話人物」中，展示出以劇場文本再現歷史的表演性張力：當「吳仲賢」被劇場演繹為一個神話中的革命主體，這到底算是吳仲賢的革命表演，還是莫昭如的劇場書寫？<br />
<br />
由此我們又再看到「作者」作為「表演者」的曖昧之處。我選擇了身兼小說家和劇作家的高行健作為分析個案，試圖勾勒出一場以書寫和劇場作為個人表演場域的書寫生涯，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至於高俊傑則另選中國左翼文學家蔣光慈作為期研究對象，他乾脆將蔣光慈理解為一個「書寫的表演者」：作為中國左翼文學界的一位「作家明星」，蔣光慈是如何藉革命文學的書寫，呈現出一種文化的「表演性」？<br />
<br />
部份文章本來不是為小輯而寫，因此幾位作者以下的書寫，無疑也滲透著編者「編輯表演」的因子，而這也正正是「表演與書寫」的微妙之處：書寫的表演性勢將令文本意義不斷後延，當書寫被閱讀之時，表演性才告產生，同時讓文本被配置於另一套觀賞表演的視域中，繼續衍生意義。於是編者對文章的閱讀和編排，甚至這篇啟首文字本身，也足以構成一次「書寫的表演」。它既建基於這幾這文章本身，也引導著這些文章進行了一次作者駕馭之外的「再表演」。<br />
<br />
<b>「表演與書寫」小輯</b><br />
梁偉詩　文學與劇場的探戈<br />
周澄　後布萊希特式劇場和破神話的革命文本：論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br />
鄧正健　《山海經傳》之後——高行健的書寫，或我所無法書寫的高行健<br />
高俊傑　「流行」的政治：「蔣光慈現象」與作為表演的革命文學論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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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7121087.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7121087.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05 Sep 2008 21:41:09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在這條政治光譜上，我投白票去了</title>
	<description><![CDATA[
			(本文原載於《明報》「世紀」，2007-12-27)

在現代世界的政治學上，「政治光譜」可算是一個最為傳神的意象了。光譜上雖有可見光和不可見光之分，但光譜的連續性正好說明：光譜沒有原點。同樣，政治信仰也沒有原點，不論是偏左傾右還是中間路線，都不過是個人或政治團體對用什麼方式來尋求社會福祉的不同取態，任誰也無法從理論上將對手擊破。所謂左翼右翼之爭，全都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問題。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本文原載於《明報》「世紀」，2007-12-27)<br />
<br />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3/HongKongLegcoBuilding2.jpg" width="300">在現代世界的政治學上，「政治光譜」可算是一個最為傳神的意象了。光譜上雖有可見光和不可見光之分，但光譜的連續性正好說明：光譜沒有原點。同樣，政治信仰也沒有原點，不論是偏左傾右還是中間路線，都不過是個人或政治團體對用什麼方式來尋求社會福祉的不同取態，任誰也無法從理論上將對手擊破。所謂左翼右翼之爭，全都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問題。<br />

		<a class="acontinues" href="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205.html">(繼續閱讀...)</a>
		]]>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205.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205.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27 Dec 2007 18:45:05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重繪香港學：如何尋找「大格局」？</title>
	<description><![CDATA[
			
仍是那個老問題：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樣難說？當年也斯提出這個問題時，曾提醒我們：大家都在說不同的故事，結果越說越長，越說越亂，於是很多人的說法都被其他聲音吞沒了。因此，我們應當注意，說故事的人到底是站在一個怎麼樣位置上。

今天我們所能聽到的香港故事，確實比從前豐富得多。從七一遊行開始，直到近日的皇后抗爭，一脈相承，盛載著豐富多元的本土養份，足以讓我們說好香港。但多元不代表深刻，豐富未必是清晰，今天香港故事之所以仍然難說，原因是我們一直都捉錯用神：從沒認真反省到底人們是怎樣「說故事」的。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center><img src="http://pics5.blog.yam.com/6/userfile/i/iamchingkin/blog/146bb58ff1bc6a.jpg" width="400"></center><br />
仍是那個老問題：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樣難說？當年也斯提出這個問題時，曾提醒我們：大家都在說不同的故事，結果越說越長，越說越亂，於是很多人的說法都被其他聲音吞沒了。因此，我們應當注意，說故事的人到底是站在一個怎麼樣位置上。<br />
<br />
今天我們所能聽到的香港故事，確實比從前豐富得多。從七一遊行開始，直到近日的皇后抗爭，一脈相承，盛載著豐富多元的本土養份，足以讓我們說好香港。但多元不代表深刻，豐富未必是清晰，今天香港故事之所以仍然難說，原因是我們一直都捉錯用神：從沒認真反省到底人們是怎樣「說故事」的。<br />

		<a class="acontinues" href="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045.html">(繼續閱讀...)</a>
		]]>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045.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7045.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10 Aug 2007 18:05:04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樓盤廣告的新衣</title>
	<description><![CDATA[
			還有一個，真的是有無敵海景。在這裡真是可以看到南區的，不是香港的南區，是法國的南區。
——黃子華，《冇炭用》

一個笑話之所以能令人發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說出了一些我們知道但不會說出來的真相。在邏輯上，黃子華這個笑話是假的，在香港怎能看到法國南區？難道地球真的是平不成？但現實中，這個笑話卻是真的：香港的樓盤廣告中的而且確會出現法國南區的瑰麗浪漫。欣賞著黃子華精準的棟篤笑演出，我們都懂得開懷發笑，原因卻不是它既真又假，而是它令我們明白了一個關於香港樓盤廣告的真相：地產商所製造的，是一個假得不能再假的幻象，但看盤買盤的人不僅沒有拆穿它，反而努力維護它，好等幻象變成我們的「國王的新衣」。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還有一個，真的是有無敵海景。在這裡真是可以看到南區的，不是香港的南區，是法國的南區。</i><br />
——黃子華，《冇炭用》<br />
<br />
一個笑話之所以能令人發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說出了一些我們知道但不會說出來的真相。在邏輯上，黃子華這個笑話是假的，在香港怎能看到法國南區？難道地球真的是平不成？但現實中，這個笑話卻是真的：香港的樓盤廣告中的而且確會出現法國南區的瑰麗浪漫。欣賞著黃子華精準的棟篤笑演出，我們都懂得開懷發笑，原因卻不是它既真又假，而是它令我們明白了一個關於香港樓盤廣告的真相：地產商所製造的，是一個假得不能再假的幻象，但看盤買盤的人不僅沒有拆穿它，反而努力維護它，好等幻象變成我們的「國王的新衣」。<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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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26 Jul 2007 18:01:32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家」：一個精神共同體</title>
	<description><![CDATA[
			在巴黎，在三座相當著名的公墓，分別是蒙帕那斯公墓(Le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蒙馬特公墓(Le Cimetière du Montmartre)和拉雪茲神父公墓(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這些公墓裡埋葬了很多古今先哲賢人，不只有法國人，也有很多是外國人。據說，選擇葬在巴黎的外國人都相信，一個人既然不能選擇生的地方，就應該有權選擇死的地方，這就是人的最後自由。巴黎是自由的，這些墓園也象徵了一種「死葬的自由」。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www.paris-tours.info/tourist-information/images/montparnasse-cemetary.jpg">在巴黎，在三座相當著名的公墓，分別是蒙帕那斯公墓(Le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蒙馬特公墓(Le Cimetière du Montmartre)和拉雪茲神父公墓(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這些公墓裡埋葬了很多古今先哲賢人，不只有法國人，也有很多是外國人。據說，選擇葬在巴黎的外國人都相信，一個人既然不能選擇生的地方，就應該有權選擇死的地方，這就是人的最後自由。巴黎是自由的，這些墓園也象徵了一種「死葬的自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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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Wed, 25 Jul 2007 18:00:14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董啟章的同代人</title>
	<description><![CDATA[
			一種思想可以照亮一個時代、甚至是很多個時代，但個人經歷卻從來沒有這種量力。不是每一本人物傳記都可以是我們的人生路燈，別人的生命、別人的歷練，若不能跟當下的我發生共鳴，那就只不過是一個傳記故事而已。於是，小時候讀過的名人傳記根本不值一晒，只有「同代人」的經歷，才值得我們細嚼再三。

但「同代人」並不一定是同輩的人。借用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的說法，「同代人」是一群分享著相同藝術「原型」的人，「原型」跟外在的歷史文化環境毫無關係，卻構成了溝通和啟迪的契機。無獨有偶，我們這一代的V城作家董啟章也有類似的說法。在一本叫《同代人》的評論集中，董啟章如此寫道：「所謂同化，也可以和年齡無關，甚至和年資無關。廣義的同代，在V城這個地方，在文學這個小圈子，包括在同一時空下的所有嫌疑犯、受害人、目擊者和旁觀者。」他所說的「同代人」大概沒有昆德拉那種「藝術形而上學」的味道，但發人深省的是，作為一個成長於V城末代殖民時期的文藝青年，董啟章的確分享著一些植根於V城的深層文化「原型」：既要承受沒有傳統文化包袱的虛無和失落，又要面對功利世態所帶來的義憤和不安。把這種「原型」說成是V城的混雜飄泊身份似乎有點庸俗，換過說法吧，這大概是任何一個成長於V城的文藝青年的內在焦慮狀態。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www.geocities.com/SoHo/Palette/2416/Tmp1.jpg" width="240">一種思想可以照亮一個時代、甚至是很多個時代，但個人經歷卻從來沒有這種量力。不是每一本人物傳記都可以是我們的人生路燈，別人的生命、別人的歷練，若不能跟當下的我發生共鳴，那就只不過是一個傳記故事而已。於是，小時候讀過的名人傳記根本不值一晒，只有「同代人」的經歷，才值得我們細嚼再三。<br />
<br />
但「同代人」並不一定是同輩的人。借用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的說法，「同代人」是一群分享著相同藝術「原型」的人，「原型」跟外在的歷史文化環境毫無關係，卻構成了溝通和啟迪的契機。無獨有偶，我們這一代的V城作家董啟章也有類似的說法。在一本叫《同代人》的評論集中，董啟章如此寫道：「所謂同化，也可以和年齡無關，甚至和年資無關。廣義的同代，在V城這個地方，在文學這個小圈子，包括在同一時空下的所有嫌疑犯、受害人、目擊者和旁觀者。」他所說的「同代人」大概沒有昆德拉那種「藝術形而上學」的味道，但發人深省的是，作為一個成長於V城末代殖民時期的文藝青年，董啟章的確分享著一些植根於V城的深層文化「原型」：既要承受沒有傳統文化包袱的虛無和失落，又要面對功利世態所帶來的義憤和不安。把這種「原型」說成是V城的混雜飄泊身份似乎有點庸俗，換過說法吧，這大概是任何一個成長於V城的文藝青年的內在焦慮狀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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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41.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41.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at, 03 Mar 2007 17:45:26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左翼理論與哲學</title>
	<description><![CDATA[
			有一個關於「運動」與「理論」的說法是這樣的：「香港社會，搞運動的不讀理論，讀理論的又不搞運動，非常分割」。執著於「理論」與「運動」之間的關係的，大概是一個馬克思遺留下來的孽，就是那句「解釋世界」跟「改變世界」的偈語。於是乎，在馬克思的徒子徒孫眼中，讀理論不搞運動是數典忘祖，搞運動不讀理論是大逆不道。甚至經過千萬左翼運動的失敗，資本主義愈益顛簸不破之時，我們的左翼理論家仍然希望為一眾運動搞手度身訂造一套切合時代的運動策略，從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到各種罷工罷課、火紅運動，再到今天的「同等/差異」邏輯，理論家要「解釋」的，向來都不只是世界本身，而是「改變世界」的哲學。

我大概也知道一點關於香港「左派」的事，卻從來不大了解香港的「左翼」份子。針對以上的那個說法，有一篇文章是這樣的：

超越「理論」：從馬國明到社會運動

我不知道馬國明會怎樣理解「理論」，但我們為何總是要用「理論」去改變世界？馬克思其實是這樣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哲學」的目標始終是「解釋世界」，沒能改變世界是「哲學」的缺點，但卻不是「哲學」的錯誤，改變世界始終是革命的事。

今天「哲學」已被歸邊成「形而上學」，一切與現實有關的思想統統被冠以「理論」之名。這並不意味著一切理論都是用來「改變世界」，批評別人「只讀理論不搞運動」或「只搞運動不讀理論」常常會犯上個毛病：分不清「哲學」跟「指導思想」的差別。「指導思想」是行動的策略，是具有目的性的，例如要求加薪，反對惡法或推翻暴政等，最終目的都是要「改變世界」。但「哲學」呢？「哲學」可以跟現實有關，甚至跟權力有關，但「哲學」的最終關懷都是改變自己，而不是世界。

我想引用一段由一位當代最具反叛性的哲學家所說的話：

「哲學不是權力，因而不能與那些權力作戰，但是它也進行著一場沒有戰役的戰爭，一場反對那些權力的游擊戰。哲學無法與那些權力交談，同它們無話可說，無可溝通，哲學只能同權力談判。由於那些權力並不僅僅滿足於停留在外部世界，還滲入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在通過哲學不斷地同自我進行談判和游擊戰。」
——德勒茲(Gilles Deleuze)



左翼「理論」會說：必須改變世界，但「哲學」卻會問：為何「世界」比「自己」重要？我們可以用畢生的心力去改變「自己」嗎？面對權力，哲學不是要打倒它，而是要在自我中發動動爭，讓自我永遠處於「philosophize」的鬥爭中。馬國明說：「讀理論，無他，不過是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好一個不執迷於「左翼」的左翼者的說法！

