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相信不少朋友曾經有過以下的經驗：你拖著忙了一整天的疲憊身軀，在巴士上層找了個穩當的位置坐下來，你坐好姿勢，準備趁一程長途巴士而小睡片刻，這時一陣擾人清夢的聲音突然紛至沓來，你煩厭地睜開眼睛，只見螢光幕上正播放著你已經看過不下百次的廣告節目。你無奈地暗自盤算，這程巴士看來睡不成了。

這就是現代社會廣告的魔力，在不知不覺間，魔爪已漸漸從傳統的報章雜誌電台電視伸展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空間，包括我們經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但，這又意味著甚麼呢？就是意味著我們閱讀廣告習慣的改變。從前的廣告大都是在報章雜誌刊登，又或者是在電台電視裡播放，雖然我們閱讀或收聽收看這些媒體時，很多時並不是為了看告廣，但我們仍然有權選擇看或不看，報刊的廣告可以略過不讀，電台電視播放廣告時亦可以選擇走開或轉台。因此，在那個年代，能夠作為廣告發放的媒體仍然很少，閱讀廣告是一種「主動閱讀」的模式，你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大可以選擇不看你。所以那時的成功廣告都有一個秘訣，那就是：吸引。

但世界變了，今天的廣告內容當然仍然需要吸引和具創造，但更重要的元素卻不再是吸引，而是：空間。只要你花得起錢，你可以霸佔一個人們不能逃脫的空間，使人們不能避開廣告潛移默化的力量。剛才所講的巴士例子顯然就是一個典型範例：如果你必須乘坐那部巴士(事實上有不少朋友所能選擇的交通工具並不多)，你就必須被迫「欣賞」RoadShow或M channel精心為你泡製的廣告節目，你不能選擇轉台或關掉電視，更不能離開或睡覺，你只有乖乖地看著、聽著，好好給那些廣告入肉入骨，直至下車。這種「被動閱讀」式的廣告無疑是廣告商的明智之舉，因為他們霸佔了我們這個經常而且必須使用的公共空間 – 交通工具，亦同時剝削了我們選擇不去閱讀廣告的權利。

更甚的例子莫過於地鐵站的廣告了。不記得地鐵站和車廂何時開始出現安放廣告板的廣告框，但最初的廣告框都只集中在電梯兩旁和面對月台的牆上，所佔空間不多。可是愈往後發展，不知道是地鐵公司的奇想，還是廣告商的創舉，廣告框愈做愈大，甚至出現「破框而出」的設計，例如將一列電梯旁的廣告板串聯成一系列如連續漫畫般的設計比目皆是；月台安裝了擾人的銀幕，在等待一列五分鐘後到達的列車的同時，居然足足看了三次梁詠琪如何擊退淡斑，那句廣告口號到上車後還在耳邊縈繞不散；廣告商亦不會放過站內和車廂的每一吋空間，整個車廂被佈置成新式麥當奴，地鐵站出口的牆上也詳細記載了關之琳的整個瘦身過程，鉅細無遺，絲毫不管途人因看到性感胴體而面紅耳赤；還有Nikon公司將一個旺角月台從本來的紅色重新包裝成「Nikon黃」，好等半睡不醒的乘客誤以為未到站而錯過了下車機會。總之，在每一個角落，你都必須應付著廣告符號的視聽侵襲，你再不能成為閱讀廣告的主體，而僅僅能在充斥著廣告符號的空間中，不由自主地讓它們洗腦。

作為交通工具經營公司，是否有責任為著公眾利益，盡力保持我們在這片公共空間的自主性，避免讓交通工具成為廣告商效力的「巨型洗腦機」？而我們作為用家，又如何能在使用交通工具的同時，避過這種「被動閱讀」式廣告的潛移默化？實在值得深思。

本文原載於《U+》第69期

談戀愛的動詞

「男追女，隔層山；女追男，隔層紗。」這句粵語長片式名言到今時今日早已是不合時宜。「Out」了的不只是句子的意義，還有句中的動詞：「追」。「追」字是「追求」的簡化，但這個字令人有一種動感的想像，要抱得美人歸，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時也彷彿把對象捧到神壇上去追逐，帶著一點點敬意。

