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9年7月)

看起來，「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實在有點語意重複，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一詞本來就包含著「公共」的意思。我們總覺得，「知識分子」所指的不過是飽學之士，只有當他們將自己的識見和思考運用在現實關懷之上，並付諸行動，他們才真正背負著時代，配得上「公共」之名。但思想英雄跟公共英雄往往是不相容的，公共事務總是不斷逼迫著知識分子，要他們馬上作出反應；而對歷史和真理的承擔卻又如夢魘般纏繞著他們，令他們不得不以最不合時宜的方式反省時代。於是在現世與歷史之間搖擺不定，就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徬徨感。

余杰這本文史論文集定名為《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其中的「轉型時代」本來專指從戊戌到五四的一段風雲時期。李鴻章曾經說過，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意想不到的是，李鴻章這一名言彷彿成了魔咒，足以描述往後百多年來中國近當化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作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之一，余杰暫且放下了針砭時弊的銳筆，深沉於百多年前轉型時代的思想領域裡，並歸結出「徬徨」這種知識分子的精神版圖。而這一說法，也正正蘊含著以古鑑今的觀照性：近當代中國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代，無一不是千年難遇的大變局，在回應時代跟尋索歷史之間，知識分子總是舉棋不定，自然也注定必須承受著這份難以排遣的徬徨感。

當然，余杰的徬徨感遠不及他所論及的譚嗣同、梁啟超和魯迅等人。他自忖地說：「我個人的『現實關懷』就遠遠重於『歷史好奇心』……我的『歷史好奇心』是在『現實關懷』的驅動下展開的。」他正陷於一種典型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裡，從對現實的關愛中，他看到了反省歷史的必要性：無法了解歷史，就無法承擔現世的苦難。因此余杰依然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寫出這樣的一本思想史論著，不是要對學術界貢獻什麼，而是要為他火力勇猛的批判身段，添回某種歷史濃度。

余杰治史的切入點是近年一個愈發清晰的看法：中國近當代思想文化並非發源於五四運動，而是可以上溯至晚清甚至更早。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戊戌一代知識分子是余杰關注的對象，但他同時也對一些傳統士大夫氣息濃厚的清代知識分子深入討論，例如晚清時期著名外交家、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甚至是上溯至乾嘉時期的文史名家章學誠等。在余杰筆下，知識分子的思想版圖可以呈現於三方面：其一是知識分子批判文字，如曾紀澤和慈禧的對話裡對洋務運動的反省、譚嗣同的《仁學》對中國文化和政體的批判等；其二是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學作為思考工具，余杰既深入討論了劉鶚《老殘遊記》和蘇曼殊《碎箸記》中的文學情態，也對比了梁啟超和魯迅等人對西方文學東漸的種種看法，正好突顯出文學作為思考時代的工具的獨特性；其三則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行動，書中大篇幅地收錄了余杰戳力研究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派創辦《知新報》狀況的碩士論文，文中鉅細無遺地敘述了這份在晚清時期極具影響力，卻在歷史研究中名氣遠不及《時務報》的重要報刊，如何建構出晚清知識分子的知識空間。

畢竟，余杰不是正宗的學者，論史分析未見特別綿密，且動輒有從歷史文本直接滑入思想探索的傾向。但這正是他讀史論史的意圖：他對歷史的好奇心是次要的，在他筆下，歷史不必鉤沉，他只希望從這段思想文化發源期中把握好箇中精髓，用作關懷現世的理論資源。難怪當我們把這本書放在任何書評框架之內，都會顯得格格不入：它遠不及《火與冰》等批判性論集般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卻又不足以在學術上成一家言。之不過，這都不是余杰書寫此書的意圖。曾有不少以評論精闢狠辣見稱的公共評論家，一直忙於回應時代，卻始終無法進入大規模的沉思和長篇幅的寫作裡，終究局限了評論的深度。余杰刻意回到思想史的洪流裡，正是要擺脫「公共知識分子」與「思想家」的截然劃分：這應該只是兩種形態有異的思考方式，而不是思想者必須二擇其一的自我身份。通過重組歷史，知識分子可以在急躁冒進的評論生涯中減慢下來，以某種不合時宜的沉思方式來超越現實的帷幕，進而在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家之間找尋一個更為完整的思考位置，對現實作出更立體的判斷和介入。當然，其中過程勢必令人徨惑不安，甚至深懷絕望，這正正是對承擔世界的必然代價。


《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作者：余杰
出版：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