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9年8月)

英國左翼學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經分析過「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概念的可能性。他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產生於一次大戰後的歐洲，當時歐洲的無產階段革命幾乎都無法成功推翻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因而使左翼思潮出現理論與實踐分離的傾向。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執拗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的討論，反而有意識地把注意力轉至哲學、美學和文化等「上層建築」的問題上。人們發現了左翼思潮的局限性，原來理論根本無法改變世界，最終便蘊釀了一種潛在的悲觀主義。

到底是革命的失敗令理論悲觀化，還是理論與實踐的結構性分離促使革命無法成功，從來都是當代左翼份子無法迴避卻又不敢直面的命題。但兩者的親和性關係，卻為資本主義依舊然牢不可破下了一個精妙注腳。文化評論者往往喜用左翼理論，根本原因並不在其解釋力比別的理論強，而是那種悲觀主義的作祟：世界既然無法改變，我們只好專心去揭世界的瘡疤好了。不過，理論話語的哲學化始終不利於批判現實，讓理論重新進入現實場景，這就叫做「apply理論」。

我們的馬老闆——馬國明，很早便開始「apply理論」了。或者說，這是近年文化界追認前塵的結論：大家都肯定，馬國明是最早向民間引進西方思潮理論的人，二十年間，大家都是吃馬國明的奶大的，買他賣的書，和讀他寫的文章，連帶他好些早年的絕版著作，都成了經典。

《路邊政治經濟學》於1998年出版，當年書中所收只是幾篇主題不一的長篇文章，而「路邊政治經濟學」一說更似是對「民間智慧」的戲謔說法而已。如今此說終又被循環再用，《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出版，只收錄了舊版中〈街頭掠影〉一文，其餘都是新收錄的文章。其中〈荃灣的童年〉成文時間與〈街頭掠影〉相約，其他文章均為近年新作。據馬國明所言，「新舊文章的共通點是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刻劃香港街頭的面貌之餘亦嘗試分析塑造香港街頭的一套路邊政治經濟學。」言下之意，戲言終給理論化了，「路邊政治經濟學」亦成為一套可供apply的理論。

是這樣嗎？當然不。凡是擅用理論的人，都對「apply理論」之舉嗤之以鼻。馬國明自己就說過，他寫文章引借理論，其實根本不是「apply」，而是「inspiration」。理論啟發思維，大抵讀理論的最大意義，而啟發馬國明最深的，也自然是他讀得最深的本雅明了。

「路邊政治經濟學」是否理論先且不論，但《新編》明顯滿佈著本雅明影子。馬國明終究是本雅明信徒，所謂「路邊政治經濟學」，首先就是對個人經驗的回憶。本雅明說過，說故事的珍貴之處，正正在於故事可以不斷地說，面對大量經驗記憶，我們可以無需理會任何情節關係和結局，自由地一路說下去。但現代人卻總是沒故事可說，說明了人們經驗之貧瘠。香港是一個經驗貧瘠之地，起碼馬國明是如此想的。他也有著當代左翼的悲觀主義特質，所以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格外親近，書中也常常徵引大量理論概念，還特意為這些概念加上簡述。當然被徵引得最多的，還是他的本雅明。我仍然無法判斷馬國明所講的「inspiration」到底跟「apply」有何分別，又或者，將之說成是「思考方式」、「problematics」、「paradigm」、「episteme」諸如此類，可能差別都不大，但讀馬國明的文章，我反而看到他思考之直接。他的分析推論很少會有左翼思潮的迂迴曲折，在〈街頭掠影〉中寫灣仔小販、在〈荃灣的童年〉和〈荃灣的暮年〉中寫新市鎮的街道生死，還有細說我們都吃過喝過的菠蘿飽、絲襪奶茶、以及種種香港記憶，通通都有盈溢著一份鮮明的直觀性。他毫不矯飾地指出，這些都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生母，亦早存活在我們的「路邊」，只是在資本主義和全面都市化的巨大渦輪下，它們正逐漸消逝。

當然，馬國明雖已步入暮年，卻從不是懷舊的人，正如他在舊版《路邊政治經濟學》的〈懷舊之盲點〉一文中所述，懷舊者只懷念舊物的形式，但對過去一無所知，而他的本土舊故事，則是有形有實。他對自己的路邊故事說個不休，奪回說故事的自然權利，最後再注入他作為一左翼悲觀者的理論性詮釋。「路邊政治經濟學」，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說故事方式，而不是什麼偉大理論。

本雅明有一個關於救贖的說法：救贖只會在歷史中突如其來地出現。也就是說，歷史唯物辯證已然失效，實踐革命也再沒有實質任何意義，我們只得等待，直至下一個救贖時刻。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呢？我們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戳力批判世界，或者平心靜氣，一邊回憶一邊說故事。馬國明不寫小說，但他比很多小說家都更像一個說故事的人，在經驗記憶和理論思考都絕對貧乏的當代香港，他為我們留下了好些有趣故事。他所說的，似乎比所有說出來的香港故事都好，因為他多了一點思考深度。問題是，這種深度，仍比想像中淺得多。


《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
作者：馬國明
出版：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