關於一個左翼者的記錄片screening：

《why馬國明？why Benjamin?》記錄片放映暨專題講座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有一個關於「運動」與「理論」的說法是這樣的：「香港社會，搞運動的不讀理論，讀理論的又不搞運動，非常分割」。執著於「理論」與「運動」之間的關係的，大概是一個馬克思遺留下來的孽，就是那句「解釋世界」跟「改變世界」的偈語。於是乎，在馬克思的徒子徒孫眼中，讀理論不搞運動是數典忘祖，搞運動不讀理論是大逆不道。甚至經過千萬左翼運動的失敗，資本主義愈益顛簸不破之時，我們的左翼理論家仍然希望為一眾運動搞手度身訂造一套切合時代的運動策略，從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到各種罷工罷課、火紅運動，再到今天的「同等/差異」邏輯，理論家要「解釋」的，向來都不只是世界本身，而是「改變世界」的哲學。<br />
<br />
我大概也知道一點關於香港「左派」的事，卻從來不大了解香港的「左翼」份子。針對以上的那個說法，有一篇文章是這樣的：<br />
<br />
<a href="http://www.grass-root.org/college/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480" target="blank">超越「理論」：從馬國明到社會運動</a><br />
<br />
我不知道馬國明會怎樣理解「理論」，但我們為何總是要用「理論」去改變世界？馬克思其實是這樣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哲學」的目標始終是「解釋世界」，沒能改變世界是「哲學」的缺點，但卻不是「哲學」的錯誤，改變世界始終是革命的事。<br />
<br />
今天「哲學」已被歸邊成「形而上學」，一切與現實有關的思想統統被冠以「理論」之名。這並不意味著一切理論都是用來「改變世界」，批評別人「只讀理論不搞運動」或「只搞運動不讀理論」常常會犯上個毛病：分不清「哲學」跟「指導思想」的差別。「指導思想」是行動的策略，是具有目的性的，例如要求加薪，反對惡法或推翻暴政等，最終目的都是要「改變世界」。但「哲學」呢？「哲學」可以跟現實有關，甚至跟權力有關，但「哲學」的最終關懷都是改變自己，而不是世界。<br />
<br />
我想引用一段由一位當代最具反叛性的哲學家所說的話：<br />
<br />
<i>「哲學不是權力，因而不能與那些權力作戰，但是它也進行著一場沒有戰役的戰爭，一場反對那些權力的游擊戰。哲學無法與那些權力交談，同它們無話可說，無可溝通，哲學只能同權力談判。由於那些權力並不僅僅滿足於停留在外部世界，還滲入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在通過哲學不斷地同自我進行談判和游擊戰。」</i><br />
——德勒茲(Gilles Deleuze)<br />
<br />
<img src="http://www.periferike.org/public/img/deleuze_1.jpg"><br />
<br />
左翼「理論」會說：必須改變世界，但「哲學」卻會問：為何「世界」比「自己」重要？我們可以用畢生的心力去改變「自己」嗎？面對權力，哲學不是要打倒它，而是要在自我中發動動爭，讓自我永遠處於「philosophize」的鬥爭中。馬國明說：「讀理論，無他，不過是站得高些，看得遠些。」好一個不執迷於「左翼」的左翼者的說法！<br />
<br />
關於一個左翼者的記錄片screening：<br />
<a href="http://www.mackiestudy.com/cgi-bin/new/clever.cgi?mode=res&no=530" target="_blank"><img src="http://www.mackiestudy.com/images/whybenjamin" width="150"><br />
《why馬國明？why Benjamin?》記錄片放映暨專題講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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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33.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33.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Wed, 21 Feb 2007 17:44:42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一個叩問香港的複調場地</title>
	<description><![CDATA[
			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從來不是明日黃花。所謂「身份」本來就是變動不居，探索身份的問題，其實就是叩問自身的存在狀態，開拓前往可能世界的路徑。香港人從沒因為九七回歸而找到固定的身份，相反在波瀾跌起在文化風潮裡，我們一再提出：如何在歷史的坐標上發現香港？在回歸十年，由陳炳釗和董啟章聯手創作劇場作品《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便成了「叩問香港」的再出發點。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www.books.com.tw/exep/lib/image.php?image=http://addons.books.com.tw/G/001/7/0010310627.jpg&width=140&height=200" widht="140">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從來不是明日黃花。所謂「身份」本來就是變動不居，探索身份的問題，其實就是叩問自身的存在狀態，開拓前往可能世界的路徑。香港人從沒因為九七回歸而找到固定的身份，相反在波瀾跌起在文化風潮裡，我們一再提出：如何在歷史的坐標上發現香港？在回歸十年，由陳炳釗和董啟章聯手創作劇場作品《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便成了「叩問香港」的再出發點。<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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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27.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927.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16 Feb 2007 17:43:48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火車上的降靈會</title>
	<description><![CDATA[
			一位鐵道站長堅持每天親手操控火車站上的一切運作，包括火車進站離站、列車班次安排、鐵路轉道等等事情，他都一手包辦。儘管火車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風光，火車經常空車進出，但老站長始終不肯調到別處工作，一直堅持至廢線為止。

這是一齣日本電影《鐵道員》的故事情節。飾演老站長的高倉健，不僅把這位終生持守站長任務的可敬老人演得入木三分，更構築出一種對鐵路的壯麗迷戀，實在令人動容。電影中，火車站附近的媒礦早已廢棄，剩下來的就只有疏落的幾戶人家，漫天飛雪，若不是還聽到偶爾長鳴的氣笛聲，我們根本就感覺不到一絲的現代氣息。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image2.sina.com.cn/book/ul/2006/0118/U135P112DT20060118132620.jpg">一位鐵道站長堅持每天親手操控火車站上的一切運作，包括火車進站離站、列車班次安排、鐵路轉道等等事情，他都一手包辦。儘管火車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風光，火車經常空車進出，但老站長始終不肯調到別處工作，一直堅持至廢線為止。<br />
<br />
這是一齣日本電影《鐵道員》的故事情節。飾演老站長的高倉健，不僅把這位終生持守站長任務的可敬老人演得入木三分，更構築出一種對鐵路的壯麗迷戀，實在令人動容。電影中，火車站附近的媒礦早已廢棄，剩下來的就只有疏落的幾戶人家，漫天飛雪，若不是還聽到偶爾長鳴的氣笛聲，我們根本就感覺不到一絲的現代氣息。
		<a class="acontinues" href="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737.html">(繼續閱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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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737.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737.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10 Nov 2006 10:03:19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夜讀劇書閃念之一：我如何信仰劇場文學</title>
	<description><![CDATA[
			

戲劇。一種以詩意的身體來感動人的藝術。

我從不貶抑劇場中的文學性，但文學並不等於劇場，我常常看到很多十分「話劇」的劇場作品，文本先行，又不懂把文本好好雕琢，結果變成了社區會堂的消閒戲，或者電視肥皂劇的真人show。根本無甚足觀。

最近在書架上找來一本名為《台灣小劇場運動史》的書，才醒覺自己的戲劇肉身生不逢時，亦活錯了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台灣，是一個人文精神的隱性牢籠，戲劇傳統根深柢固，政治恐怖無日無之，我總是覺得，只有在侯門和大牢中，才會出現叛徒。於是台灣的小劇場運動終於爆發，展現其挑戰天地的無比活力和創意。

有人說，台灣有文化氛圍而無創作自由，香港則有創作自由而無文化氛圍。我自問錯過了八十年代的時代起飛，無法以記憶驗證這「哈台」論述的真確性。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香港從沒有出現過一個如台灣小劇場時代的劇場叛逆歲月，有的只是劇壇「鼠竊狗偷」，或「俠盜」，偶一為之地讓民眾窺見西方前衛戲劇的生命之火，其餘大都是劣等的莎士比亞、劣等的易卜生、劣等的契訶夫、劣等的阿瑟米勒、和劣等的「誰也不是」。

所以當我讀一些談布萊希特、荒誕劇場、亞陶等的戲劇理念，哪怕是一些浮淺的觀念如什麼「離散效果」、「反戲劇」、「殘酷劇場」的詞彙，已足以令我想像到戲劇可以怎樣感動人。

或者這只是悔氣說話，我仍然相信文字。如果劇場也是一種要讓人認識世界和自己的藝術，那麼當戲劇徹底去掉構成我們世界表層的文字時，戲劇便僅足以成為呈現戲劇本身的工具，而成為一種純粹的藝術。亞陶不相信文字，只相信肢體和舞台調度，他以為必須摧毀語言，把整個劇場化成一個意象，才能捕捉人的內心。然而，亞陶最終失了心，他的理論都是由葛羅托斯基、布魯克、謝喜納等人來實踐，但這些偉大的戲劇家所能捕足的，只是他們自身和少數觀眾的內心。他們成為了苦行者、宗教家，他們窺視了世界的神秘，卻無視一般人的生活「真實」。

這就像一些戲劇創作者，我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到達亞陶的境界，但他們只懂「反主流」、「反文本」，在庸俗的「主流」，展開了一個虛無的「主流」，他們和寡而不曲高。

只有把劇場的文學性，和劇場的意象性「辯證地」結合，才能呈現世界和人性的所有面向。我始終以為，真正符合這種戲劇精神的戲劇大師，大概只有布萊希特。



小延伸：
史詩劇場
殘酷劇場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center><img src="http://bidule.blog.lemonde.fr/bidule/images/antonin_artaud.jpg" height="300"><img src="http://www.temakel.com/fotoavartaud.jpg" height="300"></center><br />
<br />
戲劇。一種以詩意的身體來感動人的藝術。<br />
<br />
我從不貶抑劇場中的文學性，但文學並不等於劇場，我常常看到很多十分「話劇」的劇場作品，文本先行，又不懂把文本好好雕琢，結果變成了社區會堂的消閒戲，或者電視肥皂劇的真人show。根本無甚足觀。<br />
<br />
<img style="FLOAT: right; MARGIN: 10px 10px 0px 10px" src="http://addons.books.com.tw/G/6/0010027696.jpg" width="170">最近在書架上找來一本名為《<a href="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027696" target="_blank">台灣小劇場運動史</a>》的書，才醒覺自己的戲劇肉身生不逢時，亦活錯了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台灣，是一個人文精神的隱性牢籠，戲劇傳統根深柢固，政治恐怖無日無之，我總是覺得，只有在侯門和大牢中，才會出現叛徒。於是台灣的小劇場運動終於爆發，展現其挑戰天地的無比活力和創意。<br />
<br />
有人說，台灣有文化氛圍而無創作自由，香港則有創作自由而無文化氛圍。我自問錯過了八十年代的時代起飛，無法以記憶驗證這「哈台」論述的真確性。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香港從沒有出現過一個如台灣小劇場時代的劇場叛逆歲月，有的只是劇壇「鼠竊狗偷」，或「俠盜」，偶一為之地讓民眾窺見西方前衛戲劇的生命之火，其餘大都是劣等的莎士比亞、劣等的易卜生、劣等的契訶夫、劣等的阿瑟米勒、和劣等的「誰也不是」。<br />
<br />
所以當我讀一些談布萊希特、荒誕劇場、亞陶等的戲劇理念，哪怕是一些浮淺的觀念如什麼「離散效果」、「反戲劇」、「殘酷劇場」的詞彙，已足以令我想像到戲劇可以怎樣感動人。<br />
<br />
<a href="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0714542342/sr=8-3/qid=1152091814/ref=sr_1_3/002-8425632-9964010?ie=UTF8" target="_blank"><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0px 10px 0px" src="http://www.countrybookshop.co.uk/images/jackets/1999/0714542342.jpg" height="200"></a><a href="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16356" target="_blank"><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addons.books.com.tw/G/6/0010216356.jpg" height="200"></a>或者這只是悔氣說話，我仍然相信文字。如果劇場也是一種要讓人認識世界和自己的藝術，那麼當戲劇徹底去掉構成我們世界表層的文字時，戲劇便僅足以成為呈現戲劇本身的工具，而成為一種純粹的藝術。亞陶不相信文字，只相信肢體和舞台調度，他以為必須摧毀語言，把整個劇場化成一個意象，才能捕捉人的內心。然而，亞陶最終失了心，他的理論都是由葛羅托斯基、布魯克、謝喜納等人來實踐，但這些偉大的戲劇家所能捕足的，只是他們自身和少數觀眾的內心。他們成為了苦行者、宗教家，他們窺視了世界的神秘，卻無視一般人的生活「真實」。<br />
<br />
這就像一些戲劇創作者，我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到達亞陶的境界，但他們只懂「反主流」、「反文本」，在庸俗的「主流」，展開了一個虛無的「主流」，他們和寡而不曲高。<br />
<br />
只有把劇場的文學性，和劇場的意象性「辯證地」結合，才能呈現世界和人性的所有面向。我始終以為，真正符合這種戲劇精神的戲劇大師，大概只有布萊希特。<br />
<br />
<img src="http://www.theater.ir/files/brecht.jpg" width="250"><br />
<br />
小延伸：<br />
<a href="http://blog.roodo.com/mktheatre/archives/1331191.html" target="_blank">史詩劇場</a><br />
<a href="http://blog.roodo.com/mktheatre/archives/1348790.html" target="_blank">殘酷劇場</a>
		
		]]>
	</content:encoded>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699.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699.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ue, 04 Jul 2006 23:26:1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灰欄外的革命倫理</title>
	<description><![CDATA[
			在《聖經》〈列王紀〉3章16至28節有一個所羅門王智慧判斷的故事：話說有兩個婦人要爭奪一個嬰孩，兩人都說自己是嬰孩的親生母親，於是她們來到所羅門王面前，請求他的定奪。所羅門王見他們各執一詞，也無法搞清楚誰才是嬰孩的生母。於是所羅門王就吩咐左右取來一把刀，然後對兩個婦人說：「既然無法分辨誰是嬰孩的母親，那就把嬰孩劈成兩半，每人各要一半吧。」其中一個婦人便說：「王啊，把孩子給她吧，千萬別殺孩子。」另一個婦人則說：「這孩子誰也不能要了，就把他劈開吧。」顯然答案已經很明顯，於是所羅門就說：「把嬰孩給這個婦人吧，她才是嬰孩的生母。」於是便把嬰孩交給了第一個婦人。

據說所羅門王生於耶穌出生前約一千年，而在二千年後的中國，有一個叫李行道的人，寫了一齣名叫《包待制智勘灰欄記》的雜劇，都是寫爭奪兒子的故事，但邏輯卻與聖經故事何其相似：馬員外娶了一名妓女張海棠為妾，並生下一子。馬員外的元配卻與別人通姦，合謀毒死了馬員外，然後嫁禍給張海棠，並強奪了張海棠的兒子。事件鬧到開封府，由府尹包拯接手此案。為了弄清誰才是孩子的親生母親，包公命人在地上畫上一個灰欄，將孩子放在裡面，然後讓馬妻和張海棠爭奪，誰能將孩子拉出灰欄的，就是孩子的母親。張海棠愛子心切，不忍使力拉傷兒子，而馬妻則將孩子用力扯出來。最後包公自然明察秋毫，把孩子判給張海棠，並為她平反。

