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25)

在專欄裏寫我不愛讀的專欄文字，也算是自打嘴巴？事實上，我花在閱讀的時間愈長，讀的短小文章就愈少。當然專欄文章是香港文化中最精彩的一環，可是這些文字有利於風花雪月，卻往往不利於討論問題。大眾傳媒愈加發達，社會意見也愈來愈多，有說這是公民社會百花齊放，但正如先哲柏拉圖所說， 「意見」不同於「知識」， 「意見」只是片刻感興， 「知識」方是恆久真理。專欄文字太短太快，根本容不下能任何複雜的社會知識。

不過，說法也不是只有一種。常說西方文化中有所謂「小冊子」傳統：以短小精準的文字，配合強大的傳播機器，好讓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現實。我常以為，這種方式的最佳實踐者不是革命時代的煽動者，而是五四時代的魯迅。魯迅的雜文如何作為「文字批判社會」的典範，已不用多說，但我始終相信，他的文字之力，既在即時性批判，也在長期的思想醞釀。現在已沒有人研究魯迅文字的批判性，反而研究他的思想，卻大有人在。

魯迅不寫長篇著作，不過是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意味短小雜文可以代替長篇著作的社會意義。魯迅的思想永留人間，並非因為他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雜文，而是因為有人為他出版全集，也有人窮畢生來提煉他的思想。現在的傳媒文字缺乏這種循環之力，尤其是社會意見氾濫成災，我們根本沒有讓「意見」深化「知識」的機會。

出版長篇著作不是將用完未棄的文字搬字過紙便拉雜成軍，而是要幹小文章幹不了的事，解拆社會，深化思考，提煉智慧。可惜，我們都沒有如此欲望，因為書寫長篇的孤獨，是難以承受的。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24)

從戰爭創傷中走出來的人最痛恨戰爭，但生於治世的人卻總是對亂世充滿憧憬。有一種電影最令我血脈沸騰，就是那些被稱為「史詩式」的電影。「史詩式」大概不算一種電影類型，而我亦只能以觀影感受去理解何謂「史詩式電影」。不管是歷史改編還是虛構，故事背景必定是亂世，哪怕是一個濫情虛偽的爛故事，我仍會期望電影中浩瀚宏大的戰爭場面，將會挑動我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這就是我的「亂世情結」。

生於安逸的人，若不願活得異化，便得把平靜生活顛倒過來，榨出一些憂患和悲觀，這叫做「啟蒙」。戰爭場面能榨出憂患，除了因為戰爭殘酷血腥，更因為戰爭與文明的密切關係。電影中的戰爭，往往不是描寫野蠻，而是敘述文明的衰敗，我既不能遭逢文明衰敗，就只有在電影院幻想文明的敗亡，從而得到生命的啟蒙。「戰爭是殘酷的」，雖然我毫無經驗，卻是我不可或缺的修辭。

或許香港注定是安逸得令人愚昧。我記得九七前曾隱若浮現過一些充滿真實感的亂世意識，但在解放軍開入羅湖之後便漸漸消失，也不曾再為大部分人所記起。只有像我這類懷念前朝亂世的人，才會把相隔十四年的兩次大遊行場面，都想像成香港的亂世，還鍥而不捨地寫成論文呈上學院。

亂世出奸雄，治世卻出文化騎士，就像堂吉訶德一樣，沒亂找亂，小亂化大。但亂世的奸雄卻有著一種「大統一情結」，竭力小亂化無，讓穩定壓倒一切。這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也是文明中的內在矛盾。可惜，或可幸，我從不曾在本土文化中看見任何一個廢墟，而被電影榨出來的一切憂患，好像都並不實在。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23)

文學評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曾說了一個所有創作人的潛意識機密。他說，創作講求原創，每一個創作者都不願重複前人的風格，然而面對偉大傳統的影響，創作者在繼承和背叛之間猶豫不決，最終便會產生焦慮。

精神分析常說，一切慾望皆源於性。創作者渴望破格，難道不也是弒父情結作祟嗎？藝術創作大多指向表現形式上的突破，而文化思想的創造卻是來自思考範式的轉移。任何富創造性的思潮皆是對傳統的反叛，而亦只有在偉大傳統的陰影下，文化才有茁壯成長的驅力。

