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頁61)

馬克思(Karl Marx)這一名言似乎是對知識分子永恆的刁難。尤其在今天，我們愈來愈擅於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世界，因為世界已漸漸失去了足以由個人能改變的本性，這不是知識分子或者政治家的無能，而是世界再不可能有「君臨天下」這一回事了。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權力話語無遠弗界，知識分子缺乏權力支持，就連一隻無牙老虎也不如，而只是一條躲在象牙塔裡的毛毛蟲。傅柯(Michel Foucault)說過，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權力制度的一部分(福柯、德勒茲：頁206)，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就是，知識分子本身是階級性的，無法掌握如何通過階級矛盾去進行知識分子式的實踐(praxis)，就無法真正成為知識分子。

於是乎，薩依德(Edward Said)式的流亡者(exile)姿態就成為了一種知識分子的形而上理想：

「根據我的定義，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而是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和平、寬容的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說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動地不願意，而且是主動地願意在公眾場合這麼說。」(薩依德，頁59 – 60)

「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是一種精神、一種原則，但不是一種身份、一種狀態。當我們要於批判權力，批判固有思維之前，還得先要問：我們代表(represent)誰來發言？如果知識分子的目標不在解釋世界而在改變世界，這種批評，如何能從街頭巷尾的說三道四，晉身成能衝擊任何權力話語的反話語？或許我們應看看薩依德常常引用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一些想法。

「每個新階級隨自身一道創造出來並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新的階級所彰顯的新型社會中部份基本活動的「專業人員」。」(葛蘭西，頁1)

「有機的」(organic)的知識分子是一種很「階級」概念。每當一個新的社會階級出現之時，伴隨出現的就是屬於這個階級的知識分子，但對葛蘭西來說，階級的知識分子不一定是「有機的」，因為更多依附在階級的知識分子只是「傳統的」知識分子，也就是一些「專業人員」。葛蘭西參照二十世紀初意大利的社會狀況，指出農民階級無法產生出「有機的」知識分子，因為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都要藉著知識分子的身份去改變其階級狀態，例如走到城市去當技術專才，為城市的資產階級服務，原則上已不再具有原來的階級特徵，因此「農民群眾雖然在生產界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但並未創造出自己『有機』的知識界」(頁2)。

「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葛蘭西，頁4)

因此葛蘭西所講的「有機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具有出眾的學識或專業的人，相反，葛蘭西相信只要有智力的人，都具有成為知識分子的條件。問題是「有機的」知識分子不僅是提供自己的智力，更重要是如何將智力活動聯繫到人類的實際活動之上。他指出，「能夠將各種形式的智力參與排除在外的人類活動是不存在的：作為制造者的人(homo faber)不能和作為思想者的人(homo sapiens)分開」(頁4)，知識分子的智力參與必須與勞動結合在一起，以創造一種新的世界觀。

「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錯誤便是在知識分子活動的本質上去尋求區別的標準，而非從關係體系的整體中去尋找。」(葛蘭西，頁3)

所謂的「關係體系的整體」是指整個社會中的總體階級關係，葛蘭西一直強調，知識分子不僅是智力提供者，因為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不是由他們的智力來決定，而是由其在社會總體階級關係中的位置所支配。即是說，要理解一個知識分子，不應該從他所從事的活動中去理解，而應該從他所代表的階級中去理解。

「我們的觀念從作為工作的技術提高到作為科學的技術，又上升到人道主義的歷史觀，沒有這種歷史觀，我們就只是停留在「專家」的水平上，而不會成為「領導者」(專家和政治家)。」(葛蘭西，頁5)

於是，葛蘭西所理解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必須具有對自身階級關係的自覺，同時能將這份自覺提起到具實踐性的「人道主義的歷史觀」層次上。否則只會是一群依附其他階級的「專家」。

「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築「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階層一方面相當於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的「霸權」職能，另一方面相當於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這些職能都是有組織的、相互關聯的。知識分子便是統治集團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會霸權和政治統治的下級職能。」(葛蘭西，頁7)

那麼，知識分子在總體階級關係中的功能是什麼？在葛蘭西看來，知識分子佔據了整個上層建築的詮釋權，為上層建築擔任「調和」的角色。因此之故，知識分子實際上是為意識形態服務，其結果是鞏固了社會霸權的統治。

「對一切集團而言，政黨的作用便是在市民社會行使與國家同樣的職能，只不過後者是在政治領域，其綜合的程度更高，規模更大而已。換句話說，政黨所負的責任是把某一集團(居統治地位的集團)的有機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結合一起。」(葛蘭西，頁10)

因此，葛蘭西相信，要進行真正的階級鬥爭，政黨的功能在於：把有機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結合在起，由有機知識分子負責領導階級霸權，而這點正正起著關鍵作用。

如果只有階級鬥爭才能改變世界，那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就不是死抱著那些「崇高」的流亡姿態，而是與所屬的社會階級進行「有機的」契合，切切實實進行階級鬥爭。

這就是歷史的必然悲劇。


參考書目：

1. 馬克思(Marx, Karl)：〈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4 – 61。
2. 葛蘭西(Gramsci, Antonio)：《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3. 福柯(Foucault, Michel)、德勒茲(Deleuze, Gilles)：〈知識分子與權力〉。載杜小真編：《福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頁204 – 213。
4. 薩依德(Said, Edward W)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