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JET》(香港)Vol. 64 2007年12月)

當代著名日本思想家溝口雄三曾經提出過一個稱為「中國作為方法」的著名命題，為的是要拯救戰後日本學術圈裡「中國學」所面臨的困境。溝口認為，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不是全盤接受中國，就是徹底否定中國，令「中國學」僵死在形式主義中。他提倡宣揚一種「自由的中國學」，不把研究目標設定在研究對象上，或研究者的內部，而是以研究本身作為「方法」，指向更宏大的目標。也就是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不能只是為弄清中國文化的本相，也不應只借中國文化來拯救日本，作為方法的「中國學」必須指向世界，通過研究中國，我們獲得了一個超越自身和西方的大視野。這便是「以方法作為方法」的思維。

這種帶有世界主義色彩的古怪說法，並不只是學術遊戲。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很多時是直接了當的，比如說，如果有人問「香港御宅族的問題嚴重嗎？」，社會學家或許會先提供一大堆統計數據，然後再拉雜一些日本研究御宅族的理論，略作分析。這時或許又會另有學者出來指正，說日本的御宅族理論未必能夠充分解釋香港的狀況，於是一些針對香港的分析又紛紛出籠。然後，我們便得出了一個關於香港御宅族的圖譜了。

這就夠了嗎？當然不。不夠的不是數據不夠準確，或分析不夠細密。一個社會現象自然不是來源於現象本身，文化的生成既然千絲萬縷，現象從來都只是現象，思考問題的正確方法，應該是挖掘整個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不幸的是，我們都愛死了「中環價值」，連思考文化問題也是如此急功近利，只圖弄清現象的表面，卻死命不肯談什麼文化「深層結構」，深怕工程過大。到了有人願意肩負這一重擔，便紛紛說他過於約化抽象，要不然就說他不切實際。

所以湯禎兆的工作才值得重視。他多年來的文化評論工作，據他所說，背後都是以從前在中文系所學的來貫穿。不過，就我們所見，貫穿得更加「入肉」的可能反而是「日本」。他以「中文作為方法」，但對於我們的文化來說，湯禎兆的意義，卻是他在文化評論中潛藏了一種「日本作為方法」的思維，為我們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向導。

或許並非有意為之，但自從《AV現場》開始，湯禎兆的書寫已日趨成形成局，漸漸擺脫了文化評論文章短小即食的常見流弊，發展出其一家之言。新近出版的《命名日本》，既是前作《整形日本》的姊妹篇，兩書也是二為一體之作。書中不僅呈現了湯禎兆對日本社會文化的嫻熟，更示範了以「日本作為方法」的思考線索。在他筆下，繽紛陳雜，人妻、腐女子、御宅族、M型社會等都被追源索流，既展示出一個對香港文化影響甚大的文化國度，也提供了一面文化之鏡，藉著深挖日本的社會深層，反照香港的文化內核。當然湯禎兆並非一味鋪陳引介，他對不少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自有一番精闢獨到的點評。如此的書寫，彷彿是要警示熱衷評論文化的我們：「研究日本」不只是要「認識日本」，也是要透過「思考日本」來「思考香港」，為我們指示如何走出「挪用/誤用/濫用」外來理論的僵化思考困局。

如此說來，《命名日本》以及湯禎兆的系列書寫，全都不是通識書。他教曉我們的，是如何用日本讀懂香港。

《命名日本》
作者：湯禎兆
出版社：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