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9年4月)

《反閱讀》一書的副題，醒目地印刷在書的封面上：「革命時期的身體史」。對於任何革命的理解，一般局外人都只會看成是「事件史」，就是把各項事件的發生時序和因果關係背誦如流，又或者是「思想史」，即考察一切在左右革命生成和滅亡的意識形態流動。但對《反閱讀》的作者來說，革命時期的身體史之所以必須被書寫，是因為身體才是親證歷史的主體，卻總在歷史話語中被悄悄地消除了。

這位作者是祝勇，當今中國大陸裡一位甚具份量的文化觀察家，也是當代中國史中的遺孤一代，成長於文化大革命和改革中國時代的歷史夾縫之中。對祝勇來說，本書是直至目前為止最具挑戰性的一部著作。書中所述，超越了我們早已讀膩的文革批判史或回憶錄，祝勇透過對文革時代的藝術作重新觀看，再次切入幾乎已被歷史遺忘的革命身體，考掘在這個所謂革命時代裡，人的身體到底成了怎麼樣的血肉狀態，從而提煉出種種被隱藏已久的歷史遺骸。「反閱讀」之義，本是意味著要翻越既定的閱讀模式，而在祝勇的構想下，「反閱讀」既是重讀文革歷史的另一次航程，也是對閱讀革命文本的一次重新設計。在他的筆下，嚴格意義下的革命倫理，不再是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勝利復辟，而是要召回革命時期的身體回憶，作為革命歷史的原初見證。

祝勇書寫文革，也是動用了大量的個人回憶，但與大量文革回憶材料卻大大不同。這不只在於他並非文革的「受害者」，而是時代的夾縫者，同時更在於他能擺出一副充滿生命熱情的觀察家姿態，以個人回憶介入歷史，卻又後設地對自身的回憶再進行反向閱讀。於是，在局外人和在場者之間的身份擺渡下，他寫出了一部足以讓文革史書寫再次躍動的深刻作品。

書中描述了革命身體的十種狀態：姿態、飢餓、疼痛、恐佈、勞動、性愛、疾病、夢幻、打鬥、死亡，並大量徵引各種跟這些狀態相關的革命文本，像毛澤東的巨大雕像、文革時代的流行連環圖、文革意識形態文本如《紅岩》、《紅色娘子軍》等，又或者是陳逸飛的油畫、王小波的小說，甚至是金庸的《射鵰英雄傳》。

祝勇寫作本書之時，正蟄伏在美國，應還未認真讀到余華年前的小說《兄弟》吧？否則的話，以其獨到的觀察力，他怎能只引用《活著》而避開了《兄弟》？毫無疑問，《反閱讀》跟《兄弟》有著某種時代性的共振，不約而同地成為了重寫中國當代史的兩枝銳利無比的刺針，而祝勇也著實承受著余華一代中國作家的精神結構。但當然，兩書的著力點有所不同，《兄弟》是一部當代中國身體現代性歷史，旨在呈現千年難還的現代性劇變；而《反閱讀》則凝定在火紅年代的歷史痕跡裡，挖掘出從未被中國歷史認真探視過的赤裸身體。

祝勇說：「我們是歷史的在場者，又是歷史的多餘人，因為這兩個時代裡，我們都只能充當群眾演員的角色而沒有成為時代的主體——我們的身前是理想主義的兄長們滿懷豪情的正義面孔，身後則是現實主義的師弟師妹們在市場體制中如魚得水的矯健身影。所以，與其說這代人是歷史的參與者，不如說是歷史的觀察者。這培養了我們審慎的目光。我們的精神立場和對歷史的觀察角度，是歷史賦予的。可以說，懷疑精神，是這代人的天賦。當然，其中也包括對於自身的懷疑。」

或許像他這種已過不惑之年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亦只能以觀察者的向度，再次成為時代的主體。畢竟只有觀察者才能冷峻地把時代看得透徹，亦只有時代的主體方可親歷到時代的血脈。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來，祝勇書寫身體，思考細密深緻，而理論用得略嫌急躁。但這份急躁不是正正展示出他的熱血賁張？他從自身一代的回憶中開始介入，又從時代的夾縫中出走，這比純粹的思想史強的地方正好在於：身體的記憶，只銘刻在作者身上，卻沒法被客觀研究。只有把自己裸露在人前，就如同本書封面上的那個不見眼睛的男子般，真誠地對待身體上的每一吋記憶，才算是一種真正有尊嚴的歷史書寫。

當一個時代忘記了身體的意義，就是這個時代不知羞恥的地方。


《反閱讀》
作者：祝勇
出版社：聯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