當年陳冠中寫〈我這一代香港人〉總結一代人的文化，不久便出現了一本名為《香港的鬱悶》的書，也對下一代人作出總結。書中的鬱悶，跟這種「影響的焦慮」不是十分相似嗎？我也算是「鬱悶」一代，卻始終無法承認陳冠中一代是我們的「父親」。只是沒有父親，如何反叛再造？因此先不論跨代論述是否合理，毫無疑問，它的確為我們製造了父親的像，好讓我們冒出頭來，試試殺父的快感。有人說，跨代論述令人倒胃，還引出很多針鋒相對的討論。可是，論述的合理性是一回事， 「進行討論」本身已是一種後於情結的徵候性行為，防禦意識早已然啟動，將弒父情結狠狠地壓抑在文化潛意識之中。

我們的「父親」到底是誰？我們又應該找誰來弒？中國傳統嗎？西方文明嗎？還是在這片渾然天成的雜種土地上，尋找父親之舉已是「政治不正確」？當本土性如此簡陋，拒絕認賊作父，便無法讓弒父情結重新爆發，那麼推動文明發展之驅力又從何而來？借用弗洛依德的說法是：我們還未準備為摩西造像。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22)

我經常在街頭巷尾的小店遊走，後來書讀得多了，才知道有一個「第三地方」（the third place）的說法。第三地方的精神不在於「三」， 「三」只是衍生工具。老子曰： 「三生萬物」，第三地方不僅是說在公司與家居之外的第三個地方，更是指涉一種生活空間的意義生產，以及空間意義的再再再生產。

如此，咖啡連鎖店會是「第三地方」嗎？別笑話了，那種僵硬無趣的裝潢格調，故作親切的店員笑靨，怎能體現「三生萬物」的神妙之處？ 「第三地方」云云，不過是個虛有其表的口號而已。只有那些我常蹓躂的小店，方算是真正的街頭寶藏。

連鎖店咖啡我依舊常喝，因為品質有保證，但殊無驚喜。而「小店是寶」的秘密，則在於其千變萬化，令人猝不及防，深諳兵法中之「奇」。香港的小店多已被「迫上唐樓」，而其特徵則是格調錯配。小店的「錯態」多不勝數，比較經典的莫過於店員態度古怪、咖啡味道冷僻、裝潢異想天開、或店子位處七層之高，等等。不習慣的人總是覺陰陽怪氣，但說它們錯得離譜，罪不可恕，卻又並不盡然。

小店之「錯」，本不是刻意經營出來，反而多是源於資源不足、經驗未夠、或者實驗出錯，結果都犯上了現代管理學中的種種死罪。誰不知錯有錯著，此等「錯態」，反而成為一種因緣際會下的「奇態」：打破僵化因循的慣性消費和審美模式，品質不會得到任何保證，卻能在意料之外發現驚喜。

我實在迷戀於這種「不大對勁」的消費模式，在意料與失望的落差之間，我遇見了生於「三」的大千世界。其中的解構主義之味，比咖啡還要濃郁。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21)

「革命」的精神，不在「革」而在「命」。孫中山說， 「革」指「改變」， 「命」是「天命」，但我寧可將「天命」改寫為「生命」，再淡化為「生活」。我堅決拒絕將暴力視作革命的本質。

政治哲學中的革命倫理富有道德承擔，但生活革命的邏輯卻充滿遊戲意味。過去曾有所謂「法國68 一代」：出身於68 年法國學運，浪漫激情，反叛上輩，迷戀救世，甚至還激活了如列斐伏爾、德錫圖、德波等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當然，理論不好懂，神髓卻簡單不過，就是「過前衛藝術家的生活」：生活議程千奇百怪，但實踐原則相同，去「革」生活的「命」。

但怎樣幹呢？從68 學運走來的人，有不少是毛主義者：他們信奉還未成為「神」的毛澤東。毛澤東的革命智慧在於「游擊」，即逃跑和打架。二萬五千里長征是逃跑，但光跑不行，還是要邊打邊跑。後來蔣介石敗了，毛澤東不用跑，革命也就完了。

毛澤東的策略不是他首創的，二千多年前的孫子早就說過：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正」是認清敵人，兵來將擋； 「奇」是異軍突起，出奇制勝。

革命者的敵人，無非都是那些被稱為「建制」的概念，像什麼資本主義、父權制度、專制極權之類。從前的革命者相信暴力反抗，那是「正」；但生活革命者卻懂得以「奇」取敵，在建制裏鑽營漏洞，再施以游擊突襲，打完便跑。這就是「奇」。

生活革命的兵法並不神妙，不過是捨正取奇，搞搞惡作劇而已。

只要看看《天使愛美麗》，你便能心領神會。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19)

