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應朋友之邀，多寫一篇談《號外三十》的。我拿了別的角度來寫，但前後兩文互相印證，感覺總是怪怪的。

(原載於《文匯報》 2008年1月7日。)

若以香港總人口的比例計算，《號外》肯定是小眾讀物。不過對於文化界的人來說，縱使你不是《號外》的長期讀者，相信也務必要對這本部頭碩大的雜誌有起碼的認識。同樣道理，既然現在有人盛意拳拳編出一本《號外三十》，縱使你嫌貴嫌重而不願把它買下來，也總得要當它經典文本一般，閒來無事翻上幾翻，才不會跟這香港文化潮流失之交臂。

是的，《號外》肯定是香港文化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點。圍繞它的，是一群文化美學家，但這個族群並非實體，而更應該說，它意味一種抽象的生活模式和品味，潛藏於絕大部分文化界分子的精神形態之中。唯此，我們才會說，《號外》體現了香港的文化意識，或乾脆地講，《號外》就是一種「香港精神」。可是，只要你肯花上幾天，躲到圖書館裡仔細翻閱一下三十年來的《號外》，或簡單一點，到書店裡打這本《號外三十》的書釘，你可能會覺得有點不對勁。

《號外三十》所收的是《號外》三十年來最為精華的文字，編者呂大樂精挑細選，把這些文章分別編成三大冊厚厚的文案，分別是《人物》、《城市》和《內部傳閱》。但不對勁的卻是，我們居然不能因此讀出一種具體的「《號外》美學」來，相反它就像一部香港文化三世書，呈現出那群文化美學家的眾聲喧嘩和前世今生。

原來，文化美學家看天下，都是從二十年前開始看起。《號外》生成於七十年代，那時候的作者總愛拿五、六十年代的平靜生活，對照他們當下的迸發璀璨；到了所謂《號外》一代，如陳冠中、鄧小宇、丘世文他們，從七十年代起步，一直走到九十年代開到荼蘼的歲月，依舊對七十年代西風東漸的camp跟kitsch念念不忘；二千年後，我們所看到的那群「吃《號外》奶大」的文化美學家，還不都是深受八十年代的流行文化與政治風雲所滋潤，才會長成今天的模樣嗎？

於是乎，我們才發覺這部香港文化三世書的真正價值，可能已經不再是什麼「帶領潮流」、「體現文化意識」之類，而是見證這兩至三代人的啟蒙經驗。一個在香港成長的文化美學家，從啟蒙到有能力在《號外》刊登一些舉足輕重的鴻文，大概需要二十年的歷練，而亦因這二十年，他們才有足夠的動力去回望前塵、細說當年。《號外》是一場又一場文化啟蒙的見證，而每個人心裡都總會有一本他的《號外》，正如各人啟蒙經驗迥異，文化美學也不盡相同。

因此，《號外三十》這本經過篩選的大雜燴，才能切實地體現所謂「《號外》美學」，或「香港精神」。《號外》借來了西方的材料，然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鑊、自己的火，炒出甜酸苦辣的五色味道，最後混成一種別具一格的「《號外》味」。而這也造就了《號外三十》的微妙之處：它跟《號外》一樣，也是一本雜誌，把「三十年」看成是一種「即時」，不對三十年《號外》的演變作任何的處理，也不是用編年史的方式來排列文章，若不看刊登年份，我們實在分不出文章到底是寫於哪一個時代。而在這三十年的兩至三代人中，文化內涵儘管變了，美學格調上卻沒有什麼範式上的褪變。《號外》帶給我們的，不過是對「變化」這一瞬間的敏感度，但對於「變化」的生成來源和趨勢，卻不甚了了，或故作姿態不去理解。

「《號外》塑造了我們的文化意識」這個說法，既是對的，也是錯的。對的是，我們總能在三十年來的《號外》裡找到自己；而錯的卻是，《號外》裡的東西分明不是全部都合自己口味，所謂呈現「香港精神」云云，大抵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始終無法窮盡《號外》的一切內涵。看《號外》，總是趣味盎然，卻猶有不足，正如出版社為《號外三十》一共出版了十種不同的封面，大家各取所需，但總沒有人會一併買下吧？！

《號外三十》[書籍資料]
編者：呂大樂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