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剛從牛棚劇場回來，久久不能釋懷。我是去看《奧利安娜》的演後論壇，不論是上星期看演出，回想五年前看首演的《奧利安娜的迷惑》，還是今晚論壇的討論內容，以及討論的氣氛，都彷彿在為我製造私人地獄。沙特說：「他者是自我的地獄。」到底是議題討論，還是語言本身，抑或是別的，才是為我造就地獄的他者？實在弄不明白。

也剛看到牛棚劇訊刊出新一期，有我〈我如何重讀劇評？〉的第二部份。說實的，我還未準備好開始任何關於劇評話語的研究，文章只是我的閱讀筆記。文中我寫道：「所謂對劇評話語的閱讀，無非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看著螢火認路之舉，毫不值得讚頌，卻是一種生存之必要。那時我把書中記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劇評都讀了一遍，現在剛好又把之後二十年的文字又看了一番，如此閱讀，我又怎可能得到什麼結論呢？不，我不是要結論，我只是回溯，看看我跟同代人所寫的劇評文字，和我跟同代人所抱的評論信念，到底是怎樣來的。」不是故作姿態，也不是為自己封後門，而是肺腑之言。

但地獄還有後著。牛棚劇訊同期刊出陳炳釗和董啟章的精采對談，所談的幾乎時我近年一直在想的主要內容。董生再一次提到我在《明報》的文章，虛榮感油生之餘，也深感惶恐：董陳兩位早已在創作上深刻介入了「公共性」的命題裡，什麼時候才到我幹出點成績來？他們都是我十分欣賞的創作者，卻同時又是我的夢魘：他們的創作和言論無時無刻都刺激著我，我沒能及時對此作出有效回應，總覺得是對世界有所虧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