雖有考證說此劇源自東漢應邵《風俗通義》中的妯娌爭兒故事，但我卻寧願相信這齣元雜劇與所羅門生的故事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因為從裁判的方法上，《灰欄記》比所羅門王故事多了一個妙妙絕的亮點，那就是：灰欄不是像把兒子劈開一般的裁判，而是一個申辯的機會。從現代觀點來看，灰欄是一種法律制度，其機制就是身體的暴力。當然我們無法認同灰欄是公平的法律，但對比於所羅門王的人治(或神治)，灰欄已經是一種法治模式。我們仍可以設想，在灰欄裡，張海棠有爭取自身利益的權利，她與馬妻之間是真正公平的。只是張海棠選擇放棄，因為她認為灰欄並不合理，而她亦必須為對律法的蔑視付出代價：失去兒子。

但從敘事者的角度來看，灰欄自然不會最後是的倫理邏輯，因為包公所要尋找的跟所羅門王要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真相，孩子母親是誰的真相。在灰欄的系統裡，張海棠是否蒙冤根本毫無關係，因為那是包公往後要調查的事，並不是灰欄的功用。灰欄只用來找出真正的母親，正如聖經故事中所羅門王的任務只是要找出兒子的母親，至於第二個婦人企圖騙走別人的兒子是否有罪，卻是上帝的責任。或者說，所羅門王的任務根本就是用智慧來榮耀上帝，爭子之事，不過是一種手段。

時間又推遲了幾百年，二次大戰末期，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挪用了這齣雜劇的框架，說了一個在高加索發生的灰欄記故事，但在故事中的裁判者，已不再是要找出真相了。《高加索灰欄記》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中世紀的格魯吉亞，一場暴動之中，總督被殺，總督夫人倉惶逃難時只顧著金銀財寶，竟狠心遺下親生兒子。善良的女佣格魯雪救出了這可憐的小孩，千辛萬苦都要將小孩好好撫養。動亂平息後，總督夫人為了繼承遺產，強行要索回孩子。於是法官阿茲達克便用灰欄斷案的方法來判案。總督夫人貪財殘忍，竟不理孩子死活拼命拉扯，而格魯雪卻愛惜孩子，反而不肯扯傷他。最後法官明知生母是總督夫人，也將小孩判給格魯雪。

布萊希特要說的不是一個智慧故事，也不是一個家庭倫理故事，而是要說一個革命倫理故事。故事中的高加索是一個法律失效的地方，那個掛名法官阿茲達克向來不依法律，只憑一己喜惡判案。格魯雪則象徵了在這個革命時空中的無產者，體現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反觀總督夫人則象徵了腐敗的貴族，她雖然在孩子母親誰屬的事件於站在真相的一方，但在那個無法無天的法官眼中，格魯雪才是真理，不僅因為她愛惜孩子，也因為她站在腐敗制度的對立面。革命倫理是階級性的，就是必須把反建制者視為真理的代表，因此孩子才會被判還給格魯雪。這不是「生娘不及養娘大」的道理，而是當比起階級價值，血緣根本毫不重要。

如果我們把真相，或實現真相的最高智慧，即上帝，看作所羅門故事中的終極意義，而把家族血緣視為《包待制智勘灰欄記》中的基本原則，那麼在《高加索灰欄記》的故事裡，革命才是最高價值。那就是說，在革命倫理中，家庭倫理和宗教倫理仍可以存在，但都是條件性的，唯有無產階級的利益，才是革命倫理中的定言律令。

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保證格魯雪必定是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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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right; MARGIN: 0px 0px 10px 10px" src="http://25togo.blogs.com/mymy/images/raphael60.JPG" width="240">在《聖經》〈列王紀〉3章16至28節有一個所羅門王智慧判斷的故事：話說有兩個婦人要爭奪一個嬰孩，兩人都說自己是嬰孩的親生母親，於是她們來到所羅門王面前，請求他的定奪。所羅門王見他們各執一詞，也無法搞清楚誰才是嬰孩的生母。於是所羅門王就吩咐左右取來一把刀，然後對兩個婦人說：「既然無法分辨誰是嬰孩的母親，那就把嬰孩劈成兩半，每人各要一半吧。」其中一個婦人便說：「王啊，把孩子給她吧，千萬別殺孩子。」另一個婦人則說：「這孩子誰也不能要了，就把他劈開吧。」顯然答案已經很明顯，於是所羅門就說：「把嬰孩給這個婦人吧，她才是嬰孩的生母。」於是便把嬰孩交給了第一個婦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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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所羅門王生於耶穌出生前約一千年，而在二千年後的中國，有一個叫李行道的人，寫了一齣名叫《包待制智勘灰欄記》的雜劇，都是寫爭奪兒子的故事，但邏輯卻與聖經故事何其相似：馬員外娶了一名妓女張海棠為妾，並生下一子。馬員外的元配卻與別人通姦，合謀毒死了馬員外，然後嫁禍給張海棠，並強奪了張海棠的兒子。事件鬧到開封府，由府尹包拯接手此案。為了弄清誰才是孩子的親生母親，包公命人在地上畫上一個灰欄，將孩子放在裡面，然後讓馬妻和張海棠爭奪，誰能將孩子拉出灰欄的，就是孩子的母親。張海棠愛子心切，不忍使力拉傷兒子，而馬妻則將孩子用力扯出來。最後包公自然明察秋毫，把孩子判給張海棠，並為她平反。<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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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考證說此劇源自東漢應邵《風俗通義》中的妯娌爭兒故事，但我卻寧願相信這齣元雜劇與所羅門生的故事有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因為從裁判的方法上，《灰欄記》比所羅門王故事多了一個妙妙絕的亮點，那就是：灰欄不是像把兒子劈開一般的裁判，而是一個申辯的機會。從現代觀點來看，灰欄是一種法律制度，其機制就是身體的暴力。當然我們無法認同灰欄是公平的法律，但對比於所羅門王的人治(或神治)，灰欄已經是一種法治模式。我們仍可以設想，在灰欄裡，張海棠有爭取自身利益的權利，她與馬妻之間是真正公平的。只是張海棠選擇放棄，因為她認為灰欄並不合理，而她亦必須為對律法的蔑視付出代價：失去兒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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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敘事者的角度來看，灰欄自然不會最後是的倫理邏輯，因為包公所要尋找的跟所羅門王要知道的都是同一件事：真相，孩子母親是誰的真相。在灰欄的系統裡，張海棠是否蒙冤根本毫無關係，因為那是包公往後要調查的事，並不是灰欄的功用。灰欄只用來找出真正的母親，正如聖經故事中所羅門王的任務只是要找出兒子的母親，至於第二個婦人企圖騙走別人的兒子是否有罪，卻是上帝的責任。或者說，所羅門王的任務根本就是用智慧來榮耀上帝，爭子之事，不過是一種手段。<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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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www.ghunka.com/images/brecht.jpg" width="120">時間又推遲了幾百年，二次大戰末期，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挪用了這齣雜劇的框架，說了一個在高加索發生的灰欄記故事，但在故事中的裁判者，已不再是要找出真相了。《高加索灰欄記》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中世紀的格魯吉亞，一場暴動之中，總督被殺，總督夫人倉惶逃難時只顧著金銀財寶，竟狠心遺下親生兒子。善良的女佣格魯雪救出了這可憐的小孩，千辛萬苦都要將小孩好好撫養。動亂平息後，總督夫人為了繼承遺產，強行要索回孩子。於是法官阿茲達克便用灰欄斷案的方法來判案。總督夫人貪財殘忍，竟不理孩子死活拼命拉扯，而格魯雪卻愛惜孩子，反而不肯扯傷他。最後法官明知生母是總督夫人，也將小孩判給格魯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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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tyle="FLOAT: right; MARGIN: 0px 0px 10px 10px" src="http://www.complicite.org/images/productions/CCC/CCC_prod_SAn_01.jpg" width="280">布萊希特要說的不是一個智慧故事，也不是一個家庭倫理故事，而是要說一個革命倫理故事。故事中的高加索是一個法律失效的地方，那個掛名法官阿茲達克向來不依法律，只憑一己喜惡判案。格魯雪則象徵了在這個革命時空中的無產者，體現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反觀總督夫人則象徵了腐敗的貴族，她雖然在孩子母親誰屬的事件於站在真相的一方，但在那個無法無天的法官眼中，格魯雪才是真理，不僅因為她愛惜孩子，也因為她站在腐敗制度的對立面。革命倫理是階級性的，就是必須把反建制者視為真理的代表，因此孩子才會被判還給格魯雪。這不是「生娘不及養娘大」的道理，而是當比起階級價值，血緣根本毫不重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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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真相，或實現真相的最高智慧，即上帝，看作所羅門故事中的終極意義，而把家族血緣視為《包待制智勘灰欄記》中的基本原則，那麼在《高加索灰欄記》的故事裡，革命才是最高價值。那就是說，在革命倫理中，家庭倫理和宗教倫理仍可以存在，但都是條件性的，唯有無產階級的利益，才是革命倫理中的定言律令。<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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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保證格魯雪必定是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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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671.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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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24 Apr 2006 05:57:24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筆記 - 葛蘭西之一：有機知識分子</title>
	<description><![CDATA[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頁61)

馬克思(Karl Marx)這一名言似乎是對知識分子永恆的刁難。尤其在今天，我們愈來愈擅於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世界，因為世界已漸漸失去了足以由個人能改變的本性，這不是知識分子或者政治家的無能，而是世界再不可能有「君臨天下」這一回事了。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權力話語無遠弗界，知識分子缺乏權力支持，就連一隻無牙老虎也不如，而只是一條躲在象牙塔裡的毛毛蟲。傅柯(Michel Foucault)說過，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權力制度的一部分(福柯、德勒茲：頁206)，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就是，知識分子本身是階級性的，無法掌握如何通過階級矛盾去進行知識分子式的實踐(praxis)，就無法真正成為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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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mg style="FLOAT: left; MARGIN: 0px 10px 10px 0px" src="http://blog.roodo.com/iamchingkin/9c1b9b3d.jpg" width="120"><i>「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i>(馬克思：頁61)<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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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Karl Marx)這一名言似乎是對知識分子永恆的刁難。尤其在今天，我們愈來愈擅於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世界，因為世界已漸漸失去了足以由個人能改變的本性，這不是知識分子或者政治家的無能，而是世界再不可能有「君臨天下」這一回事了。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權力話語無遠弗界，知識分子缺乏權力支持，就連一隻無牙老虎也不如，而只是一條躲在象牙塔裡的毛毛蟲。傅柯(Michel Foucault)說過，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權力制度的一部分(福柯、德勒茲：頁206)，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就是，知識分子本身是階級性的，無法掌握如何通過階級矛盾去進行知識分子式的實踐(praxis)，就無法真正成為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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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Wed, 01 Mar 2006 21:22:57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別讓「反歧視」凌駕法律</title>
	<description><![CDATA[
			就高等法院裁定男同性戀性行為條文違反歧視條例，八月廿五日明報社評( 〈政府應就同性戀裁決上訴〉)認為法院未有顧及裁決對社會道德造成的衝擊，亦不宜僭越其司法機關的身分，對這類富爭議性的議題變相立法，為了讓法院能對問題有充分的討論，政府應就判決提出上訴。

法院裁決是法律上的裁決，而不是社會道德判斷，同樣上訴也應持相同原則，換言之，如果政府認為原來的條文沒有違反歧視條例，便應上訴，而支持提出上訴更沒有歧視同性戀的意味，這是最基本的法律精神。不過，不少媒體在評論這次判決時，多是以道德判斷，認為「歧視同性戀不應該，因此裁決是正確的」，對四項條文中的細節部份是否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卻沒有深入理解和分析。

同性戀者是社會上的被壓迫者，但我們不能因此天真地認定，一切對同性戀者有利的判決都是合理和合法的。如果被壓迫者因為站在被壓迫者的位置上，並以「反對歧視」為借口造成輿論壓力，以妨礙對相關議題的客觀討論，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公。例如當輿論一面倒地高調讚揚法院對男同性戀性行為條文的裁決，會對政府或其他人士提出上訴造成壓力，盡管他們認為法院裁決於法不合，也可能不敢公然挑戰輿論而放棄上訴，結果同性戀者便會以被壓迫者的姿態，變相成為法律制度下的得益者，被壓迫者反過來成為壓迫者。

廢除歧視同性戀的條例是值得歡迎的，但法院的裁決也必須依法辦理，否則法理根基便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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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就高等法院裁定男同性戀性行為條文違反歧視條例，八月廿五日明報社評( <a href="http://hk.news.yahoo.com/050824/12/1fx1d.html" target="_blank">〈政府應就同性戀裁決上訴〉</a>)認為法院未有顧及裁決對社會道德造成的衝擊，亦不宜僭越其司法機關的身分，對這類富爭議性的議題變相立法，為了讓法院能對問題有充分的討論，政府應就判決提出上訴。<br />
<br />
法院裁決是法律上的裁決，而不是社會道德判斷，同樣上訴也應持相同原則，換言之，如果政府認為原來的條文沒有違反歧視條例，便應上訴，而支持提出上訴更沒有歧視同性戀的意味，這是最基本的法律精神。不過，不少媒體在評論這次判決時，多是以道德判斷，認為「歧視同性戀不應該，因此裁決是正確的」，對四項條文中的細節部份是否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卻沒有深入理解和分析。<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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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是社會上的被壓迫者，但我們不能因此天真地認定，一切對同性戀者有利的判決都是合理和合法的。如果被壓迫者因為站在被壓迫者的位置上，並以「反對歧視」為借口造成輿論壓力，以妨礙對相關議題的客觀討論，反而會造成社會不公。例如當輿論一面倒地高調讚揚法院對男同性戀性行為條文的裁決，會對政府或其他人士提出上訴造成壓力，盡管他們認為法院裁決於法不合，也可能不敢公然挑戰輿論而放棄上訴，結果同性戀者便會以被壓迫者的姿態，變相成為法律制度下的得益者，被壓迫者反過來成為壓迫者。<br />
<br />
廢除歧視同性戀的條例是值得歡迎的，但法院的裁決也必須依法辦理，否則法理根基便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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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615.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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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26 Aug 2005 00:54:30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一個人的自由抗爭</title>
	<description><![CDATA[
			人對自由的渴望是源於人要從自然中解放出來。先民的生活就是要與自然搏鬥，每一場勞動都是在生存與死亡之間掙扎。他們並不是沒有自由，因為在他們的生存法則裡，「自由」的狀態是本質上不存在，「自由」對於他們來說不具有生存上的意義，既沒有「自由」，又何來「沒有自由」？