不過，自從「溝」字出現以來，一切就開始改變了。好像沒有甚麼人研究過「溝」字到底何源何流，但「溝」顯然比「追」多了一份混雜性和征服別人的意識，雖然「追」這個說法不會因「溝」字的出現而沒落，但卻漸漸變得落伍了。

然後「溝」再演化成「界刂」，這個「界刂」據說有兩重意思，其一是「介紹」，其二是把一群男生或女生的圈子「界刂」開，藉以結識到心儀的目標。不過，當動詞發展成「界刂」，似乎隱隱具帶有一點侵犯性和不尊重方的味道，大抵從動詞演化之中，我們對「追求」異性的價值觀正在逐步改變。 ...繼續閱讀

相信代議政制，跟信神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尤其在我們這個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

區議會一向被視為一個政治名詞，與生活毫無關係。在這個高度密集的城市裡，如果要找一個燙貼的比喻，區議員也許就是後工業城市中的村長，專門在一個極小的區域裡為市民解決生活上的奇難雜病。當你看看村落中的村長選舉，再回看你所居住屋苑樓下的飄揚旗海，和候選人綻得發僵的笑容，你就會明白，區議會其實是象徵意義上的「都市村落化」：讓一個背負著自家區域名稱的人去代表自家區域。自家區域，即選區，是城市裡政治意義上最小的區域劃分，亦即是城市村落的建立。

這種村落的建築雖是具其政治意義，但一定不是具有群族性的，況且這不過是徒具形似的比喻，當然，你在投票的一刻，潛意識中也許會相信，這位區議員真的會像村長般為你和你的自家區域「出頭」，但這不過是一刻鐘的信仰，當你離開投票站的一刻，就會像雖開神廟一樣，神像仍在神壇上，而你，則繼續營營役役，在城市中的村落日夜穿梭，為的只是三餐餬口，便丟下自家的村落不顧。於是，選區劃分就變成了真真正正的劃分，劃分的目的就只為了選舉，選區的分界只會在選舉資料上出現，我們的生活範圍，仍然是用整個城市的邊界來劃分，城市村落只會在選舉日出現。

於是，關於區議員跟我們的關係，就只剩下「投票日」- 一個充滿儀式性的節日。

試想像一下當你從家裡出發往投票站的情形：城市村落的範圍很小，從家裡到投票站的距離不會超過三條街(當然，街的劃分是任意，這裡所指的是心理上的距離)，當你正式出發，踏出街門的一刻，你的身體彷彿暫時依附在城市村落的建制之中，這三條街亦暫時變成了城市村落的實體，你不知道，亦不關心，住在這三條街的群族生活，又或者群族中的人是否像你一樣，在投票儀式開始的日子，忽然讓生活暫時交托到城市村落之中，因為這三條街本質的突變，只在你自身的體系裡發生，與人無尤。可能有人跟你的情形一樣，但這都是別人的事，跟你的體系並沒有發生互動的關係。

突變後的城市村落會變成了一個嘉年華會。街的兩旁旗海飄盪搖曳，嵌滿巨大的橫額，街上有一些人穿上了鮮艷奪目的背心、或掛上色彩繽紛的彩帶，把手上的單張派給路人。你通常不會接受這些單張，因為你心裡有數，嘉年華會屬於候選人和他們的助選團的，你在這個節日裡，不過是一個名朝聖者。當然，你在朝聖的道路上，你必定會看到嘉年華會的進行。

