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7年11月30日。[link])

拿《號外》當作香港文化的地標，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與其說《號外》創造了香港文化的新時代，倒不如將《號外》視作一個因緣際會的文化產物，成功的，只是香港文化本身。上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的關鍵時刻，社會趨向穩定，經濟開始發展，而香港人對這個城市的文化意識正茁壯成長。《號外》由此而生，彷彿是歷史之必然。

三十年過去，《號外》縱然不是歷史之必然，也已是香港文化之必然。於是，編出這部《號外三十》的紀念書，對「愛香港文化」的人來說，不只是必然，更是理所當然。據主編這本書的社會學者呂大樂所說，編《號外三十》並不容易，三十年來，經典文章既多，夠格文字更多不勝數，限於篇幅，只好割愛。國外評論不收，創作文字不要，同時亦不以《號外》一眾經典人物如陳冠中、鄧小宇、丘世文、錢瑪莉等人為編輯的主軸。剩下來的，只要具時代意義、夠閱讀趣味的，都已收攬其中，終於編成厚厚的三大冊：

《人物》收了三十年來訪問各界猛人的文稿。訪問者奉行「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的原則，深信訪問稿不必嚴肅正經，要富幽默感，必要時可吹吹牛皮，但最要緊的還是要有社會觸覺，有訪問者的態度。訪問別人，就是要為香港社會訂出新議程，也是《號外》作為訪問者的使命。

《城市》所收文章眾聲喧嘩，但都指向一個稱為「城市」的概念。用呂大樂的說法，把《號外》定位為「城市生活雜誌」實在狹隘得很，《號外》的「城市」不只消費和生活，也體現了香港城市身份的興起。因此這些文章不只聲色犬馬，更要對文化發展作出合度的回應和批評。電台、電視、電影等普及文化正是他們的開火目標。

《內部傳閱》則有一種說法是，讀《號外》而不讀「號外編輯部」，或後來的「號外內部傳閱」，便不算是《號外》的忠實讀者。這冊所收的盡是《號外》的品味精華所在，既有三十年來的經典封面，也有《號外》內外各界名人雅士論盡《號外》的文字。比起另外兩冊，這冊輕盈妙趣，應該是最具珍藏潛力的一冊。



如此豐饒三冊，精采文章可真夠多，實在不勝枚舉。但這似乎還不足以說明，我們為何煞有介事地要編出一本《號外三十》，尤其是編出來的書厚逾千頁，價格亦實在不菲的時候。

常聽說，香港文化嚴重缺乏歷史感，人們對時間的感覺十分短暫。雖然「三十年」對一個城市來說，根本不是什麼，但已足夠讓香港人將《號外》當作古董般細意緬懷。懷舊可以是一種對舊物的迷戀，也可以是一種對品味的痴愛，我們總覺得《號外》充滿品味、充滿格調，這可能是因為它的敏感度、它的幽默感、它的半唐番、它的時髦、它的準確、它的燙貼、它的美學。但說實話，《號外》的品味是無法把握的，因為它永遠在生成，永遠在改變，就像潮流一樣。唯一能固定下來的，就只有作為一個香港文化神話符號的「《號外》」，還有一個《號外》的「名冊」，當中記載了一群令大家「無話可說」的香港文化美學家，也是《號外三十》裡曾經觸及過的那些名字。

如果照著《號外》的性子，可能根本不會編出這樣的一本書。大概《號外》真的只屬於八十年代，如此編一本屬於上世紀的書，除了「懷舊」之外，實在沒有另一個更妥當的理由。很可能，對於像呂大樂這種忠實讀者來說，拿《號外》來「懷舊」的感覺實在甜美，但如此編法，又未免太過一本正經了。反而像現在的總編輯曾凡所建議的，好像更好：「終於有一日，我們可以把昔日的《號外》原封不動重新發行，把文字以外而其實也算是影響著香港美學的各家圖片也一併出山見人，願大家也能嘩嘩嘩叫三聲」。沒頭沒腦地叫囂過後，繼續悠然自得，總比力陳《號外》「如何影響香港近三十年的文化身份」來得趣味盎然。

但沒趣歸沒趣，評論還是要的，否則怎樣對得起上下幾代的《號外》讀者和非讀者？

有人說，當得上《號外》編輯的人，全都是「病態」(pathetic)的，因為只有他們才會認真地從「號外」的角度看《號外》。這便叫做「從自己看社會，又從社會回看自己」。當然他們的「認真」，既帶著自嘲味道，也有一點幽默感。但對於七十年代的讀者來說，《號外》是他們的天眼，教曉他們理直氣壯，教曉他們毫無歉意，用自己的眼光來看香港，看文化，看生活。

最終，他們形成了一代人的集體意志，一種所謂「香港精神」，這點陳冠中跟呂大樂應該十分清楚，否則他們怎能寫得出《我這一代香港人》跟《四代香港人》？但到了連內地雜誌也充斥著《號外》影子的今天，那一代人儘管依舊理直氣壯、毫無歉意地笑話當年，《號外》又能夠再是什麼呢？純粹的懷舊之物嗎？還是一個下一代讀者揮之不去的文化陰影呢？

畢竟，香港的三十年實在太久，久得一切只能意會的精髓都已散失。懷舊《號外》，既是要懷想《號外》昔日的金光璀璨，也應從中尋找可以豐富今天的文化味道。出版《號外三十》，除了讓《號外》的神話繼續借屍還魂，我們究竟還能從中讀出什麼來呢？


《號外三十》[書籍資料]
編者：呂大樂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