自由只有在群居社會出現之後才能產生。亞里士多德將人理解為「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也就點出了當人的生存秩序可以被劃分為「私人」和「社會」兩個範圍時，人才可以為人。所謂「政治」就是指人通過行動(praxis)和言語(lexis)跟別人聯繫，進而產生新的事件。社會是政治的場所，「新事件」產生的溫床，尤其在古希臘的城邦裡，家庭屬私人領域，人受制於宗族的暴力統治，而城邦 – 社會則屬公共領域，平等的人在社會裡擺脫了自然的暴力統治，通過「新事件」不斷建構新的社會法則。在社會裡，完善的公共領域使人是自由的，因為人是被「關係」所統治，但這種「關係」不是必然，因此「統治」也不是必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自由意味著既不受制於生活的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也不對其他人發號施令。它既不意味著統治，也不意味著被統治。」

現代社會是一個全新的自然，是「新事件」的高度累積。本來社會規範是一種契約，但如今都變成了像「弱肉強食」之類的自然法則。因此，當社會發展到個別的人無法左右「關係」的發展時，「關係」成了必然，釀成自然法則的回歸，人的自由重新陷落。古人如陶淵明之輩，深諳社會之不自由性，於是遁入山森，以面對自然之不自由性來抗衡社會之不自由性，他有力選擇，是一種自由；在亂世之中，人在國家主權上全然無助，但正正在混亂的時代，一切社會「關係」土崩瓦解，開發自由的空間才前所未有的廣闊。

活在一個空前的盛世，既沒社會與自然截然劃分，公共與私人的分野也日益模糊，社會「關係」更沒有破滅的徵兆，人的必然性就是不自由的必然性。盛世的人會緬懷亂世，正如在前途一片大好的中國裡，人們總會弔念六四七一。我趕不及香港後殖民的小亂世，要做自由鬥士，就只有搞場「一個人的自由抗爭」，在開闢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小差異，將社會規範當耳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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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人對自由的渴望是源於人要從自然中解放出來。先民的生活就是要與自然搏鬥，每一場勞動都是在生存與死亡之間掙扎。他們並不是沒有自由，因為在他們的生存法則裡，「自由」的狀態是本質上不存在，「自由」對於他們來說不具有生存上的意義，既沒有「自由」，又何來「沒有自由」？<br />
<br />
自由只有在群居社會出現之後才能產生。亞里士多德將人理解為「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也就點出了當人的生存秩序可以被劃分為「私人」和「社會」兩個範圍時，人才可以為人。所謂「政治」就是指人通過行動(praxis)和言語(lexis)跟別人聯繫，進而產生新的事件。社會是政治的場所，「新事件」產生的溫床，尤其在古希臘的城邦裡，家庭屬私人領域，人受制於宗族的暴力統治，而城邦 – 社會則屬公共領域，平等的人在社會裡擺脫了自然的暴力統治，通過「新事件」不斷建構新的社會法則。在社會裡，完善的公共領域使人是自由的，因為人是被「關係」所統治，但這種「關係」不是必然，因此「統治」也不是必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自由意味著既不受制於生活的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也不對其他人發號施令。它既不意味著統治，也不意味著被統治。」<br />
<br />
現代社會是一個全新的自然，是「新事件」的高度累積。本來社會規範是一種契約，但如今都變成了像「弱肉強食」之類的自然法則。因此，當社會發展到個別的人無法左右「關係」的發展時，「關係」成了必然，釀成自然法則的回歸，人的自由重新陷落。古人如陶淵明之輩，深諳社會之不自由性，於是遁入山森，以面對自然之不自由性來抗衡社會之不自由性，他有力選擇，是一種自由；在亂世之中，人在國家主權上全然無助，但正正在混亂的時代，一切社會「關係」土崩瓦解，開發自由的空間才前所未有的廣闊。<br />
<br />
活在一個空前的盛世，既沒社會與自然截然劃分，公共與私人的分野也日益模糊，社會「關係」更沒有破滅的徵兆，人的必然性就是不自由的必然性。盛世的人會緬懷亂世，正如在前途一片大好的中國裡，人們總會弔念六四七一。我趕不及香港後殖民的小亂世，要做自由鬥士，就只有搞場「一個人的自由抗爭」，在開闢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小差異，將社會規範當耳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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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97.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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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06 Jun 2005 02:41:16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多餘的話之二</title>
	<description><![CDATA[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

瞿秋白是歷史的誤會。他自己說，他從來沒有脫掉紳士意義和遊民情感，但偏偏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形態的鬥爭不發生在時代裡，而是在瞿秋白的內心中互相廝殺、纏擾不休。但這場鬥爭不能用唯物史觀來解釋，沒有一方會得到最後勝利。

「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甚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瞿秋白的疲累，不在於政治的挫折，不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反省，而在於他對內心鬥爭的厭惡。他到底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鬥士，這對他來說是「太恭維了」。實踐馬克思主義不一定是革命者，也可以是布爾喬亞，而瞿秋白，正正是一個帶著浪漫情懷的精神布爾喬亞，去實踐無產思想。他的不幸，在於歷史不容許他當牆頭草，因為在意識形態之爭的時代裡，牆頭草是一種背叛。

「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性格。」

「文人」是一種氣質，「鬥士」是一種處世姿態。當瞿秋白帶著文人氣質去當一名鬥士，這才是是歷史的誤會。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哲學，對瞿秋白來說，那只是別人的哲學，他可以學習，他可以理解，他可以實踐，但這仍然不是他的哲學，一個怯懦多疑、優柔寡斷的「文人」，不可能信仰一種堅實的革命精神。瞿秋白注定只可以隔岸觀火，仰望著階級鬥爭的熊熊烈焰。

「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

歷史將瞿秋白塑造成罪人或者烈士，他其實都不是。儘管他已把自己假面揭穿，坦蕩蕩面向時不與他的歷史，但世人只會當是多餘的話。瞿秋白的痛快是他發現了自己的淺薄，也同時印證了歷史的蒙昧。只是，他仍然是一場滑稽劇，在他身上，我們看到悲哀，卻看不到那假惺惺的悲劇精神。

那就是歷史的真實，也大概是我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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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i>「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i><br />
<br />
瞿秋白是歷史的誤會。他自己說，他從來沒有脫掉紳士意義和遊民情感，但偏偏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形態的鬥爭不發生在時代裡，而是在瞿秋白的內心中互相廝殺、纏擾不休。但這場鬥爭不能用唯物史觀來解釋，沒有一方會得到最後勝利。<br />
<br />
<i>「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岐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會跑到甚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勇氣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i><br />
<br />
瞿秋白的疲累，不在於政治的挫折，不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反省，而在於他對內心鬥爭的厭惡。他到底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鬥士，這對他來說是「太恭維了」。實踐馬克思主義不一定是革命者，也可以是布爾喬亞，而瞿秋白，正正是一個帶著浪漫情懷的精神布爾喬亞，去實踐無產思想。他的不幸，在於歷史不容許他當牆頭草，因為在意識形態之爭的時代裡，牆頭草是一種背叛。<br />
<br />
<i>「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性格。」</i><br />
<br />
「文人」是一種氣質，「鬥士」是一種處世姿態。當瞿秋白帶著文人氣質去當一名鬥士，這才是是歷史的誤會。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哲學，對瞿秋白來說，那只是別人的哲學，他可以學習，他可以理解，他可以實踐，但這仍然不是他的哲學，一個怯懦多疑、優柔寡斷的「文人」，不可能信仰一種堅實的革命精神。瞿秋白注定只可以隔岸觀火，仰望著階級鬥爭的熊熊烈焰。<br />
<br />
<i>「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i><br />
<br />
歷史將瞿秋白塑造成罪人或者烈士，他其實都不是。儘管他已把自己假面揭穿，坦蕩蕩面向時不與他的歷史，但世人只會當是多餘的話。瞿秋白的痛快是他發現了自己的淺薄，也同時印證了歷史的蒙昧。只是，他仍然是一場滑稽劇，在他身上，我們看到悲哀，卻看不到那假惺惺的悲劇精神。<br />
<br />
那就是歷史的真實，也大概是我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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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83.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83.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20 May 2005 02:37:00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多餘的話(一)</title>
	<description><![CDATA[
			瞿秋白《卜算子》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
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陸游《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


我最近才知道，瞿秋白這首獄中之作是改寫自陸游的詞。當然陸游到底只是個文弱書生，愁鬱的調子並不惹我喜愛，只有像瞿秋白這種「具革命精神的文學家」的詞，才有足夠的革命性和顛覆性，好使我的靈魂能從被鞭打中解放出來。

但瞿秋白不是烈士，沒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畢竟汪精衛只有濫情式的慷慨，缺乏瞿秋白的人文思考，這大概是汪精衛日後「失節」的原因)。上天賜予他馬克思式的社會關懷，卻讓他懷著文學家式的逍遙氣質，氣質與使命互相對立，令他失去了主宰自我的能力，這是歷史的誤會。

人間因無主而寇寞，卻又是其逍遙之處，瞿秋白獨立於囹圄中，眼見春殘春來，仍深信香氣如故。只是面對著自我的消逝，仍關心香氣何去何從，但這又似乎不合他逍遙的個性。這是他的性格矛盾。

展開瞿秋白他那絕筆長文〈多餘的話〉，沉沉地幻想著他的心靈矛盾，我只嗅到那種既是多餘又是不得不說的吊詭氣味，而靈魂就似被抽打一般。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瞿秋白《卜算子》<br />
<br />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br />
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br />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br />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br />
<br />
陸游《卜算子‧詠梅》<br />
<br />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 <br />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br />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 <br />
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br />
<br />
<br />
我最近才知道，瞿秋白這首獄中之作是改寫自陸游的詞。當然陸游到底只是個文弱書生，愁鬱的調子並不惹我喜愛，只有像瞿秋白這種「具革命精神的文學家」的詞，才有足夠的革命性和顛覆性，好使我的靈魂能從被鞭打中解放出來。<br />
<br />
但瞿秋白不是烈士，沒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慷慨(畢竟汪精衛只有濫情式的慷慨，缺乏瞿秋白的人文思考，這大概是汪精衛日後「失節」的原因)。上天賜予他馬克思式的社會關懷，卻讓他懷著文學家式的逍遙氣質，氣質與使命互相對立，令他失去了主宰自我的能力，這是歷史的誤會。<br />
<br />
人間因無主而寇寞，卻又是其逍遙之處，瞿秋白獨立於囹圄中，眼見春殘春來，仍深信香氣如故。只是面對著自我的消逝，仍關心香氣何去何從，但這又似乎不合他逍遙的個性。這是他的性格矛盾。<br />
<br />
展開瞿秋白他那絕筆長文〈多餘的話〉，沉沉地幻想著他的心靈矛盾，我只嗅到那種既是多餘又是不得不說的吊詭氣味，而靈魂就似被抽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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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81.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81.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16 May 2005 02:36:18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交通工具的廣告空間</title>
	<description><![CDATA[
			相信不少朋友曾經有過以下的經驗：你拖著忙了一整天的疲憊身軀，在巴士上層找了個穩當的位置坐下來，你坐好姿勢，準備趁一程長途巴士而小睡片刻，這時一陣擾人清夢的聲音突然紛至沓來，你煩厭地睜開眼睛，只見螢光幕上正播放著你已經看過不下百次的廣告節目。你無奈地暗自盤算，這程巴士看來睡不成了。

這就是現代社會廣告的魔力，在不知不覺間，魔爪已漸漸從傳統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伸展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空間，包括我們經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但，這又意味著甚麼呢？就是意味著我們閱讀廣告習慣的改變。從前的廣告大都是在報章雜誌刊登，又或者是在電台電視裡播放，雖然我們閱讀或收聽收看這些媒體時，很多時並不是為了看告廣，但我們仍然有權選擇看或不看，報刊的廣告可以略過不讀，電台電視播放廣告時亦可以選擇走開或轉台。因此，在那個年代，能夠作為廣告發放的媒體仍然很少，閱讀廣告是一種「主動閱讀」的模式，你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大可以選擇不看你。所以那時的成功廣告都有一個秘訣，那就是：吸引。

但世界變了，今天的廣告內容當然仍然需要吸引和具創造，但更重要的元素卻不再是吸引，而是：空間。只要你花得起錢，你可以霸佔一個人們不能逃脫的空間，使人們不能避開廣告潛移默化的力量。剛才所講的巴士例子顯然就是一個典型範例：如果你必須乘坐那部巴士(事實上有不少朋友所能選擇的交通工具並不多)，你就必須被迫「欣賞」RoadShow或M channel精心為你泡製的廣告節目，你不能選擇轉台或關掉電視，更不能離開或睡覺，你只有乖乖地看著、聽著，好好給那些廣告入肉入骨，直至下車。這種「被動閱讀」式的廣告無疑是廣告商的明智之舉，因為他們霸佔了我們這個經常而且必須使用的公共空間 – 交通工具，亦同時剝削了我們選擇不去閱讀廣告的權利。

更甚的例子莫過於地鐵站的廣告了。不記得地鐵站和車廂何時開始出現安放廣告板的廣告框，但最初的廣告框都只集中在電梯兩旁和面對月台的牆上，所佔空間不多。可是愈往後發展，不知道是地鐵公司的奇想，還是廣告商的創舉，廣告框愈做愈大，甚至出現「破框而出」的設計，例如將一列電梯旁的廣告板串聯成一系列如連續漫畫般的設計比目皆是；月台安裝了擾人的銀幕，在等待一列五分鐘後到達的列車的同時，居然足足看了三次梁詠琪如何擊退淡斑，那句廣告口號到上車後還在耳邊縈繞不散；廣告商亦不會放過站內和車廂的每一吋空間，整個車廂被佈置成新式麥當奴，地鐵站出口的牆上也詳細記載了關之琳的整個瘦身過程，鉅細無遺，絲毫不管途人因看到性感胴體而面紅耳赤；還有Nikon公司將一個旺角月台從本來的紅色重新包裝成「Nikon黃」，好等半睡不醒的乘客誤以為未到站而錯過了下車機會。總之，在每一個角落，你都必須應付著廣告符號的視聽侵襲，你再不能成為閱讀廣告的主體，而僅僅能在充斥著廣告符號的空間中，不由自主地讓它們洗腦。