西班牙每年都有一個嘉年華會，模仿昔日摩爾人入侵西班牙的情形，參加嘉年華會的群眾之中，有些人會扮演入侵的摩爾人，有些人會扮演西班牙士兵，力抗侵略者，他們自然不是真的開展戰爭，而是一場跟歷史的意識形態之角力，因為有些參與嘉年華會的人，會刻意顛覆劇本，歪曲歷史事件，這樣卻反而更能掀起高潮，讓嘉年華會的群眾達到忘我的狂喜之中。你有時會懷疑，在城市村落內的嘉年華會，似乎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而且是一場充滿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之戰，你會奇怪，他們不是不過要找一個城市村落的「出頭人」嗎？用城市的語言來說，這是一個「民生」的問題，在政治未開化的城市裡，「民生」跟「政治」是兩碼子的事。不過，有些參加嘉年華會的人會說：這場嘉年華會是一次政治表態，但你又可能會問自己：這又與我何干？我是不是一定要在這個「民生」活動中為政治表態？

你從嘉年華會的人群中穿過，忽然發現你已經來到了聖地 – 投票站，對於嘉年華會的群眾來說，這是一片禁地，但對於你，和其他選民來說，這卻是一片聖土，它成為你在這場儀式上的最後終點，恍如進入神廟祈求福祉一般。而事實上，當人們將事情訴諸宗教，就是他們最軟弱、最無助的時候。民主思想告訴我們，群眾是最大的力量，但在政治意義上，群眾中的個體是無力的，你投下的一票，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也不會左右大局的發展，這就有如你向上蒼祈求，但上蒼從來不會向你承諾任何事情，因此，選舉對於你這個個體來說，只是一場求神的儀式，民主政制從來不會向個體承諾，它只會向群眾承諾，在這一層面上，群眾，就是主流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的意識形態都會被排除，而形成民主政制的霸權。在大部分的選舉制度下，被排除的一方，多數就是嘉年華會中的失敗者。

因此，當你離開投票站之後，也不用等選舉結果，這場儀式就完結了，因為在這場儀式裡，你已完成了選舉給你的意義：履行公民責任。但事實上你的「公民責任」並不是在儀式中得以「履行」，而是得以「建立」，這就是說，在這城市村落之中，選區劃分是任意的，城市的劃分也是任意的，跟你並不任在本質上或意義上的必然關係，因此，「公民責任」不過是選舉制度下的產物，你必須進入選舉制度的建制中才會獲得。在「公民責任」的氛圍之下，人們只有選擇「可供選擇的意識形態」的權利，卻沒有選擇「不可供選的意識形態」，又或者選擇「不去選擇」的權利，因為在城市裡，這些行為都會被視為「不盡公民責任」的行為，而遭到鄙視。

也許，在往後的儀式中，你只有一個選擇：進入選舉的建制，然後在建制中尋找批判建制的工具。

生命中最難把握的一個環節是死亡。絕大部分的死亡都是突如其來或者不可預知的，但吊詭地，它卻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最後一節。大概熱愛生命的人都應該好好籌劃一下自己的死亡儀式，好讓生命來得完滿無悔。可惜，絕大部分的自殺行為，都與此無關。

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了不少為別人而死的刺客事跡：專諸魚腸劍、要離上殺壯士、荊軻刺秦王……全都是不為一己之仇恨私欲而行事，我們都知道刺客的命運只有「壯士一去兮」之悲壯，也就是將生命奉獻給那位「知己」，籌劃死亡之舉，就因此而變得義無反顧了。至於為國捐軀的軍人，古代中國叫「忠君愛國」，今天西方叫「光榮」，跟刺客的心態同出一轍，即當機會來臨，便馬上讓早已預備好慷慨就義的生命，投進一種毫不懷疑的概念或意識之中。分別是，刺客似乎知道自己必死無疑，軍人卻還有一點活命的希望。

不過，這樣的死亡並不偉大，在滾滾洪流之中，他們都落入了政治家手中，變成了耍耍小技倆後死得不明不白的可憐傢伙而已。

反而一種悲劇英雄式的死亡，比起刺客的就義更加來得震撼。古希臘悲劇英雄的隕落、項羽式的兵敗自盡，又或者是喬峰式的滅亡，其死亡全都歸因於個人信念的幻滅，而這信念的幻滅是命運使然的。這些人物的死亡是由於忠於命運、忠於自身性格，本質上是無可逃避，死亡是必然結果。它們之所以比刺客軍人之死來得震撼，是因為他們面對死亡，只有無選擇，卻又無所懼的面對，其悲壯確實能人所不能。

