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9,2008
《字花》十二字花語:《字花》與黨派性
(此為《字花》之序。新舊交替之時,十字路口之處,易水之寒驀然而生,直上心頭。故為文記之,以表我文人之俗態。)

(原載於《字花》第十二期(2008年2月))
1943年,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寫下他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國文學》廢刊與我〉,與此同時,他把自己苦心經營了足足九年的「中國文學研究會」一手了解。在文章中,竹內好道出了他廢刊與解散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理由:研究會已喪失了「黨派性」。他回憶起在成立之初,研究會也曾經歷過生成自我中必不可少的內在矛盾,經過不斷的爭論,他們漸漸從環境中分離出自己,並試圖反過來使自己重新支配環境。然而,正當研究會開始在當時的日本知識界發揮影響力,竹內好也痛苦地發現,他們草創時的內在矛盾已遭徹底消解,自我否定的動力也消失殆盡,研究會正步向世俗化,也就是遭受環境的重新主宰。他深切地明白到,「不包含死的生,不發出疑問的思想,不以自己本身力量完成發展的文化」,將意味著意義已經消亡,他只好作出這個深重的決定。
沒有人能切實把握竹內好口中的「黨派性」所謂何意,但從文中的一句話裡,我彷彿萌生了一種不能言喻的感悟:「個體不是通過掠奪其他人體而支撐自身,個體必須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通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促使個體生成的驅力有二:其一是內部的自我否定,其二是對外部的包容。竹內好以黨派比喻結社,意思是說當一群人為著某個特定目標而聚在一起,那就足成黨派。黨派之生成跟個體之生成毫無異致,而這種「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通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大概就是竹內好的「黨派性」構想。
據說,由於新陳代謝的關係,人的細胞物質會在三個月內被徹底替換,也就是說,若以物質性作為考量基礎,三個月後的「我」,便不再是「我」。為了維持人的自我統一性,「我」作為支撐身體的主體必須存在,身體的新陳代謝不斷去舊納新,在物質性上否定了身體,卻因著這種自我否定性,「我」才能以存活下去。否則當新陳代謝停止,身體便會變成乾屍,而「我」也再沒主體性可言。
人有僵死腐朽的一天,團隊也有解散廢止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下,《字花》也是一個物質性的身體,它的存在意義,並不在於出版了多少期,或包攬了什麼人,而是在於它的「黨派性」有否喪失。十二期裡,《字花》贏得了讀者的稱譽,亦耗盡了草創之時的朝氣。團隊成形成態非一朝一夕,兩年下來,《字花》已磨合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和編制。我們可以選擇保留,也可以選擇革新,但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團隊內的自我否定和包容他者的意識隨著草創的朝氣消失,《字花》新陳代謝便會停下來,而所謂「多元」亦將變得虛偽多餘,然後在四、五期之後暴成一條文學乾屍。又或者,在盲目改革的迷思之中,遭逢邁向媚俗的命運,最後在我們自己的提議之下被廢掉。
《字花》勢必要有所變化,不是為著標新立異,而是要維特這種「黨派性」,那怕只是我個人挪來借用的一個說法。至於親愛的讀者,亦務必要看見《字花》未來的革新,如此才能以「文學」之名保證,《字花》可繼續在這片貧乏的土地上,有尊嚴、有價值地存在下去。我相信,失去了我,或失去了任何一位,《字花》仍有足夠的理由繼續存在,但若失去了「黨派性」,一種促進新陳代謝的力量,它便再無生存的價值。在這十字路口上,我好像開始明白竹內好當時的心情,至於未來的事,除了關於「黨派性」的臆想,我還能知道什麼?

(原載於《字花》第十二期(2008年2月))
1943年,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寫下他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國文學》廢刊與我〉,與此同時,他把自己苦心經營了足足九年的「中國文學研究會」一手了解。在文章中,竹內好道出了他廢刊與解散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理由:研究會已喪失了「黨派性」。他回憶起在成立之初,研究會也曾經歷過生成自我中必不可少的內在矛盾,經過不斷的爭論,他們漸漸從環境中分離出自己,並試圖反過來使自己重新支配環境。然而,正當研究會開始在當時的日本知識界發揮影響力,竹內好也痛苦地發現,他們草創時的內在矛盾已遭徹底消解,自我否定的動力也消失殆盡,研究會正步向世俗化,也就是遭受環境的重新主宰。他深切地明白到,「不包含死的生,不發出疑問的思想,不以自己本身力量完成發展的文化」,將意味著意義已經消亡,他只好作出這個深重的決定。
沒有人能切實把握竹內好口中的「黨派性」所謂何意,但從文中的一句話裡,我彷彿萌生了一種不能言喻的感悟:「個體不是通過掠奪其他人體而支撐自身,個體必須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通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促使個體生成的驅力有二:其一是內部的自我否定,其二是對外部的包容。竹內好以黨派比喻結社,意思是說當一群人為著某個特定目標而聚在一起,那就足成黨派。黨派之生成跟個體之生成毫無異致,而這種「在自己內部產生出通過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個體的立場」,大概就是竹內好的「黨派性」構想。
據說,由於新陳代謝的關係,人的細胞物質會在三個月內被徹底替換,也就是說,若以物質性作為考量基礎,三個月後的「我」,便不再是「我」。為了維持人的自我統一性,「我」作為支撐身體的主體必須存在,身體的新陳代謝不斷去舊納新,在物質性上否定了身體,卻因著這種自我否定性,「我」才能以存活下去。否則當新陳代謝停止,身體便會變成乾屍,而「我」也再沒主體性可言。
人有僵死腐朽的一天,團隊也有解散廢止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下,《字花》也是一個物質性的身體,它的存在意義,並不在於出版了多少期,或包攬了什麼人,而是在於它的「黨派性」有否喪失。十二期裡,《字花》贏得了讀者的稱譽,亦耗盡了草創之時的朝氣。團隊成形成態非一朝一夕,兩年下來,《字花》已磨合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和編制。我們可以選擇保留,也可以選擇革新,但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當團隊內的自我否定和包容他者的意識隨著草創的朝氣消失,《字花》新陳代謝便會停下來,而所謂「多元」亦將變得虛偽多餘,然後在四、五期之後暴成一條文學乾屍。又或者,在盲目改革的迷思之中,遭逢邁向媚俗的命運,最後在我們自己的提議之下被廢掉。
《字花》勢必要有所變化,不是為著標新立異,而是要維特這種「黨派性」,那怕只是我個人挪來借用的一個說法。至於親愛的讀者,亦務必要看見《字花》未來的革新,如此才能以「文學」之名保證,《字花》可繼續在這片貧乏的土地上,有尊嚴、有價值地存在下去。我相信,失去了我,或失去了任何一位,《字花》仍有足夠的理由繼續存在,但若失去了「黨派性」,一種促進新陳代謝的力量,它便再無生存的價值。在這十字路口上,我好像開始明白竹內好當時的心情,至於未來的事,除了關於「黨派性」的臆想,我還能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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