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從來不是明日黃花。所謂「身份」本來就是變動不居，探索身份的問題，其實就是叩問自身的存在狀態，開拓前往可能世界的路徑。香港人從沒因為九七回歸而找到固定的身份，相反在波瀾跌起在文化風潮裡，我們一再提出：如何在歷史的坐標上發現香港？在回歸十年，由陳炳釗和董啟章聯手創作劇場作品《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便成了「叩問香港」的再出發點。

比現在年輕十年的陳炳釗，曾經創作過一系列關於香港身份的作品，如《飛吧！臨流鳥，飛吧！》、《韋純在威斯堡的快樂旅程》等，公演時曾引起了一番熱烈的討論。現在看來，當年的陳炳釗也脫不了九七前後那種「鬱悶的時代精神」，作品中不乏對身份的虛無想像，像《飛吧！臨流鳥，飛吧！》以飛鳥隱喻香港人的無根感，《韋純在威斯堡的快樂旅程》則以「韋純在威斯堡」(vision in invisible)的意象構作出「虛」與「實」之間的模糊性。同一時期的董啟章也寫了不少氣息相近的作品，《地圖集》將香港的古地圖讀成另一種虛構之物，《V城繁勝錄》更憑空虛擬出一個「V城」，卻處處殘留著香港的生活痕跡。可以說，「叩問香港」早就是兩人的共同關懷。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不是兩人的初次合作，早在《韋純在威斯堡的快樂旅程》中已有董啟章的文字參與，而此劇與《V城繁勝錄》一書更是有默契的平行創作。十年歷練，陳炳釗對劇場語言的駕馭能力更臻紮實，近年的一些作品如《(魚)夫王’N不(手)女》和《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等，充份顯現他格外重視文本與劇場語言之間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至於董啟章，從《地圖集》、《V城繁勝錄》等對後設敘事(metanarration)形式的被動迷戀，到今天《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創立二聲部敘事形式，並以作者直接介入敘事的主動創造，更是昭然若揭的文學野心。

借用董啟章經常提及的文學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觀點，《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是一種小說的複調結構(polyphony)。複調結構容許小說中出現多重聲音，過去不少後設小說中都曾出現過角色與作者直接對話的場面，把複調結構發揮到極致。但《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精妙之處，卻更在於它承繼了巴赫汀對真實社會的格外關注。這部小說的重點，不在於作者與人物、真實與虛構之間互相對話的超複調結構，而是封底的一句宣傳文字：「通過小說，尋找通往所有可能世界的路徑」。「真實存在」跟「創造存在」是一種互為正反、亦互為共生的辯證關係，透過小說中的「文字工場的想像模式」，任何可能世界都能被創造。這也就是說，在香港歷史的坐標裡，身份，或存在，是一種真實，也是一種創造。藉著「虛」與「實」的對話，我們可以創造出「所有可能世界的路徑」。這就是董啟章主動「創造」香港身份的壯舉。

但小說的結局不是真正的結局，這是《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基本調子。真實世界不斷發展，小說中的作者與人物也繼續更新，因此這次劇場演出不可能忠於原著，甚至不是改編，而是這場創造的延續。因為劇場本就是絕妙的複調場地，演出跟原著的對話更是對「香港」的精采叩問。如果昔日對V城的想像，是未來V城的徹底消失，那麼今天陳炳釗和董啟章的任務，就是如何藉著劇場把這段物件史、家族史和人物史續寫下去，創造另一條通往可能世界的路徑。

原刊於《明報》2007年2月16日
(刊載版題目為《叩問香港》，內文略有刪改)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演出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