還有一種是藝術家式死亡。也許這就是極端的行為藝術，以死亡來完成自己的藝術，三島由紀夫切腹如是，電影《七宗罪》(Seven)中殺人犯完成的第七宗罪亦如是。我們無可評論此等死亡是否具有意義，因為我們都不是死亡藝術家。藝術家總會對死亡有一種特殊的執迷，歌德寫《少年維特的煩惱》讓自己從死亡的陰霾中解放出來，吳爾芙(Virginia Woolf)經常讓死亡出現在她的作品裡，卻無法擺脫自殺的心結。或者，藝術家死亡的力量都是源自他們對生命的過份熱愛。

相比之下，新聞紙上的自殺事件全都沒有一點神采。一句老掉牙的「有勇氣自殺沒有勇氣活下去」，還有甚麼「看不開」的厭世原因，這些都只表現到現代城市人自殺行為中的「逃避現實」的色彩，根本不值一提。

疫症肆虐了兩個星期，高官們仍遲遲不肯當機立斷，實施能解民憂的大措施。有高官還說，停課不一定有效，因為停課之後並不表示疫症會不再蔓延云云，一句話便把為民父母官的責任推個一乾二淨。我倒不關心到底會不會停課，身邊的人都不是學生，疫症如何嚴重，總不會要我們停工停市吧？新聞報導沒有說我居住的是疫區，而在新聞片裡，醫護人員如臨大敵，記者們整裝以待，還有路過的居民都紛紛帶上平日只會在醫院見到的口罩，都彷彿跟美伊戰爭槍林彈雨的片段沒有兩樣，號稱能震撼心靈，卻又顯得事不關己。不過，要發生的總是會發生，不由得你去不關心，終於，高官屈服了，宣佈停課，隔離可能受感染的人，而我也屈服了，買了個從幾角錢炒到十幾元的口罩，正式參與這場如雪上加霜的疫症。

都說香港人已沒有從前的果斷和機智，變得麻木遲鈍。大凡在動盪的歲月裡，生靈塗炭十常八九，人心儘管惶惶，總會被某種同舟共濟的意識所牽繫，面對著相同的命運。既生不在亂世，尤其在香港，群策群力只淪為政治口號，人心只有怨懟憂慼，火紅年代的干雲壯志在這代人中早已蕩然無存。口罩對於很多人來說，根本沒有多大的實際效能，不過是求個安心，好讓自能置身這場疫症之外，令自己不用面對跟別人相同的命運。但我卻視帶口罩為我投入這場疫症的一種儀式，就好像革命之火剛剛燃燒時，拿起槍桿子一般。

街上帶口罩的人真的忽然多了。有專家指出，口罩並不能十分有效地防止受病毒感染，尤其在市面街頭販賣的廉價口罩，幾個小時便會失效，帶口罩不過是聊勝於無之舉。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會知道帶口罩的真正意義，因為我再看不見他們的嘴臉，街頭巷尾只餘下一雙雙恍惚的眼睛，每當有人凝望著你，你看見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面具，單憑眼神，你是不會明白這一下凝望的意思。一下子，城市裡的人都帶上了真真正正、沒有兩樣的面具，就如戰爭中軍人木訥的臉，所不同的是，軍人的臉下是一顆赤熱的心，城市的面具下，仍舊是自掃門前雪的心思。到底有幾個帶口罩的人，會真正為城市的前途擔心，而不是只顧自己的榮辱生死？我沒法知道，因為在這個疫症蔓延的日子裡，街上的人通通都帶上了面具，各自面對著自己的命運。至於我那因要投入動盪而帶口罩的奢想，最終也幻滅了。