作為交通工具經營公司，是否有責任為著公眾利益，盡力保持我們在這片公共空間的自主性，避免讓交通工具成為廣告商效力的「巨型洗腦機」？而我們作為用家，又如何能在使用交通工具的同時，避過這種「被動閱讀」式廣告的潛移默化？實在值得深思。

本文原載於《U+》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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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相信不少朋友曾經有過以下的經驗：你拖著忙了一整天的疲憊身軀，在巴士上層找了個穩當的位置坐下來，你坐好姿勢，準備趁一程長途巴士而小睡片刻，這時一陣擾人清夢的聲音突然紛至沓來，你煩厭地睜開眼睛，只見螢光幕上正播放著你已經看過不下百次的廣告節目。你無奈地暗自盤算，這程巴士看來睡不成了。<br />
<br />
這就是現代社會廣告的魔力，在不知不覺間，魔爪已漸漸從傳統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伸展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空間，包括我們經常使用的交通工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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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又意味著甚麼呢？就是意味著我們閱讀廣告習慣的改變。從前的廣告大都是在報章雜誌刊登，又或者是在電台電視裡播放，雖然我們閱讀或收聽收看這些媒體時，很多時並不是為了看告廣，但我們仍然有權選擇看或不看，報刊的廣告可以略過不讀，電台電視播放廣告時亦可以選擇走開或轉台。因此，在那個年代，能夠作為廣告發放的媒體仍然很少，閱讀廣告是一種「主動閱讀」的模式，你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大可以選擇不看你。所以那時的成功廣告都有一個秘訣，那就是：吸引。<br />
<br />
但世界變了，今天的廣告內容當然仍然需要吸引和具創造，但更重要的元素卻不再是吸引，而是：空間。只要你花得起錢，你可以霸佔一個人們不能逃脫的空間，使人們不能避開廣告潛移默化的力量。剛才所講的巴士例子顯然就是一個典型範例：如果你必須乘坐那部巴士(事實上有不少朋友所能選擇的交通工具並不多)，你就必須被迫「欣賞」RoadShow或M channel精心為你泡製的廣告節目，你不能選擇轉台或關掉電視，更不能離開或睡覺，你只有乖乖地看著、聽著，好好給那些廣告入肉入骨，直至下車。這種「被動閱讀」式的廣告無疑是廣告商的明智之舉，因為他們霸佔了我們這個經常而且必須使用的公共空間 – 交通工具，亦同時剝削了我們選擇不去閱讀廣告的權利。<br />
<br />
更甚的例子莫過於地鐵站的廣告了。不記得地鐵站和車廂何時開始出現安放廣告板的廣告框，但最初的廣告框都只集中在電梯兩旁和面對月台的牆上，所佔空間不多。可是愈往後發展，不知道是地鐵公司的奇想，還是廣告商的創舉，廣告框愈做愈大，甚至出現「破框而出」的設計，例如將一列電梯旁的廣告板串聯成一系列如連續漫畫般的設計比目皆是；月台安裝了擾人的銀幕，在等待一列五分鐘後到達的列車的同時，居然足足看了三次梁詠琪如何擊退淡斑，那句廣告口號到上車後還在耳邊縈繞不散；廣告商亦不會放過站內和車廂的每一吋空間，整個車廂被佈置成新式麥當奴，地鐵站出口的牆上也詳細記載了關之琳的整個瘦身過程，鉅細無遺，絲毫不管途人因看到性感胴體而面紅耳赤；還有Nikon公司將一個旺角月台從本來的紅色重新包裝成「Nikon黃」，好等半睡不醒的乘客誤以為未到站而錯過了下車機會。總之，在每一個角落，你都必須應付著廣告符號的視聽侵襲，你再不能成為閱讀廣告的主體，而僅僅能在充斥著廣告符號的空間中，不由自主地讓它們洗腦。<br />
<br />
作為交通工具經營公司，是否有責任為著公眾利益，盡力保持我們在這片公共空間的自主性，避免讓交通工具成為廣告商效力的「巨型洗腦機」？而我們作為用家，又如何能在使用交通工具的同時，避過這種「被動閱讀」式廣告的潛移默化？實在值得深思。<br />
<br />
本文原載於《U+》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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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53.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53.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08 Jul 2004 02:25:42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八種都市愛情的人和事</title>
	<description><![CDATA[
			談戀愛的動詞

「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這句粵語長片式名言到今時今日早已是不合時宜。「Out」了的不只是句子的意義，還有句中的動詞：「追」。「追」字是「追求」的簡化，但這個字令人有一種動感的想像，要抱得美人歸，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時也彷彿把對象捧到神壇上去追逐，帶著一點點敬意。

不過，自從「溝」字出現以來，一切就開始改變了。好像沒有甚麼人研究過「溝」字到底何源何流，但「溝」顯然比「追」多了一份混雜性和征服別人的意識，雖然「追」這個說法不會因「溝」字的出現而沒落，但卻漸漸變得落伍了。

然後「溝」再演化成「界刂」，這個「界刂」據說有兩重意思，其一是「介紹」，其二是把一群男生或女生的圈子「界刂」開，藉以結識到心儀的目標。不過，當動詞發展成「界刂」，似乎隱隱具帶有一點侵犯性和不尊重方的味道，大抵從動詞演化之中，我們對「追求」異性的價值觀正在逐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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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b>談戀愛的動詞</b><br />
<br />
「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這句粵語長片式名言到今時今日早已是不合時宜。「Out」了的不只是句子的意義，還有句中的動詞：「追」。「追」字是「追求」的簡化，但這個字令人有一種動感的想像，要抱得美人歸，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時也彷彿把對象捧到神壇上去追逐，帶著一點點敬意。<br />
<br />
不過，自從「溝」字出現以來，一切就開始改變了。好像沒有甚麼人研究過「溝」字到底何源何流，但「溝」顯然比「追」多了一份混雜性和征服別人的意識，雖然「追」這個說法不會因「溝」字的出現而沒落，但卻漸漸變得落伍了。<br />
<br />
然後「溝」再演化成「界刂」，這個「界刂」據說有兩重意思，其一是「介紹」，其二是把一群男生或女生的圈子「界刂」開，藉以結識到心儀的目標。不過，當動詞發展成「界刂」，似乎隱隱具帶有一點侵犯性和不尊重方的味道，大抵從動詞演化之中，我們對「追求」異性的價值觀正在逐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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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47.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47.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01 Jul 2004 02:26:19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城市村落的嘉年華會 – 選舉建制下的意識形態</title>
	<description><![CDATA[
			相信代議政制，跟信神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尤其在我們這個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

區議會一向被視為一個政治名詞，與生活毫無關係。在這個高度密集的城市裡，如果要找一個燙貼的比喻，區議員也許就是後工業城市中的村長，專門在一個極小的區域裡為市民解決生活上的奇難雜病。當你看看村落中的村長選舉，再回看你所居住屋苑樓下的飄揚旗海，和候選人綻得發僵的笑容，你就會明白，區議會其實是象徵意義上的「都市村落化」：讓一個背負著自家區域名稱的人去代表自家區域。自家區域，即選區，是城市裡政治意義上最小的區域劃分，亦即是城市村落的建立。

這種村落的建築雖是具其政治意義，但一定不是具有群族性的，況且這不過是徒具形似的比喻，當然，你在投票的一刻，潛意識中也許會相信，這位區議員真的會像村長般為你和你的自家區域「出頭」，但這不過是一刻鐘的信仰，當你離開投票站的一刻，就會像雖開神廟一樣，神像仍在神壇上，而你，則繼續營營役役，在城市中的村落日夜穿梭，為的只是三餐餬口，便丟下自家的村落不顧。於是，選區劃分就變成了真真正正的劃分，劃分的目的就只為了選舉，選區的分界只會在選舉資料上出現，我們的生活範圍，仍然是用整個城市的邊界來劃分，城市村落只會在選舉日出現。

於是，關於區議員跟我們的關係，就只剩下「投票日」- 一個充滿儀式性的節日。

試想像一下當你從家裡出發往投票站的情形：城市村落的範圍很小，從家裡到投票站的距離不會超過三條街(當然，街的劃分是任意，這裡所指的是心理上的距離)，當你正式出發，踏出街門的一刻，你的身體彷彿暫時依附在城市村落的建制之中，這三條街亦暫時變成了城市村落的實體，你不知道，亦不關心，住在這三條街的群族生活，又或者群族中的人是否像你一樣，在投票儀式開始的日子，忽然讓生活暫時交托到城市村落之中，因為這三條街本質的突變，只在你自身的體系裡發生，與人無尤。可能有人跟你的情形一樣，但這都是別人的事，跟你的體系並沒有發生互動的關係。

突變後的城市村落會變成了一個嘉年華會。街的兩旁旗海飄盪搖曳，嵌滿巨大的橫額，街上有一些人穿上了鮮艷奪目的背心、或掛上色彩繽紛的彩帶，把手上的單張派給路人。你通常不會接受這些單張，因為你心裡有數，嘉年華會屬於候選人和他們的助選團的，你在這個節日裡，不過是一個名朝聖者。當然，你在朝聖的道路上，你必定會看到嘉年華會的進行。

西班牙每年都有一個嘉年華會，模仿昔日摩爾人入侵西班牙的情形，參加嘉年華會的群眾之中，有些人會扮演入侵的摩爾人，有些人會扮演西班牙士兵，力抗侵略者，他們自然不是真的開展戰爭，而是一場跟歷史的意識形態之角力，因為有些參與嘉年華會的人，會刻意顛覆劇本，歪曲歷史事件，這樣卻反而更能掀起高潮，讓嘉年華會的群眾達到忘我的狂喜之中。你有時會懷疑，在城市村落內的嘉年華會，似乎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且是一場充滿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之戰，你會奇怪，他們不是不過要找一個城市村落的「出頭人」嗎？用城市的語言來說，這是一個「民生」的問題，在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民生」跟「政治」是兩碼子的事。不過，有些參加嘉年華會的人會說：這場嘉年華會是一次政治表態，但你又可能會問自己：這又與我何干？我是不是一定要在這個「民生」活動中為政治表態？

你從嘉年華會的人群中穿過，忽然發現你已經來到了聖地 – 投票站，對於嘉年華會的群眾來說，這是一片禁地，但對於你，和其他選民來說，這卻是一片聖土，它成為你在這場儀式上的最後終點，恍如進入神廟祈求福祉一般。而事實上，當人們將事情訴諸宗教，就是他們最軟弱、最無助的時候。民主思想告訴我們，群眾是最大的力量，但在政治意義上，群眾中的個體是無力的，你投下的一票，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會左右大局的發展，這就有如你向上蒼祈求，但上蒼從來不會向你承諾任何事情，因此，選舉對於你這個個體來說，只是一場求神的儀式，民主政制從來不會向個體承諾，它只會向群眾承諾，在這一層面上，群眾，就是主流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的意識形態都會被排除，而形成民主政制的霸權。在大部分的選舉制度下，被排除的一方，多數就是嘉年華會中的失敗者。

因此，當你離開投票站之後，也不用等選舉結果，這場儀式就完結了，因為在這場儀式裡，你已完成了選舉給你的意義：履行公民責任。但事實上你的「公民責任」並不是在儀式中得以「履行」，而是得以「建立」，這就是說，在這城市村落之中，選區劃分是任意的，城市的劃分也是任意的，跟你並不任在本質上或意義上的必然關係，因此，「公民責任」不過是選舉制度下的產物，你必須進入選舉制度的建制中才會獲得。在「公民責任」的氛圍之下，人們只有選擇「可供選擇的意識形態」的權利，卻沒有選擇「不可供選的意識形態」，又或者選擇「不去選擇」的權利，因為在城市裡，這些行為都會被視為「不盡公民責任」的行為，而遭到鄙視。

