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刪節版原載於《新京報》(北京) 2007年9月28日，本文為原版。)

最近，大家都看梁文道了。看他寫的評論文章，看他主持的電視節目，也看他辦的出版社。在香港，當一個稱職的文化人必須奉行「雜家」精神，什麼學問也得懂，哪怕只是懂得皮毛；什麼事情也得幹，哪怕是一直幹不出什麼名堂。當然，梁文道的「熱」，不是因為他幹得多、懂得雜，而是他實在幹什麼也很在行、很到位，寫文章持平精闢，上電視風趣幽默，近來開始辦起出版社，也是頭頭是道。在「文化」這個市場上，可算是深諳「包裝」之道了。

梁文道跟友人辦出版社「上書局」，既體現了那一輩香港「文藝中年」的雅興和風骨，也呈現出香港新近的出版生態。香港出版界近年轉吹「政治風」，不知道跟回歸是否有關，但肯定受社會風氣所影響。不過，這「政治風」不是說議政論政，而是在任何問題上，大家都愈發喜歡大談自己的觀點了。近來大熱的主題有：回歸十年、政治制度、民生問題、社會運動、集體回憶、公民社會、本土性，等等。相應的出版物既多，觀點也是各有異采，但奇怪的是，我們在眾聲喧嘩之中，始終找不到幾本能作深入分析的專書大著。站在排山倒海的新書前，讀者就好像在讀專欄文章，妙則妙矣，卻是意猶未盡。

這也算是市場主導的結果。像上書局這家小型出版社，已辦了一年多，卻總予人是「書展出版社」之感，即是在七月香港書展才大肆出書，甚至梁文道親自下場，在書展攤位上高聲叫賣，而其他時候卻默默無聞。在他們的新近「書展出版」中，跟那些「文化名人」的名字總脫不了干係，例如三位核心成員：梁文道、蔡東豪和蔡子強，都分別出版了《味覺現象學》、《毅行者》和《帶書上路》。另外也有學者沈旭暉的《國際政治夢工場》、政評人王慧麟的《閱讀殖民地II》、食評人梁家權的《菠蘿油與碗仔翅》和《麥芽糖的黐纏往事》等。對於這群薄有名氣的寫手來說，出書實在不難，難就難在應寫本怎樣的書。所以他們為了趕書展，便結集專欄文章，簡單快捷，部頭也輕，賣起來也容易得多。這也是香港近年出版特徵的一種。

另一種特徵是文化包裝。書要包裝，出版社也要包裝，過去香港小型出版社的大量失敗，多是因為他們只看內容，不重包裝，結果就成了出版市場的邊緣份子，迅速消亡。上書局打正旗號搞文化知性型出版，梁文道等文化人「下海」就已是賣點，而像「政治」、「閱讀」等出版界「票房毒藥」，經過一輪包裝，也一下子熱起來了。他們甚至請來大財團贊助，大張旗鼓地搞了一份免費雜誌《讀書好》，開宗明義就是以文化人的觀點，教大家如何「讀好書」。《讀書好》的內容質量僅屬一般，但梁文道卻敢說「兩岸三地都沒有一本這樣大眾化的閱讀雜誌」，足以證明這本雜誌的市場意義大於文化意義，上書局「提倡閱讀風氣」的出版社格調，一下子就出來了。

經濟城市的特徵在香港處處可見，出版行業市場化，既是理所當然，也是小型出版社的必走之路。可是，出版業蓬勃未必就代表閱讀風氣也是興旺，一個城市的閱讀生態，不只是看出版了什麼書，也要看到底「熱」了什麼書。

在內地，一本書「熱」還是「不熱」，主要是看有多少人買來讀。一個易中天，一個于丹，動輒也賣上幾百萬冊，你可以批評他們的水平不夠，但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的「熱」，能說是炒作的結果嗎？可是在香港，要衡量一本新書的「熱度」，卻是看有多少人談論，多少傳媒報導。一個近年的觀察是：一本銷情既好，內容質量亦有保證的新書，是萬中無一的。不難發覺，所謂香港良好的閱讀風氣，其實都只是一個假象。歷年書展入場人數屢創新高，卻沒有人認真考察為何一些好書依然滯銷；像《讀書好》這類閱讀雜誌，和報章上的讀書版面，多數的做法就是「叫人讀書」，至於讀什麼書呢？一是新書，二是專家選書。所以才會充斥著那些「新書推介」和「十大好書」的沉悶欄目。這正好說明了香港人的閱讀習慣仍然被動，有新書便讀新書，沒新書便讀專家選書。香港人就是不懂得，或更可能是沒有空，去認真搜尋真正合意的書。況且香港的出版界向來「偏食」，能選擇的書也就少之又少了。

其實，香港讀者實在是相當幸運的。香港人普遍都懂看中文和英文，讀歐美出版的英文書籍毫無困難，地緣政治的因素也令香港的書店集中了兩岸三地的所有出版，可算是華文閱讀界的一塊福地。唯一的問題是，選擇太多，反而令香港人不懂選擇，亦使香港出版社的競爭力每況愈下。梁文道創辦上書局時曾說過，要視出版社為一門生意，最終的目標是搞上市。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來看，這個說法絕對政治正確，但落在香港的環境裡，卻就變成了一個詛咒。

上書局的形象向來是「提倡閱讀」，他們眾多的出版物，既多元化，也夠親民，正是深明「『多』和『淺』就是好」的道理。像梁文道本人的新書《味覺現象學》，單看書名，本以為跟Phenomenology有什麼關係，誰不知原來只是他在飲食雜誌上的專欄結集。文化人寫專欄文章的特色是：每篇文章可以很短，但總有一兩個好玩的新觀點。如果書中一篇文章有一個新觀點，寫三十篇結成這樣一本集子，便有了三十個新觀點，那麼梁文道就成了一家之言。

梁文道在上書局的創社宣言裡，說過香港的一個怪現象：「我們這個城市是不看書的，或者看書但不敢承認，又或者在家裡偷偷摸摸地讀《尤里西斯》然後在地鐵裡要被迫拿著本《一分鐘經理》，以免被人當作怪物般恥笑。」現在上書局的知性出版新觀點已經夠多了，卻始終不夠深刻，讀者讀來輕鬆自在，拿到地鐵裡讀也不會被人恥笑。但若改不了不敢公然讀《尤里西斯》的衰敗風氣，如何真正「提倡閱讀」呢？

當小說家董啟章的香港文學巨著《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只能在台灣出版，而一些水準高一點的理論著作和譯著，亦只有學術出版社願意出版時，小型出版社似乎也注定無法豐富香港寡薄的閱讀生態，「提倡閱讀」亦淪為這門出版生意的空洞口號了。如此說來，上書局譯出薇絲(Linda Weiss)的政治學名著《國家的神話》，比起其他上書局出版的文化小書，實在矚目得多了。

上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