不知道是誰為中國人發明「祖訓」這奇怪東西，背負著這點血脈，就要扛起擔子上路，世世代代活在一個不屬於自己年代的詛咒中。住在北京的佘幼芝繼承了十七代祖先的「祖訓」，仍然義無反顧地守著那個破落的袁督師墓。袁督師何許人？就是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清朝早已煙消雲散，守著一個歷史人物的墓，這又何苦呢？不苦，佘幼芝覺得不苦，因為「義」之所在，自然沒有「反顧」的餘地。

佘家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成就義舉，就是他們世代都人丁單薄，當「祖訓」壓下來，只有你來承受，責無旁貸，可是守墓的祖訓如千斤擔子，要承受卻是苦不堪言，當然懦弱的人會選擇逃避，但中國人的性格裡有一種逆來順受的機制，能化「祖訓」為「使命」，然後才為「使命」立下理由，令遵循祖訓的行為可以義無反顧。佘家歷代都能做到這點，是他們的運氣，也是他們的不幸。

我常常想像佘幼芝到底帶著怎麼樣的潛意識守墓的。她會否覺得墓守之業其實不是沒完沒了，只要離開人世，擔子便不用再負了？又也許她沒有想到繼承人的問題，儘管兒子口口聲聲說要改姓續守墓，但她心裡大概不願的，除了兒子不是姓佘，她也不想連累下一代，擔子沒在自己一代斷掉，也算對得起列祖列宗……

當然，這只是我的空想，守墓的人可沒有告訴我。

黃山著名景點「夢筆生花」本來是一棵屹立山巔的黃山松，但現在只剩下一棵塑料樹。有人說是因為黃山旅遊過度開發，也有人說是自然規律，真樹早在幾年前已枯死了，可是那裡並沒有豎立任何標誌說明，每天登山覽勝的人何止千百？卻都被遠觀時幾可亂真的假樹混過了。

為何要立假樹？為了「保存」這份自然遺產？還是為了贖罪？

當局專家反覆強調，塑膠樹「遠看看不出，不細看看不出」，但看不出又怎樣，看得出又怎樣呢？當遊客知道眼前的「夢筆生花」是假樹的時候，或者會感到受騙，大呼蝕底，甚至破口大罵，然後呢？盛怒之後，悻悻然便走了，大概不會驚嘆塑料樹如何以假亂真，更枉論甚麼贖罪不贖罪了。

保護自然文化遺產是要保護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但既然遺產已經消失，為何仍要強留一個騙人的幻象呢？別要自欺欺人，乾脆為枯死的黃山松立一個墓碑吧。看得出也好，看不出也好，起碼讓人知道黃山曾經有一棵「夢筆生花」，現在因為某些原因而枯死了。雖然它比不上圓明園遺跡，比不上紐約世貿大廈遺址，能為人類的歷史記憶留下沉重烙印，但至少可以讓遊人有過一刻鐘的反省，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

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不是因為我們懂得保護自然遺產，而是因為我們懂得反省過錯。

我不算是藝術工作者，也不是藝術團體的成員，對藝術發展局和各藝術團體的運作也不甚了解。我只是看過近日明報和大公報的報導，以及聽過一些藝術團體的反應和意見，對事件其實也不算有什麼清楚的了解。可是直到現時為止，又有誰能完全了解事件？

如果何志平口中的「一百萬藝團」、小組委員會只各自為自己界別利益而批款是存在的話，大概藝術發展局現存的機制著實存在問題，應該改革。但問題是，報章報導卻好像不盡不實，一時又說何高調批評藝術發展局是「藝術綜援局」，一時又說那是一般社會人仕的印象，現在的改革就是要扭轉這個印象，而藝術團體呢？則拿著何所講的「懶人」、「綜援」、「施捨」等言論大造文章，誓要他出來道歉云云。我想，聯署聲明是應該的，因為報章報導的言論的確是侮辱了一眾藝術工作者，現在就是他們表明態度的時候，正如搞六四燭光晚會，明知多搞幾次六四也不會因而平反，但這就是應該的所為。不過，縱使何志平真的道歉了，那又怎樣？改革顯然仍是勢在必行，我覺得道歉的意義不大，極其量只是「"手羅"返個彩」而已，對藝術發展局現存機制的問題，和改革的方式，似乎沒有什麼影響，但偏偏這才是影響藝團最多的事情。