也許，在往後的儀式中，你只有一個選擇：進入選舉的建制，然後在建制中尋找批判建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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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相信代議政制，跟信神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尤其在我們這個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br />
<br />
區議會一向被視為一個政治名詞，與生活毫無關係。在這個高度密集的城市裡，如果要找一個燙貼的比喻，區議員也許就是後工業城市中的村長，專門在一個極小的區域裡為市民解決生活上的奇難雜病。當你看看村落中的村長選舉，再回看你所居住屋苑樓下的飄揚旗海，和候選人綻得發僵的笑容，你就會明白，區議會其實是象徵意義上的「都市村落化」：讓一個背負著自家區域名稱的人去代表自家區域。自家區域，即選區，是城市裡政治意義上最小的區域劃分，亦即是城市村落的建立。<br />
<br />
這種村落的建築雖是具其政治意義，但一定不是具有群族性的，況且這不過是徒具形似的比喻，當然，你在投票的一刻，潛意識中也許會相信，這位區議員真的會像村長般為你和你的自家區域「出頭」，但這不過是一刻鐘的信仰，當你離開投票站的一刻，就會像雖開神廟一樣，神像仍在神壇上，而你，則繼續營營役役，在城市中的村落日夜穿梭，為的只是三餐餬口，便丟下自家的村落不顧。於是，選區劃分就變成了真真正正的劃分，劃分的目的就只為了選舉，選區的分界只會在選舉資料上出現，我們的生活範圍，仍然是用整個城市的邊界來劃分，城市村落只會在選舉日出現。<br />
<br />
於是，關於區議員跟我們的關係，就只剩下「投票日」- 一個充滿儀式性的節日。<br />
<br />
試想像一下當你從家裡出發往投票站的情形：城市村落的範圍很小，從家裡到投票站的距離不會超過三條街(當然，街的劃分是任意，這裡所指的是心理上的距離)，當你正式出發，踏出街門的一刻，你的身體彷彿暫時依附在城市村落的建制之中，這三條街亦暫時變成了城市村落的實體，你不知道，亦不關心，住在這三條街的群族生活，又或者群族中的人是否像你一樣，在投票儀式開始的日子，忽然讓生活暫時交托到城市村落之中，因為這三條街本質的突變，只在你自身的體系裡發生，與人無尤。可能有人跟你的情形一樣，但這都是別人的事，跟你的體系並沒有發生互動的關係。<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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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後的城市村落會變成了一個嘉年華會。街的兩旁旗海飄盪搖曳，嵌滿巨大的橫額，街上有一些人穿上了鮮艷奪目的背心、或掛上色彩繽紛的彩帶，把手上的單張派給路人。你通常不會接受這些單張，因為你心裡有數，嘉年華會屬於候選人和他們的助選團的，你在這個節日裡，不過是一個名朝聖者。當然，你在朝聖的道路上，你必定會看到嘉年華會的進行。<br />
<br />
西班牙每年都有一個嘉年華會，模仿昔日摩爾人入侵西班牙的情形，參加嘉年華會的群眾之中，有些人會扮演入侵的摩爾人，有些人會扮演西班牙士兵，力抗侵略者，他們自然不是真的開展戰爭，而是一場跟歷史的意識形態之角力，因為有些參與嘉年華會的人，會刻意顛覆劇本，歪曲歷史事件，這樣卻反而更能掀起高潮，讓嘉年華會的群眾達到忘我的狂喜之中。你有時會懷疑，在城市村落內的嘉年華會，似乎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且是一場充滿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之戰，你會奇怪，他們不是不過要找一個城市村落的「出頭人」嗎？用城市的語言來說，這是一個「民生」的問題，在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民生」跟「政治」是兩碼子的事。不過，有些參加嘉年華會的人會說：這場嘉年華會是一次政治表態，但你又可能會問自己：這又與我何干？我是不是一定要在這個「民生」活動中為政治表態？<br />
<br />
你從嘉年華會的人群中穿過，忽然發現你已經來到了聖地 – 投票站，對於嘉年華會的群眾來說，這是一片禁地，但對於你，和其他選民來說，這卻是一片聖土，它成為你在這場儀式上的最後終點，恍如進入神廟祈求福祉一般。而事實上，當人們將事情訴諸宗教，就是他們最軟弱、最無助的時候。民主思想告訴我們，群眾是最大的力量，但在政治意義上，群眾中的個體是無力的，你投下的一票，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會左右大局的發展，這就有如你向上蒼祈求，但上蒼從來不會向你承諾任何事情，因此，選舉對於你這個個體來說，只是一場求神的儀式，民主政制從來不會向個體承諾，它只會向群眾承諾，在這一層面上，群眾，就是主流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的意識形態都會被排除，而形成民主政制的霸權。在大部分的選舉制度下，被排除的一方，多數就是嘉年華會中的失敗者。<br />
<br />
因此，當你離開投票站之後，也不用等選舉結果，這場儀式就完結了，因為在這場儀式裡，你已完成了選舉給你的意義：履行公民責任。但事實上你的「公民責任」並不是在儀式中得以「履行」，而是得以「建立」，這就是說，在這城市村落之中，選區劃分是任意的，城市的劃分也是任意的，跟你並不任在本質上或意義上的必然關係，因此，「公民責任」不過是選舉制度下的產物，你必須進入選舉制度的建制中才會獲得。在「公民責任」的氛圍之下，人們只有選擇「可供選擇的意識形態」的權利，卻沒有選擇「不可供選的意識形態」，又或者選擇「不去選擇」的權利，因為在城市裡，這些行為都會被視為「不盡公民責任」的行為，而遭到鄙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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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往後的儀式中，你只有一個選擇：進入選舉的建制，然後在建制中尋找批判建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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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21.html</link>
	<guid>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521.html</guid>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28 Nov 2003 02:24:1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關於死亡的幾段絮語</title>
	<description><![CDATA[
			生命中最難把握的一個環節是死亡。絕大部分的死亡都是突如其來或者不可預知的，但吊詭地，它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後一節。大概熱愛生命的人都應該好好籌劃一下自己的死亡儀式，好讓生命來得完滿無悔。可惜，絕大部分的自殺行為，都與此無關。

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不少為別人而死的刺客事跡：專諸魚腸劍、要離上殺壯士、荊軻刺秦王……全都是不為一己之仇恨私欲而行事，我們都知道刺客的命運只有「壯士一去兮」之悲壯，也就是將生命奉獻給那位「知己」，籌劃死亡之舉，就因此而變得義無反顧了。至於為國捐軀的軍人，古代中國叫「忠君愛國」，今天西方叫「光榮」，跟刺客的心態同出一轍，即當機會來臨，便馬上讓早已預備好慷慨就義的生命，投進一種毫不懷疑的概念或意識之中。分別是，刺客似乎知道自己必死無疑，軍人卻還有一點活命的希望。

不過，這樣的死亡並不偉大，在滾滾洪流之中，他們都落入了政治家手中，變成了耍耍小技倆後死得不明不白的可憐傢伙而已。

反而一種悲劇英雄式的死亡，比起刺客的就義更加來得震撼。古希臘悲劇英雄的隕落、項羽式的兵敗自盡，又或者是喬峰式的滅亡，其死亡全都歸因於個人信念的幻滅，而這信念的幻滅是命運使然的。這些人物的死亡是由於忠於命運、忠於自身性格，本質上是無可逃避，死亡是必然結果。它們之所以比刺客軍人之死來得震撼，是因為他們面對死亡，只有無選擇，卻又無所懼的面對，其悲壯確實能人所不能。

還有一種是藝術家式死亡。也許這就是極端的行為藝術，以死亡來完成自己的藝術，三島由紀夫切腹如是，電影《七宗罪》(Seven)中殺人犯完成的第七宗罪亦如是。我們無可評論此等死亡是否具有意義，因為我們都不是死亡藝術家。藝術家總會對死亡有一種特殊的執迷，歌德寫《少年維特的煩惱》讓自己從死亡的陰霾中解放出來，吳爾芙(Virginia Woolf)經常讓死亡出現在她的作品裡，卻無法擺脫自殺的心結。或者，藝術家死亡的力量都是源自他們對生命的過份熱愛。

相比之下，新聞紙上的自殺事件全都沒有一點神采。一句老掉牙的「有勇氣自殺沒有勇氣活下去」，還有甚麼「看不開」的厭世原因，這些都只表現到現代城市人自殺行為中的「逃避現實」的色彩，根本不值一提。
		]]>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生命中最難把握的一個環節是死亡。絕大部分的死亡都是突如其來或者不可預知的，但吊詭地，它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後一節。大概熱愛生命的人都應該好好籌劃一下自己的死亡儀式，好讓生命來得完滿無悔。可惜，絕大部分的自殺行為，都與此無關。<br />
<br />
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不少為別人而死的刺客事跡：專諸魚腸劍、要離上殺壯士、荊軻刺秦王……全都是不為一己之仇恨私欲而行事，我們都知道刺客的命運只有「壯士一去兮」之悲壯，也就是將生命奉獻給那位「知己」，籌劃死亡之舉，就因此而變得義無反顧了。至於為國捐軀的軍人，古代中國叫「忠君愛國」，今天西方叫「光榮」，跟刺客的心態同出一轍，即當機會來臨，便馬上讓早已預備好慷慨就義的生命，投進一種毫不懷疑的概念或意識之中。分別是，刺客似乎知道自己必死無疑，軍人卻還有一點活命的希望。<br />
<br />
不過，這樣的死亡並不偉大，在滾滾洪流之中，他們都落入了政治家手中，變成了耍耍小技倆後死得不明不白的可憐傢伙而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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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一種悲劇英雄式的死亡，比起刺客的就義更加來得震撼。古希臘悲劇英雄的隕落、項羽式的兵敗自盡，又或者是喬峰式的滅亡，其死亡全都歸因於個人信念的幻滅，而這信念的幻滅是命運使然的。這些人物的死亡是由於忠於命運、忠於自身性格，本質上是無可逃避，死亡是必然結果。它們之所以比刺客軍人之死來得震撼，是因為他們面對死亡，只有無選擇，卻又無所懼的面對，其悲壯確實能人所不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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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是藝術家式死亡。也許這就是極端的行為藝術，以死亡來完成自己的藝術，三島由紀夫切腹如是，電影《七宗罪》(Seven)中殺人犯完成的第七宗罪亦如是。我們無可評論此等死亡是否具有意義，因為我們都不是死亡藝術家。藝術家總會對死亡有一種特殊的執迷，歌德寫《少年維特的煩惱》讓自己從死亡的陰霾中解放出來，吳爾芙(Virginia Woolf)經常讓死亡出現在她的作品裡，卻無法擺脫自殺的心結。或者，藝術家死亡的力量都是源自他們對生命的過份熱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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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新聞紙上的自殺事件全都沒有一點神采。一句老掉牙的「有勇氣自殺沒有勇氣活下去」，還有甚麼「看不開」的厭世原因，這些都只表現到現代城市人自殺行為中的「逃避現實」的色彩，根本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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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491.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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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21 Apr 2003 02:24:4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面具下的命運</title>
	<description><![CDATA[
			疫症肆虐了兩個星期，高官們仍遲遲不肯當機立斷，實施能解民憂的大措施。有高官還說，停課不一定有效，因為停課之後並不表示疫症會不再蔓延云云，一句話便把為民父母官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我倒不關心到底會不會停課，身邊的人都不是學生，疫症如何嚴重，總不會要我們停工停市吧？新聞報導沒有說我居住的是疫區，而在新聞片裡，醫護人員如臨大敵，記者們整裝以待，還有路過的居民都紛紛帶上平日只會在醫院見到的口罩，都彷彿跟美伊戰爭槍林彈雨的片段沒有兩樣，號稱能震撼心靈，卻又顯得事不關己。不過，要發生的總是會發生，不由得你去不關心，終於，高官屈服了，宣佈停課，隔離可能受感染的人，而我也屈服了，買了個從幾角錢炒到十幾元的口罩，正式參與這場如雪上加霜的疫症。

都說香港人已沒有從前的果斷和機智，變得麻木遲鈍。大凡在動盪的歲月裡，生靈塗炭十常八九，人心儘管惶惶，總會被某種同舟共濟的意識所牽繫，面對著相同的命運。既生不在亂世，尤其在香港，群策群力只淪為政治口號，人心只有怨懟憂慼，火紅年代的干雲壯志在這代人中早已蕩然無存。口罩對於很多人來說，根本沒有多大的實際效能，不過是求個安心，好讓自能置身這場疫症之外，令自己不用面對跟別人相同的命運。但我卻視帶口罩為我投入這場疫症的一種儀式，就好像革命之火剛剛燃燒時，拿起槍桿子一般。

街上帶口罩的人真的忽然多了。有專家指出，口罩並不能十分有效地防止受病毒感染，尤其在市面街頭販賣的廉價口罩，幾個小時便會失效，帶口罩不過是聊勝於無之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會知道帶口罩的真正意義，因為我再看不見他們的嘴臉，街頭巷尾只餘下一雙雙恍惚的眼睛，每當有人凝望著你，你看見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面具，單憑眼神，你是不會明白這一下凝望的意思。一下子，城市裡的人都帶上了真真正正、沒有兩樣的面具，就如戰爭中軍人木訥的臉，所不同的是，軍人的臉下是一顆赤熱的心，城市的面具下，仍舊是自掃門前雪的心思。到底有幾個帶口罩的人，會真正為城市的前途擔心，而不是只顧自己的榮辱生死？我沒法知道，因為在這個疫症蔓延的日子裡，街上的人通通都帶上了面具，各自面對著自己的命運。至於我那因要投入動盪而帶口罩的奢想，最終也幻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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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CDATA[
			疫症肆虐了兩個星期，高官們仍遲遲不肯當機立斷，實施能解民憂的大措施。有高官還說，停課不一定有效，因為停課之後並不表示疫症會不再蔓延云云，一句話便把為民父母官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我倒不關心到底會不會停課，身邊的人都不是學生，疫症如何嚴重，總不會要我們停工停市吧？新聞報導沒有說我居住的是疫區，而在新聞片裡，醫護人員如臨大敵，記者們整裝以待，還有路過的居民都紛紛帶上平日只會在醫院見到的口罩，都彷彿跟美伊戰爭槍林彈雨的片段沒有兩樣，號稱能震撼心靈，卻又顯得事不關己。不過，要發生的總是會發生，不由得你去不關心，終於，高官屈服了，宣佈停課，隔離可能受感染的人，而我也屈服了，買了個從幾角錢炒到十幾元的口罩，正式參與這場如雪上加霜的疫症。<br />
<br />
都說香港人已沒有從前的果斷和機智，變得麻木遲鈍。大凡在動盪的歲月裡，生靈塗炭十常八九，人心儘管惶惶，總會被某種同舟共濟的意識所牽繫，面對著相同的命運。既生不在亂世，尤其在香港，群策群力只淪為政治口號，人心只有怨懟憂慼，火紅年代的干雲壯志在這代人中早已蕩然無存。口罩對於很多人來說，根本沒有多大的實際效能，不過是求個安心，好讓自能置身這場疫症之外，令自己不用面對跟別人相同的命運。但我卻視帶口罩為我投入這場疫症的一種儀式，就好像革命之火剛剛燃燒時，拿起槍桿子一般。<br />
<br />
街上帶口罩的人真的忽然多了。有專家指出，口罩並不能十分有效地防止受病毒感染，尤其在市面街頭販賣的廉價口罩，幾個小時便會失效，帶口罩不過是聊勝於無之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會知道帶口罩的真正意義，因為我再看不見他們的嘴臉，街頭巷尾只餘下一雙雙恍惚的眼睛，每當有人凝望著你，你看見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面具，單憑眼神，你是不會明白這一下凝望的意思。一下子，城市裡的人都帶上了真真正正、沒有兩樣的面具，就如戰爭中軍人木訥的臉，所不同的是，軍人的臉下是一顆赤熱的心，城市的面具下，仍舊是自掃門前雪的心思。到底有幾個帶口罩的人，會真正為城市的前途擔心，而不是只顧自己的榮辱生死？我沒法知道，因為在這個疫症蔓延的日子裡，街上的人通通都帶上了面具，各自面對著自己的命運。至於我那因要投入動盪而帶口罩的奢想，最終也幻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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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487.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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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at, 29 Mar 2003 02:22:3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義人的祖訓</title>
	<description><![CDATA[
			不知道是誰為中國人發明「祖訓」這奇怪東西，背負著這點血脈，就要扛起擔子上路，世世代代活在一個不屬於自己年代的詛咒中。住在北京的佘幼芝繼承了十七代祖先的「祖訓」，仍然義無反顧地守著那個破落的袁督師墓。袁督師何許人？就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清朝早已煙消雲散，守著一個歷史人物的墓，這又何苦呢？不苦，佘幼芝覺得不苦，因為「義」之所在，自然沒有「反顧」的餘地。