只要翻查一下帳目，賣書人就能知道暢銷書有哪幾本，但暢銷書榜上的書未必就是最好賣的。調校書店品味，催化個人格調，選書都是好方法。最近內地雜誌《城市畫報》洋洋灑灑地弄來一個「荒島圖書館」專題，有選書的人，有選書的店，亦有分類選書，湊足百頁，驟看起來，氣魄宏大。我也為書店交上書單一張，只是跟別的書單一併刊出，總覺拼湊味濃，書種之廣雜實在罕見，卻令人眼花繚亂。

由從封底抄錄下來的二三十字簡介，到四五千字重量書評，莫不是書訊的一種。現在文字傳媒很需要書訊，因為書訊既有文化性，也具資訊性，書籍出版的品種繁多，各取所需，不難找到合適的調品料，調校好報章雜誌的色香味。我算是個典型的書訊提供者，卻開始失去對書訊味道的敏感度。印象中，在普通讀者的認知裡，一年內的也是新書，傳媒需要近兩三個月的書訊，至如像我這樣的前線賣書人，出版月份過去已算舊書。堆積下來，書訊於我已成了焦慮的來源。

「書太多，時間太少」早成老調，但也有不同演繹。過去我以為這句話只解作： 「我有很多想讀的書，但讀書時間實在太少了」；後來我將解釋修正為： 「我知道有很多好書必須讀，卻一直苦無機會」；患上「書訊焦慮症」之後，病症便呈現於以下的說法： 「我知道古往今來有很多好書，是我從未知道的。但生有涯而知無涯，既然不願回頭是岸，只要豁出身子，拚讀書去了。」看來我已病入膏肓，到了「閱讀強迫症」的臨界點。都是書訊惹的禍，唯一的良藥，大概只有大隱於市，好好閉門讀書。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18)

每逢新書到貨，書店的店員都要為如何把新書上架而大費周章。不是每一本書都會清楚列明應上哪一個書架，亦不是每一家書店都具備足夠的資源去作圖書館式分類。我常常遇到一些合脾胃的新書，既非傳統意義下的文史哲，亦非盡然是社會心理經濟學著作。當我捧.沉甸甸的這一大疊新書，呆呆地看.琳瑯滿目的書架，心裏便暗自.急，也不知如何是好。

書籍的歸類，是一門學問，也是權力表現。書海無涯，懂得好好把書歸類，意味.一份對書籍和知識的深刻理解，卻同時也展現出賣書人對定義書籍屬性的權力。當然，書籍分類可以是常識，當賣書人尚未被公認是書籍專家，自然不能在書架上胡作非為。但世界愈益複雜，真正具有思考高度的著作都已大大傾向於跨學科，或超學科，一般書架分類實在負荷不了。我的方法是，既然都跟思想潮流有關，那就乾脆歸類為「思潮」算了。

「思潮」之詞不是權宜之計，反而正好揭露了「歸類思維」的流弊。學院裏有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學科，亦有人說學科千百，卻萬變不離其宗，一切皆是哲學。可是，學院式哲學自也有其學術系譜，最終也逃不過被歸類的困局。「思潮」之魅力，正在於我們能回歸質樸，只從思想（思）之發展（潮）去考量問題，而不拘泥於任何學科、或書架的分類制度。

哲學從不可愛，只有不拘一格的思潮流動，才堪滿足思想的欲望。

所以若非為了顧客之便，我寧可拆掉所有書架分類的牌子，用自己的方法，重新裝配書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叫做「書架上的思潮」。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17)

翻譯的目的，在於破除巴別塔詛咒，讓我們能讀懂別人的文化。在西學東漸的火紅時代，人們說翻譯，首倡「信、達、雅」，但我始終懷疑這不過是一種空想，除非你相信巴別塔的神話，真的有一種前巴別塔的普遍語言，否則的話，如何能保證翻譯前後的文本是完全一致？

在我的書架上，幾乎有一半的書都是西方文化理論的譯本。老師們都說，讀理論原典最好讀原文，要不然也應選讀英譯本，這總比看譯成方塊中文字的譯本來得強。但我老是賭氣要讀中譯本，還自恃了解出版行情，染上了一身收藏不同中譯本的「惡習」。

譯本水準參差自然有礙學習，但只要有轉螺絲釘的學習精神，多讀幾本書的話，除了學識增長，還可練得一身鑑別譯本的本事。讀中譯不是問題。

且，理論著作終非文學作品，真正學理論的人，最終不是要徹底弄懂理論家之言，而是要在有限度的理解之上，跟這群理論界先哲前輩神交對話，然後開創治療世道崩壞之法。我不相信歷史唯物的結論，也懷疑精神分析的前設，自然也不願拜馬弗二老為隔世恩師了。我讀他們的書，和跟朋友談天一樣，不過是要激發思維，震盪腦袋。在這個層面上，一部不錯的譯本，已經綽綽有餘。

