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一種思想可以照亮一個時代、甚至是很多個時代，但個人經歷卻從來沒有這種量力。不是每一本人物傳記都可以是我們的人生路燈，別人的生命、別人的歷練，若不能跟當下的我發生共鳴，那就只不過是一個傳記故事而已。於是，小時候讀過的名人傳記根本不值一晒，只有「同代人」的經歷，才值得我們細嚼再三。

但「同代人」並不一定是同輩的人。借用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的說法，「同代人」是一群分享著相同藝術「原型」的人，「原型」跟外在的歷史文化環境毫無關係，卻構成了溝通和啟迪的契機。無獨有偶，我們這一代的V城作家董啟章也有類似的說法。在一本叫《同代人》的評論集中，董啟章如此寫道：「所謂同化，也可以和年齡無關，甚至和年資無關。廣義的同代，在V城這個地方，在文學這個小圈子，包括在同一時空下的所有嫌疑犯、受害人、目擊者和旁觀者。」他所說的「同代人」大概沒有昆德拉那種「藝術形而上學」的味道，但發人深省的是，作為一個成長於V城末代殖民時期的文藝青年，董啟章的確分享著一些植根於V城的深層文化「原型」：既要承受沒有傳統文化包袱的虛無和失落，又要面對功利世態所帶來的義憤和不安。把這種「原型」說成是V城的混雜飄泊身份似乎有點庸俗，換過說法吧，這大概是任何一個成長於V城的文藝青年的內在焦慮狀態。

如果依著最狹義的說法，董啟章的「同代人」會有哪些？在V城回歸前後的一兩年間，有兩本跟董啟章有關的相繼書籍出版，但都不是他的小說。第一本是《講話文章II》，收錄了十位當時的青年作家的專訪，董啟章既是策劃者，又是受訪者之一；另一本是《說書人》，一本談書論書的合輯，同樣是由董啟章所編，也收錄了他的評論文章。在這兩本已沒多少人注意的絕版書中，我注意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梁文道、湯禎兆、羅貴祥、洛楓、樊善標、杜家祁、黃燦然、關麗珊、余非。怎麼說呢？在那個時候，這一幫文藝青年都剛在文化圈嶄露頭角，適逢九七這個百年難遇的大時代，V城急需大量能慰藉失落心靈的文化論述，於是風雲際會，順理成章便造就了他們左手創作，右手評論，寫個如魚得水、不亦樂乎！當年的董啟章剛完成學業，出過了幾本書，挾著不大不小的名氣，自然也趕上了這場眾聲喧嘩的狂歡節。

關於「同代人」這個說法，著實影響著董啟章日後的創作，在他的最新大著《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同代人」更成為了一個主要線索。然而，所謂「同代人」，原來更是每一個文藝青年的心結。昔日董啟章的「同代人」，有些已轉型成當紅文化人，有些進駐學院雕象牙塔，也有些偶有創作，但已漸趨低調。他們的經歷，正好揭露了一種V城文藝青年的必然命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文藝青年無法避開「如何生活下去」的問題，你若沒能及時成名佔位，熱血一過，就再無法待在文藝的春風裡。



沒有「同代人」能跟董啟章一樣，能堅實地佔著一個的「文學作家」的位置，但路卻並不好走。這是V城文學作家的咀咒：要在V城當文學作家，你就必須幹更多寫作以外的「勾當」。過去董啟章下海搞寫作班、在大學裡掛單教書，目的都是為供養自己的寫作生涯。然而工作卻搞垮了他的寫作日程，於是我們會注意到，有一段時期他很迷戀於是「組合式」的小說寫法，像《地圖集》、《V城繁勝錄》和《The Catalog》等，據說這不僅是一種寫作設計，也是一種寫作和生活的共同考慮。但最吊詭莫過於他將自己一點一滴寫為的作品，一部又一部打成「櫃桶底文學」，這是一個V城文壇的小趣聞，更是V城文藝青年的恥辱。試想，如果沒有聯合文學，沒有高談，沒有麥田，董啟章和他的「櫃桶底文學」可以是怎生模樣？

我不敢肯定，董啟章居然能寫出《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這種長篇，是否意味著他已能以寫作為生，還是仍像他的「同代人」所講，應該拿三十萬獎金去「供養」他，好讓他寫作「還債」。但無論如何，我們，所有V城文藝青年「原型」的繼承者，其實都已是董啟章的「同代人」。他跟我們一樣，分享著相似的文藝青年迷思，也分享著對現實生活有所虧欠的焦慮，唯一的差別是，他真的能狠狠地上路，而我們卻依舊徘徊在十字路口，沉溺在庸俗的波希米亞情懷之中。

原刊於阿麥書房號外#01：《在非關與有關之間的董啟章──阿麥書房「董啟章作品展」延伸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