佘家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成就義舉，就是他們世代都人丁單薄，當「祖訓」壓下來，只有你來承受，責無旁貸，可是守墓的祖訓如千斤擔子，要承受卻是苦不堪言，當然懦弱的人會選擇逃避，但中國人的性格裡有一種逆來順受的機制，能化「祖訓」為「使命」，然後才為「使命」立下理由，令遵循祖訓的行為可以義無反顧。佘家歷代都能做到這點，是他們的運氣，也是他們的不幸。

我常常想像佘幼芝到底帶著怎麼樣的潛意識守墓的。她會否覺得墓守之業其實不是沒完沒了，只要離開人世，擔子便不用再負了？又也許她沒有想到繼承人的問題，儘管兒子口口聲聲說要改姓續守墓，但她心裡大概不願的，除了兒子不是姓佘，她也不想連累下一代，擔子沒在自己一代斷掉，也算對得起列祖列宗……

當然，這只是我的空想，守墓的人可沒有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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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CDATA[
			不知道是誰為中國人發明「祖訓」這奇怪東西，背負著這點血脈，就要扛起擔子上路，世世代代活在一個不屬於自己年代的詛咒中。住在北京的佘幼芝繼承了十七代祖先的「祖訓」，仍然義無反顧地守著那個破落的袁督師墓。袁督師何許人？就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清朝早已煙消雲散，守著一個歷史人物的墓，這又何苦呢？不苦，佘幼芝覺得不苦，因為「義」之所在，自然沒有「反顧」的餘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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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家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成就義舉，就是他們世代都人丁單薄，當「祖訓」壓下來，只有你來承受，責無旁貸，可是守墓的祖訓如千斤擔子，要承受卻是苦不堪言，當然懦弱的人會選擇逃避，但中國人的性格裡有一種逆來順受的機制，能化「祖訓」為「使命」，然後才為「使命」立下理由，令遵循祖訓的行為可以義無反顧。佘家歷代都能做到這點，是他們的運氣，也是他們的不幸。<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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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像佘幼芝到底帶著怎麼樣的潛意識守墓的。她會否覺得墓守之業其實不是沒完沒了，只要離開人世，擔子便不用再負了？又也許她沒有想到繼承人的問題，儘管兒子口口聲聲說要改姓續守墓，但她心裡大概不願的，除了兒子不是姓佘，她也不想連累下一代，擔子沒在自己一代斷掉，也算對得起列祖列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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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只是我的空想，守墓的人可沒有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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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409.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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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Wed, 03 Apr 2002 15:55:51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夢筆生花」</title>
	<description><![CDATA[
			黃山著名景點「夢筆生花」本來是一棵屹立山巔的黃山松，但現在只剩下一棵塑料樹。有人說是因為黃山旅遊過度開發，也有人說是自然規律，真樹早在幾年前已枯死了，可是那裡並沒有豎立任何標誌說明，每天登山覽勝的人何止千百？卻都被遠觀時幾可亂真的假樹混過了。

為何要立假樹？為了「保存」這份自然遺產？還是為了贖罪？

當局專家反覆強調，塑膠樹「遠看看不出，不細看看不出」，但看不出又怎樣，看得出又怎樣呢？當遊客知道眼前的「夢筆生花」是假樹的時候，或者會感到受騙，大呼蝕底，甚至破口大罵，然後呢？盛怒之後，悻悻然便走了，大概不會驚嘆塑料樹如何以假亂真，更枉論甚麼贖罪不贖罪了。

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是要保護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但既然遺產已經消失，為何仍要強留一個騙人的幻象呢？別要自欺欺人，乾脆為枯死的黃山松立一個墓碑吧。看得出也好，看不出也好，起碼讓人知道黃山曾經有一棵「夢筆生花」，現在因為某些原因而枯死了。雖然它比不上圓明園遺跡，比不上紐約世貿大廈遺址，能為人類的歷史記憶留下沉重烙印，但至少可以讓遊人有過一刻鐘的反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

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我們懂得保護自然遺產，而是因為我們懂得反省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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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CDATA[
			黃山著名景點「夢筆生花」本來是一棵屹立山巔的黃山松，但現在只剩下一棵塑料樹。有人說是因為黃山旅遊過度開發，也有人說是自然規律，真樹早在幾年前已枯死了，可是那裡並沒有豎立任何標誌說明，每天登山覽勝的人何止千百？卻都被遠觀時幾可亂真的假樹混過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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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立假樹？為了「保存」這份自然遺產？還是為了贖罪？<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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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專家反覆強調，塑膠樹「遠看看不出，不細看看不出」，但看不出又怎樣，看得出又怎樣呢？當遊客知道眼前的「夢筆生花」是假樹的時候，或者會感到受騙，大呼蝕底，甚至破口大罵，然後呢？盛怒之後，悻悻然便走了，大概不會驚嘆塑料樹如何以假亂真，更枉論甚麼贖罪不贖罪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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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是要保護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但既然遺產已經消失，為何仍要強留一個騙人的幻象呢？別要自欺欺人，乾脆為枯死的黃山松立一個墓碑吧。看得出也好，看不出也好，起碼讓人知道黃山曾經有一棵「夢筆生花」，現在因為某些原因而枯死了。雖然它比不上圓明園遺跡，比不上紐約世貿大廈遺址，能為人類的歷史記憶留下沉重烙印，但至少可以讓遊人有過一刻鐘的反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br />
<br />
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我們懂得保護自然遺產，而是因為我們懂得反省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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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389.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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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28 Feb 2002 02:04:25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藝術發展局風波之我見</title>
	<description><![CDATA[
			我不算是藝術工作者，也不是藝術團體的成員，對藝術發展局和各藝術團體的運作也不甚了解。我只是看過近日明報和大公報的報導，以及聽過一些藝術團體的反應和意見，對事件其實也不算有什麼清楚的了解。可是直到現時為止，又有誰能完全了解事件？

如果何志平口中的「一百萬藝團」、小組委員會只各自為自己界別利益而批款是存在的話，大概藝術發展局現存的機制著實存在問題，應該改革。但問題是，報章報導卻好像不盡不實，一時又說何高調批評藝術發展局是「藝術綜援局」，一時又說那是一般社會人仕的印象，現在的改革就是要扭轉這個印象，而藝術團體呢？則拿著何所講的「懶人」、「綜援」、「施捨」等言論大造文章，誓要他出來道歉云云。我想，聯署聲明是應該的，因為報章報導的言論的確是侮辱了一眾藝術工作者，現在就是他們表明態度的時候，正如搞六四燭光晚會，明知多搞幾次六四也不會因而平反，但這就是應該的所為。不過，縱使何志平真的道歉了，那又怎樣？改革顯然仍是勢在必行，我覺得道歉的意義不大，極其量只是「"手羅"返個彩」而已，對藝術發展局現存機制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式，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但偏偏這才是影響藝團最多的事情。

我不想單憑一兩篇報導就認定何志平的立場和能力，但顯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溝通不足、改革透明度不夠。眾所周知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從來不是易事，那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藝術發展局政策模糊不清，機制出現漏洞，這才會出現所謂「一百萬藝團」事件，其實現在是一個良好的契機，藉藝團的力量仍然團結時，跟藝術發展局加強溝通，增加透明度，不只要何志平道歉，不只供出「一百萬藝團」的身分，還要公佈改革內容，藝團再從改革內容上提出意見，這才真正有益。明顯地，報章報導是抹黑了藝團在公眾的形象，澄清是需要的，但只周旋在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最後只會陷入死胡同，對改革沒有影響。

跟當官的爭拗藝術應該「大眾化」還是「不食人間煙火」是沒有意思的，因為在現在政府儲備也可能會用光的時勢下，他們是不會關心這些的。還是討論一下如何改革制度才能促進藝術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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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我不算是藝術工作者，也不是藝術團體的成員，對藝術發展局和各藝術團體的運作也不甚了解。我只是看過近日明報和大公報的報導，以及聽過一些藝術團體的反應和意見，對事件其實也不算有什麼清楚的了解。可是直到現時為止，又有誰能完全了解事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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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何志平口中的「一百萬藝團」、小組委員會只各自為自己界別利益而批款是存在的話，大概藝術發展局現存的機制著實存在問題，應該改革。但問題是，報章報導卻好像不盡不實，一時又說何高調批評藝術發展局是「藝術綜援局」，一時又說那是一般社會人仕的印象，現在的改革就是要扭轉這個印象，而藝術團體呢？則拿著何所講的「懶人」、「綜援」、「施捨」等言論大造文章，誓要他出來道歉云云。我想，聯署聲明是應該的，因為報章報導的言論的確是侮辱了一眾藝術工作者，現在就是他們表明態度的時候，正如搞六四燭光晚會，明知多搞幾次六四也不會因而平反，但這就是應該的所為。不過，縱使何志平真的道歉了，那又怎樣？改革顯然仍是勢在必行，我覺得道歉的意義不大，極其量只是「"手羅"返個彩」而已，對藝術發展局現存機制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式，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但偏偏這才是影響藝團最多的事情。<br />
<br />
我不想單憑一兩篇報導就認定何志平的立場和能力，但顯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溝通不足、改革透明度不夠。眾所周知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從來不是易事，那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藝術發展局政策模糊不清，機制出現漏洞，這才會出現所謂「一百萬藝團」事件，其實現在是一個良好的契機，藉藝團的力量仍然團結時，跟藝術發展局加強溝通，增加透明度，不只要何志平道歉，不只供出「一百萬藝團」的身分，還要公佈改革內容，藝團再從改革內容上提出意見，這才真正有益。明顯地，報章報導是抹黑了藝團在公眾的形象，澄清是需要的，但只周旋在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最後只會陷入死胡同，對改革沒有影響。<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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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當官的爭拗藝術應該「大眾化」還是「不食人間煙火」是沒有意思的，因為在現在政府儲備也可能會用光的時勢下，他們是不會關心這些的。還是討論一下如何改革制度才能促進藝術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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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385.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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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ue, 26 Feb 2002 16:21:02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誰殺死了維特？</title>
	<description><![CDATA[
			究竟維特的死因是甚麼？當然，他是自殺的。問題是他到底為何要自殺？最顯然易見的原因是他瘋狂地迷戀著少女夏洛蒂，但她已是別人的未婚妻。從維特的角度來看，夏洛蒂並不是對他不假辭色，反而對他關切有加，也常邀他到家中作客，但更出奇的是，維特對她的未婚夫不僅沒有敵視之情，甚至趨之若鶩。或者在維持心目中，自己連當別人情敵的資格也沒有。

維特是一個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人。他鄙夷世俗，鄙夷官僚，孤芳自賞地迷醉在歐湘(Ossian)的詩歌裡。也就是這個原故，他所描述的夏洛蒂也許從來只是他的自我投射，塑造一個超越自己的迷戀對象，卻又永遠不能捉到，他相信了結生命也是順應她的鼓勵(維持相信手槍是夏洛蒂派人送來的)。死亡，是維特唯一的出路，他已把夏洛蒂、聖潔與死亡連成一線，他不應屬於這個世界，因為他「太高貴」，而這個世界「太鄙俗」了。

說到底，維特的死象徵了歌德的生。據說維特的故事就是歌德的故事，只是歌德創造了維特，讓自己在小說中死去，在現實中得以重生。我想，歌德應該明白一件事情：維特(歌德)沒有戀愛，他不過是自戀，只愛上自己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形象，這最終只會令自己走上自毀之途。這種死亡毫無價值，大概大部分為情自殺的都是這種狀態，倒不如寫本小說來排遣死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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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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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維特的死因是甚麼？當然，他是自殺的。問題是他到底為何要自殺？最顯然易見的原因是他瘋狂地迷戀著少女夏洛蒂，但她已是別人的未婚妻。從維特的角度來看，夏洛蒂並不是對他不假辭色，反而對他關切有加，也常邀他到家中作客，但更出奇的是，維特對她的未婚夫不僅沒有敵視之情，甚至趨之若鶩。或者在維持心目中，自己連當別人情敵的資格也沒有。<br />
<br />
維特是一個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人。他鄙夷世俗，鄙夷官僚，孤芳自賞地迷醉在歐湘(Ossian)的詩歌裡。也就是這個原故，他所描述的夏洛蒂也許從來只是他的自我投射，塑造一個超越自己的迷戀對象，卻又永遠不能捉到，他相信了結生命也是順應她的鼓勵(維持相信手槍是夏洛蒂派人送來的)。死亡，是維特唯一的出路，他已把夏洛蒂、聖潔與死亡連成一線，他不應屬於這個世界，因為他「太高貴」，而這個世界「太鄙俗」了。<br />
<br />
說到底，維特的死象徵了歌德的生。據說維特的故事就是歌德的故事，只是歌德創造了維特，讓自己在小說中死去，在現實中得以重生。我想，歌德應該明白一件事情：維特(歌德)沒有戀愛，他不過是自戀，只愛上自己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形象，這最終只會令自己走上自毀之途。這種死亡毫無價值，大概大部分為情自殺的都是這種狀態，倒不如寫本小說來排遣死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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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Thu, 06 Dec 2001 02:02:5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單向度的凡尼亞舅舅</title>
	<description><![CDATA[
			凡尼亞舅舅有著怎樣的命運？敦實的他將一生的希冀和理想寄望在他那位當藝術教授的姊夫身上，到頭來卻發現姊夫原來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庸碌之輩，他的生命意義彷彿幻滅了。然而，生活沒有因此完結，凡尼亞舅舅仍必須鬱悶地活下去，儘管價值已經完全失落，生命還未到盡頭。