所以閱讀理論也算是一種翻譯，因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詮釋再現，而不是什麼信、達、雅。理論的本義，若非要滿足學術遊戲的要求，根本不必拘泥，因為當理論能被「翻譯」到你的手上時，那就已成為你自己的理論了。自說自理論，怎能會錯？

很多人借用理論，就是畏首畏尾，為保不敗之地，只會淺引幾句，就說是藉此解釋了眼前的狀況。誰不知，這才是對理論的最大誤用。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16)

在《被背叛的遺囑》裏，米蘭‧昆德拉提到哲學家阿多諾曾經對勛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作過不同的評論。阿多諾欣賞勛氏，認為勛氏音樂的純粹性是現代文化的救贖；但他卻討厭斯氏，因為斯氏音樂象徵了大眾文化的庸俗。然後昆德拉寫道： 「我常常自問，在聽斯特文斯基的音樂時，阿多諾是否從來就沒有感到過一絲絲的快樂。」不用去問阿多諾，我也知道如何「正確」回答。在批判思維裏，快樂是邪惡的。這不是說不應奉行快樂原則，而是說當社會日趨大眾化和單一化，快樂往往意味淺薄空洞的純感官快感。正是斯氏音樂讓人快樂，阿多諾才會將其音樂與流行曲視作一丘之駱，然後肆意批判。

我從沒認真聽過他們的音樂，不過對這些論調卻格外熟悉。我跟朋友常愛批評流行曲，隨便胡扯也能說出夠寫一篇論文的論點，道盡平凡人看不透的詭譎，就如阿多諾附體一般。但到了午夜夢迴，家中唱機悄然響起庸俗的流行情歌，我還是心神一蕩，豪情壯語也煙消雲散了。

我快樂嗎？對。阿多諾錯了嗎？卻未必。昆德拉說阿多諾「思維短路」，隨便把藝術跟政治搞在一起，實在輕率。思維短路不是邏輯出錯，只是力不對。還是阿多諾的好朋友本雅明說得妙：事物如繁星，概念如星座。繁星散落天際，只有把夜空繪成不同的星座，我們才能有所理解。阿多諾不了解本雅明，流行之物也自有其藝術性，他的思維短路，就是越過「快樂」，把「文本」跟「批判」直接連上，結果畫成了一幅批判的世界星圖。但圖上星座卻始終不太像樣，因為當流行的「快樂」沒有給認真畫上去。我們的世界，看來還未成形。

(原載於《明報》「世紀：租界．多餘的話」，2008-1-15)

書架上寫分類書種的貼紙已脫落了一半，我把它重新貼好，才發覺上面寫的「文學」兩字已開始褪色。書店裏，這書架算是最整齊的一個吧？大小不一的書按照內容分為「小說」、「散文」、「本地文學」、「翻譯小說」等，利落地排列。只是我怎麼也看不順眼，依小書店的營運邏輯，這書架上的變化未免太小了。

沒有一種書比文學書更具小書店品性，也沒有一種書比文學書更令賣書人痛心。我始終相信文學書才是萬書之王，尤其是長篇小說。非文學類書種，工具性太重，或消費性太強，閱讀的目的總在書本以外，哪怕是最令人心安理得的「吸收知識」。只有讀文學書，閱讀才變得純粹，書才能以自足的身段跟我們交流。長篇小說通常能剛好填滿一本書，於是小說的文學性便能以最大程度注入書頁縫間，展現出書本身與文字內容的同一性。

但香港的文學書卻是孤獨的。香港文學只能在台灣出版，早已不是新鮮話題，不過，在這流離失所的狀態以外，香港文學顯然也欠缺恰如其分的文化濃度。文學向來都是任何一種文化的內核，沒有文學精神的文化只能是腐爛的文化。然而，香港文學多不耐讀，原因不是香港文學差勁，而是我們的文學精神似乎都已流進了我們的流行文化之中。學院內外每當論及文化身分，最燙貼的文本還是流行之物，如電影、流行音樂之類。至於文學嘛，儘管學者們有法子指出其中的身分意涵，我也實在讀不到其中與生活相關的質感，感覺很遠。

那年奈波爾得獎，我很媚俗地拿了本《大河灣》來讀。文字是上乘，可偏偏讀得很不順心。而我讀香港文學時，居然也常有如此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