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META》(革新號 - 02)，Roundtable，2008。)

從踏進工廠大廈的那一刻，我便努力想像自己成一個演員，努力把戲演好。當時我並不知道台詞，也沒有聽過導演所說的任何一句話，而那個演出的地方，直至演出前的一刻，我也從沒踏足過，那一個半荒廢的工廠大廈天台，背後還有恍若舞台射燈般的燦爛夕陽。

最近在澳門發生了這個演出，印象十分深刻。我不肯定演出算不算成功，但肯定是我的一次相當有趣的觀劇經驗。沒錯，是「觀劇」，同時也是「演出」。在剛過去的「澳門藝穗2007」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演出，你肯定無法用一般的劇院經驗來理解它們。以這個天台演出為例，其中的設定是這樣的：在澳門城市中不同角落的天台上，放置了很多由創作者所製作的裝置，而觀眾，也即演員，在創作者的帶領下，穿梭這幾個不同的天台，配合裝置自由地「演出」。

我也看過另一個演出：創作者把一個社區公園改裝成茶座，觀眾圍坐在大圓飯桌上，演員一邊演出，一邊向觀眾派發叉燒飯。觀眾的「任務」，就是要吃掉這盒叉燒飯。

曾聽說，戲劇圈裡有一個專稱，叫作「環境劇場」。以我的理解，這裡所說的「環境劇場」是指一些在生活環境中所發生的演出，創作者通常就是要讓演出跟這個環境「發生關係」。而像我這樣的劇評人，亦通常會以「『關係』發生得好不好」來衡量演出是否成功。

那兩個演出，我看得感動，卻有點幼稚。但這並不是「環境劇場」的內在問題。事實上，「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原來早有典故。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是最能把「環境劇場」演繹成一套戲劇理論的當代戲劇家，在他眼中，「表演空間」不僅是任何既定的劇場空間，「環境」一詞正好說明了，表演空間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三維方塊，透過演員對空間的介入和再定義，任何生活環境皆可以進化成劇場。例如天台，例如公園，或任何想像得到的地方。

我把謝喜納稱為「戲劇家」而不是「劇作家」、「導演」或「演員」，正是因為像「環境劇場」這類表演形式裡，我們已無法再用任何「劇場邊界」來框定藝術的意義。例如，「導演」這一種看似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實不過是劇院制度興起後的人為產生，根本就沒有藝術上的必然性。我總覺得，最經典的「劇場邊界」，莫過於著名的「第四堵牆」了。周星馳說，所謂演技，是一個「從外到內，再從內到外」的過程。神化古怪的說法，卻一矢中的，因為出色的演員總是有一種本事，能夠把鏡框舞台朝向觀眾倘開的那一面，想像成舞台三堵牆以外的「第四堵牆」。如此演法，演戲跟真實的差異就立即消失了。

在這裡，我忽然想起了兩個電影畫面：一、在寺山修司的《死在田園》最後一幕裡，主角跟母親跪坐在鄉間的房子裡，突然牆壁倒塌，露出了牆壁外現代化的城市街景，這時觀眾才看見一些好像是幕後人員的人，陸續將房子的外觀收拾，鏡頭漸漸後退，城市街景也愈來愈多，最後房子的佈景給拆得一干二淨；二、在布紐爾(Luis Bunuel)的《中產階級的審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中，一群過著中產生活的男女正準備享用他們的晚宴，僕人推出第一道菜，他們便急不及待要大快朵頤，卻發現菜居然是假的。然後到第二道菜出來，也是假的，然後，有賓客發現餐桌和大廰裡的各種用具都是假的，開始引起他們的恐慌。就在這時候，大廰的一牆突然倒塌，露出了帷幕以外坐滿劇院的現場觀眾。最後鏡頭一轉，其中一人給驚醒，原來只是南柯一夢。

不經意的聯想，卻驚異地揭露了「第四堵牆」的虛假。畢竟，將「戲劇」看成是「真實的重複」，這是虛偽的。而「劇場邊界」本身也是人為的，為戲劇者，既是可將之建立，自然也可將之打破。

於是，一個關於戲劇本質的猜想便出現了：「我可以選定任何一個空的空間，並將它稱作一座空蕩的舞台。當一個人在他人注視下走過這個空間時，這就足以構成一幕戲劇的全部」。這是布魯克(Peter Brook)在《空的空間》(The Empty Space)一書中的開場白。如此構思，著實迷人得很。

當然，在我們常常看到的劇場演出裡，或多或少也仍然被「第四堵牆」的幽靈所纏繞，因為它應驗了二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戲劇是人類行動的模仿」。但我始終不相信，這就是戲劇的本質，我寧可相信，那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戲劇之所以為戲劇，應該不是「模仿真實」、「呈現真實」、甚至「再現真實」，而更應該是與「真實」發生著糾纏不清的關係。

常言道：「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如」字並不妥當。當代前衛藝術中有一個熱門關鍵詞：happenings，有人把它譯作「偶發藝術」。這個詞既是名詞也是動詞，既是說在「空的空間」所發生的「事件」，也是說事件正在「發生」，精髓就在於它的「偶發性」，不在劇本也不在命運的計算之內。我想，所謂劇場，本就在生命之中，而戲劇家的任務，跟哲學家其實是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