契訶夫的劇本之所以能夠歷百年而不衰，顯然是因為其宇宙性的主題。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已發展到致極，使人們開始質疑固有的生命價值，正如近代哲學家羅素所講，那是一個「愚昧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多而聰明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少的時代」，也就是「破滅的時代」。生命價值的敗亡總會在某種時代發展到高峰時出現，就像現今的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財富已變成了唯一衡量生命價值的工具，人們缺乏獨立的思考，都不幸成為所謂「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香港經濟不景，「財富」這種衡量價值的工具顯然應該已經失效，但人們似乎仍信奉這種失效的價值，難道我們寧可迷信已然破滅的信仰，也不願像凡尼亞舅舅般鬱悶地生活？或者，我們應該明白，活在這個「單向度」的世代，是現代人的宿命，正如凡尼亞的外甥女桑妮婭說：「我們來日還有很長，仍要耐心地忍受種種考驗。等到我們的歲月一旦終了，我們要毫無怨言地死去，……那麼，上帝自然會可憐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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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
			凡尼亞舅舅有著怎樣的命運？敦實的他將一生的希冀和理想寄望在他那位當藝術教授的姊夫身上，到頭來卻發現姊夫原來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庸碌之輩，他的生命意義彷彿幻滅了。然而，生活沒有因此完結，凡尼亞舅舅仍必須鬱悶地活下去，儘管價值已經完全失落，生命還未到盡頭。<br />
<br />
契訶夫的劇本之所以能夠歷百年而不衰，顯然是因為其宇宙性的主題。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已發展到致極，使人們開始質疑固有的生命價值，正如近代哲學家羅素所講，那是一個「愚昧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多而聰明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少的時代」，也就是「破滅的時代」。生命價值的敗亡總會在某種時代發展到高峰時出現，就像現今的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財富已變成了唯一衡量生命價值的工具，人們缺乏獨立的思考，都不幸成為所謂「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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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不景，「財富」這種衡量價值的工具顯然應該已經失效，但人們似乎仍信奉這種失效的價值，難道我們寧可迷信已然破滅的信仰，也不願像凡尼亞舅舅般鬱悶地生活？或者，我們應該明白，活在這個「單向度」的世代，是現代人的宿命，正如凡尼亞的外甥女桑妮婭說：「我們來日還有很長，仍要耐心地忍受種種考驗。等到我們的歲月一旦終了，我們要毫無怨言地死去，……那麼，上帝自然會可憐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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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log.roodo.com/tangchingkin/archives/5886357.html</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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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Fri, 30 Nov 2001 02:01:41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商業化」的舞台劇</title>
	<description><![CDATA[
			今屆香港藝術節有一齣由立陶苑著名劇團製作的《哈姆雷特》，飾演哈姆雷特的並不是甚麼著名演員，而是立陶苑一名著名的搖滾歌手。為甚麼要找一名搖滾歌手去演？是商業決定？還是藝術上的選擇？我不知道，但《哈姆雷特》的導演卻很滿意他的演出。

我認識一些搞舞台劇的人，他們似乎不大喜歡將舞台劇「商業化」，尤其對高志森之流的所作所為大表不滿。我覺得很奇怪，好的戲劇不可以「商業化」嗎？「商業化」就是要討好觀眾，甚至以名氣的演員擔綱，但這不代表演出沒有藝術價值，叫好叫座，梁家輝也籍此提名舞台劇獎男主角。

香港的舞台劇界是個不折不扣的象牙塔，一些「圈中人」為了追求藝術層次，完全不理觀眾感受；圈外的也對圈內的毫不了解，我曾聽過某傳媒曾說去年本港共有兩齣舞台劇：《真情》和《男親女愛》！我不是說這兩齣舞台劇不好，只是這說法忽視了很多出色的舞台製作，未免貽笑大方。

或者我們應該好好教育香港的觀眾，大部份觀眾都沒有足夠的鑑賞能力，舞台工作者只好用「商業化」的手段吸引觀眾，讓他們多看高水準的演出，直至大家懂得以藝術水平來選擇，到時「商業化」就等同「具藝術價值」，因為只有出色的製作才能吸引觀眾。像《哈姆雷特》能全球巡迴演出，全賴上佳的製作，我想香港的觀眾也不會因那歌手而入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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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屆香港藝術節有一齣由立陶苑著名劇團製作的《哈姆雷特》，飾演哈姆雷特的並不是甚麼著名演員，而是立陶苑一名著名的搖滾歌手。為甚麼要找一名搖滾歌手去演？是商業決定？還是藝術上的選擇？我不知道，但《哈姆雷特》的導演卻很滿意他的演出。<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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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些搞舞台劇的人，他們似乎不大喜歡將舞台劇「商業化」，尤其對高志森之流的所作所為大表不滿。我覺得很奇怪，好的戲劇不可以「商業化」嗎？「商業化」就是要討好觀眾，甚至以名氣的演員擔綱，但這不代表演出沒有藝術價值，<<煙雨紅船>>叫好叫座，梁家輝也籍此提名舞台劇獎男主角。<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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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舞台劇界是個不折不扣的象牙塔，一些「圈中人」為了追求藝術層次，完全不理觀眾感受；圈外的也對圈內的毫不了解，我曾聽過某傳媒曾說去年本港共有兩齣舞台劇：《真情》和《男親女愛》！我不是說這兩齣舞台劇不好，只是這說法忽視了很多出色的舞台製作，未免貽笑大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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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應該好好教育香港的觀眾，大部份觀眾都沒有足夠的鑑賞能力，舞台工作者只好用「商業化」的手段吸引觀眾，讓他們多看高水準的演出，直至大家懂得以藝術水平來選擇，到時「商業化」就等同「具藝術價值」，因為只有出色的製作才能吸引觀眾。像《哈姆雷特》能全球巡迴演出，全賴上佳的製作，我想香港的觀眾也不會因那歌手而入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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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un, 25 Feb 2001 15:40:13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拔萃女生「一夜成名」</title>
	<description><![CDATA[
			早前高行健訪港鬧得熱烘烘，在中大和城大舉行的演講會座無虛席，傳媒亦爭相報導。但最奇怪的是，在傳媒的吹捧下，紅了一個高行健，居然還紅了一的拔萃女生。

據說女生酷愛哲學，家中滿是哲學書籍，發問時搬出一大堆自己「比較喜歡」的哲學家名字出來也毫不奇怪，記者們不知就裡，聽到金教授一句戲言：「中大己經收你。」居然頓覺驚為天人，急不及待便將女生的「新聞」奉為頭條。高行健常說文學應該凌駕一切，的確與傳統見解相悖，女生想不通，只是想向桂冠文人請教，本來也不是甚麼挑戰權威，況且提問的又不只她一人。但記者們見有機可乘，便「大煲特煲」，「煲」出個挑戰權威的「神話」來。

這可苦了女生了。女生的提問隨心而發，本來就沒有完整的結構，記者居然將問題一字不漏登在報紙上，讓有色之士對這條「挑戰權威」的提問評頭品足。陶傑在其專欄中，說女生的說話是「說了等同白說的空話」、又說她「短短一篇演詞，有如荷李活六十年代經典戰爭片《碧血長天》的明星卡士，令人感到相當超值，印象極為深刻。」、「隔空點穴之功，點中了副校長的『喜穴』」。女生年紀輕輕，沒有大智慧的真知灼見並不為過，大作家跟她字字斟酌，又於心何忍呢？

某大報為女生作了一個專訪，標題為〈拔萃女生一夜成名〉，當她發問的時候，大概也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一夜成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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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encoded><![CDATA[
			早前高行健訪港鬧得熱烘烘，在中大和城大舉行的演講會座無虛席，傳媒亦爭相報導。但最奇怪的是，在傳媒的吹捧下，紅了一個高行健，居然還紅了一的拔萃女生。<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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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女生酷愛哲學，家中滿是哲學書籍，發問時搬出一大堆自己「比較喜歡」的哲學家名字出來也毫不奇怪，記者們不知就裡，聽到金教授一句戲言：「中大己經收你。」居然頓覺驚為天人，急不及待便將女生的「新聞」奉為頭條。高行健常說文學應該凌駕一切，的確與傳統見解相悖，女生想不通，只是想向桂冠文人請教，本來也不是甚麼挑戰權威，況且提問的又不只她一人。但記者們見有機可乘，便「大煲特煲」，「煲」出個挑戰權威的「神話」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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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苦了女生了。女生的提問隨心而發，本來就沒有完整的結構，記者居然將問題一字不漏登在報紙上，讓有色之士對這條「挑戰權威」的提問評頭品足。陶傑在其專欄中，說女生的說話是「說了等同白說的空話」、又說她「短短一篇演詞，有如荷李活六十年代經典戰爭片《碧血長天》的明星卡士，令人感到相當超值，印象極為深刻。」、「隔空點穴之功，點中了副校長的『喜穴』」。女生年紀輕輕，沒有大智慧的真知灼見並不為過，大作家跟她字字斟酌，又於心何忍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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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報為女生作了一個專訪，標題為〈拔萃女生一夜成名〉，當她發問的時候，大概也沒有想過自己居然會「一夜成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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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05 Feb 2001 15:49:30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夜遊虛擬世界</title>
	<description><![CDATA[
			跟朋友們在網上有一個討論區，每天下了班，總會在那裡蹓躂好一會，一來看看朋友留下的有趣留言，亦可知道朋友的近況。平日工作忙碌，甚少有時間聚會，想不到尖端科技令我們有一個另類的「老地方」。 

有一次，一個朋友留下匿名訊息，跟大家開了一個玩笑。後來據討論區的主持人稱，他已從訊息傳送的記錄裡查出了開玩笑者的身份，並說會保留追究一切責任云云。 

我對互聯網的原理運作認識不深，不知道主持人如何揪出「真兇」，不過我忽然覺得，原來懂得資訊科技，似乎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可以獲得了某種權力。 

一般人上網、用電腦，大都只會知道如何作為一個用家(User)，對其內部的設計、原理之類一無所知。電腦工程學上有一條Murphy' s Law: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電腦發生意想不到的錯誤是常有的事，這時候就只有依賴科技專才了。現在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科技專才所學的亦愈來愈門專化，甚至有點脫離一般用家的生活範圍。我曾經想像，有朝一日資訊科技變成生活最重要的一部份、等同衣食住行的地位時，這群唯一知道資訊科技原理的人，就能夠支配世界，就如支配了糧食來源的獨裁者一般。 

據說微軟視窗的市場正被新興系統Linux入侵，原因之一是Linux的原始碼不同視窗，是公開給用家的，用家有權更改所有的程式設計。這可算不算是一種科技權力的下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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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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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朋友們在網上有一個討論區，每天下了班，總會在那裡蹓躂好一會，一來看看朋友留下的有趣留言，亦可知道朋友的近況。平日工作忙碌，甚少有時間聚會，想不到尖端科技令我們有一個另類的「老地方」。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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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個朋友留下匿名訊息，跟大家開了一個玩笑。後來據討論區的主持人稱，他已從訊息傳送的記錄裡查出了開玩笑者的身份，並說會保留追究一切責任云云。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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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互聯網的原理運作認識不深，不知道主持人如何揪出「真兇」，不過我忽然覺得，原來懂得資訊科技，似乎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可以獲得了某種權力。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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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上網、用電腦，大都只會知道如何作為一個用家(User)，對其內部的設計、原理之類一無所知。電腦工程學上有一條Murphy' s Law: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電腦發生意想不到的錯誤是常有的事，這時候就只有依賴科技專才了。現在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科技專才所學的亦愈來愈門專化，甚至有點脫離一般用家的生活範圍。我曾經想像，有朝一日資訊科技變成生活最重要的一部份、等同衣食住行的地位時，這群唯一知道資訊科技原理的人，就能夠支配世界，就如支配了糧食來源的獨裁者一般。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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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微軟視窗的市場正被新興系統Linux入侵，原因之一是Linux的原始碼不同視窗，是公開給用家的，用家有權更改所有的程式設計。這可算不算是一種科技權力的下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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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Sat, 16 Sep 2000 01:50:34 +0800</pubDate>
</item>
<item>
	<title>一個選民</title>
	<description><![CDATA[
			人們常說回歸後，大家會漸漸關心政治，我自問的確開始有些政治意識、開始關心政治，不過，到底是怎麼樣的關心，就不得而知了。

剛過去的選舉日，我自然有去投票，盡公民義務。但是回想起來，到底所謂的「投票」、所謂的「公民義務」，在這個習慣了當殖民地的香港裡，意義何在？

印象中，我所屬選區的候選人很多，戰情也十分激烈。我記得之前曾經收過不少候選人的宣傳單張，介紹其政綱，但很多時都只會被我當紙屑棄之；在各大傳媒上，也看過不少新聞、論壇。但大部份也是某某候選人的「醜聞」、某某候選人「慘被抹黑」的消息、又或者是某某候選人的出位言論、突出的宣傳技倆，諸如此類。

選舉日，我拿著身份證來到投票站，腦子裡仍只有各個候選人的宣傳口號(因為聽得太多)，也知道某些候選人的「醜聞」，偶然也會想到這區的戰情(因傳媒廣泛報導而留意調查結果)，對候選人的政綱、理念、是否能在立法會上作為我們的代表卻全然不大清楚。我投了票，「吁」了一口氣，但我撫心自問，到底是否盡了公民義務？胡亂點名、盲從附和、或者只因候選人言論突出而作出選擇，會不會比投白票、不投票更差？

這樣的選民，能不能對自己、對市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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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常說回歸後，大家會漸漸關心政治，我自問的確開始有些政治意識、開始關心政治，不過，到底是怎麼樣的關心，就不得而知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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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選舉日，我自然有去投票，盡公民義務。但是回想起來，到底所謂的「投票」、所謂的「公民義務」，在這個習慣了當殖民地的香港裡，意義何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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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我所屬選區的候選人很多，戰情也十分激烈。我記得之前曾經收過不少候選人的宣傳單張，介紹其政綱，但很多時都只會被我當紙屑棄之；在各大傳媒上，也看過不少新聞、論壇。但大部份也是某某候選人的「醜聞」、某某候選人「慘被抹黑」的消息、又或者是某某候選人的出位言論、突出的宣傳技倆，諸如此類。<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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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日，我拿著身份證來到投票站，腦子裡仍只有各個候選人的宣傳口號(因為聽得太多)，也知道某些候選人的「醜聞」，偶然也會想到這區的戰情(因傳媒廣泛報導而留意調查結果)，對候選人的政綱、理念、是否能在立法會上作為我們的代表卻全然不大清楚。我投了票，「吁」了一口氣，但我撫心自問，到底是否盡了公民義務？胡亂點名、盲從附和、或者只因候選人言論突出而作出選擇，會不會比投白票、不投票更差？<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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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選民，能不能對自己、對市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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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思潮如煙</category>
	<pubDate>Mon, 11 Sep 2000 15:44:53 +08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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