我不想單憑一兩篇報導就認定何志平的立場和能力，但顯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溝通不足、改革透明度不夠。眾所周知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從來不是易事，那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藝術發展局政策模糊不清，機制出現漏洞，這才會出現所謂「一百萬藝團」事件，其實現在是一個良好的契機，藉藝團的力量仍然團結時，跟藝術發展局加強溝通，增加透明度，不只要何志平道歉，不只供出「一百萬藝團」的身分，還要公佈改革內容，藝團再從改革內容上提出意見，這才真正有益。明顯地，報章報導是抹黑了藝團在公眾的形象，澄清是需要的，但只周旋在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最後只會陷入死胡同，對改革沒有影響。

跟當官的爭拗藝術應該「大眾化」還是「不食人間煙火」是沒有意思的，因為在現在政府儲備也可能會用光的時勢下，他們是不會關心這些的。還是討論一下如何改革制度才能促進藝術發展吧。

究竟維特的死因是甚麼？當然，他是自殺的。問題是他到底為何要自殺？最顯然易見的原因是他瘋狂地迷戀著少女夏洛蒂，但她已是別人的未婚妻。從維特的角度來看，夏洛蒂並不是對他不假辭色，反而對他關切有加，也常邀他到家中作客，但更出奇的是，維特對她的未婚夫不僅沒有敵視之情，甚至趨之若鶩。或者在維持心目中，自己連當別人情敵的資格也沒有。

維特是一個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人。他鄙夷世俗，鄙夷官僚，孤芳自賞地迷醉在歐湘(Ossian)的詩歌裡。也就是這個原故，他所描述的夏洛蒂也許從來只是他的自我投射，塑造一個超越自己的迷戀對象，卻又永遠不能捉到，他相信了結生命也是順應她的鼓勵(維持相信手槍是夏洛蒂派人送來的)。死亡，是維特唯一的出路，他已把夏洛蒂、聖潔與死亡連成一線，他不應屬於這個世界，因為他「太高貴」，而這個世界「太鄙俗」了。

說到底，維特的死象徵了歌德的生。據說維特的故事就是歌德的故事，只是歌德創造了維特，讓自己在小說中死去，在現實中得以重生。我想，歌德應該明白一件事情：維特(歌德)沒有戀愛，他不過是自戀，只愛上自己自高自傲亦自傷自憐的形象，這最終只會令自己走上自毀之途。這種死亡毫無價值，大概大部分為情自殺的都是這種狀態，倒不如寫本小說來排遣死亡吧。

凡尼亞舅舅有著怎樣的命運？敦實的他將一生的希冀和理想寄望在他那位當藝術教授的姊夫身上，到頭來卻發現姊夫原來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庸碌之輩，他的生命意義彷彿幻滅了。然而，生活沒有因此完結，凡尼亞舅舅仍必須鬱悶地活下去，儘管價值已經完全失落，生命還未到盡頭。

契訶夫的劇本之所以能夠歷百年而不衰，顯然是因為其宇宙性的主題。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已發展到致極，使人們開始質疑固有的生命價值，正如近代哲學家羅素所講，那是一個「愚昧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多而聰明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很少的時代」，也就是「破滅的時代」。生命價值的敗亡總會在某種時代發展到高峰時出現，就像現今的世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財富已變成了唯一衡量生命價值的工具，人們缺乏獨立的思考，都不幸成為所謂「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香港經濟不景，「財富」這種衡量價值的工具顯然應該已經失效，但人們似乎仍信奉這種失效的價值，難道我們寧可迷信已然破滅的信仰，也不願像凡尼亞舅舅般鬱悶地生活？或者，我們應該明白，活在這個「單向度」的世代，是現代人的宿命，正如凡尼亞的外甥女桑妮婭說：「我們來日還有很長，仍要耐心地忍受種種考驗。等到我們的歲月一旦終了，我們要毫無怨言地死去，……那麼，上帝自然會可憐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