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話

(原載於《藝訊Artslink》(香港) 2009年9月)


《醒來》跟《鍍金中國》都是許知遠的新近著作，但兩書其實是同一本書——嚴格來說，香港版《鍍金中國》算是內地版《醒來》的原書刪節版，足足少了三分之一。《醒來》的副題是「110年的中國變革——從甲午戰爭到鍍金時代」，「110年」之說，是從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算起，屹至千禧年後中國的鍍金時代，書中三分之一是寫中國現代百年的宏大歷史，卻給《鍍金中國》的編輯狠然刪去了。對於穩站於香港這個華文出版集散地的讀者來說，這消失了的三分之一，不僅反映了一個沉積已夠的香港出版現象，也隱然成為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徵兆。

許知遠仍然年青，起碼以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角度來說正是如此。但在他長髮清瘦的樣子襯托下，他的文字卻詭異地散發著一份冷峻和沉憂。這種或者是許知遠銳意呈現的「沉重感」著實怪異，跟任何一位上輩思想家都不同，他很少以蒼茫的語氣提及任何現代中國的種種苦難。他的意識比改革開放還晚，沒能成為傳統意義下的歷史目擊者；他長居北京，成長時只能看見了絢爛華麗的大國崛起，卻罕有地患上時代的焦慮症。他是這樣形容自己：「一方面，我繼續為長期的個人身份的認定而困惑，終其一生，每個人都在用各種方式言說自己『為何與眾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認識到，自我身份的尋找與我所生活的國家與時代息息相關。我個人的身份焦慮感與我的國家面臨的境況糾纏在一起，它令我沮喪憤懣，更是力量的來源。」這正是盛世之下的知識份子症候：人性墮落的場景早已落入史冊，他看到的只是文明的繁華，在這盛世之年，他卻又敏銳地嗅到荼蘼之味。於是，盛世即末世，儘管他並未看到歷史終結的時限。

時限大概就只有個人生命的終結，於是這種時代焦慮感便跟自我追尋糾纏起來。相對於許知遠之前的幾部著作，諸如《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份》和《中國紀事》等，《醒來》更加認真地拋出了一個「如何想像中國」的框架：書分三部，一曰「追尋現代中國」、二曰「重新發現中國」、三曰「告別歷史的假期」。許知遠說，他喜歡史景遷和李文森這類歷史學家，前者寫出了近現代中國的韌性，後者能以世界經驗來理解中國。可他本人不是歷史學家，他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回溯現代中國史，記下來的盡是已給說爛的歷史圖像：從甲午戰爭到百日維新，然後便是孫、蔣、毛、周、鄧，敘述下來，一揮而就。他所寫的並沒有為歷史學貢獻過什麼，因為「歷史的真實」向不是他所關心的。他只關心「歷史的意義」：在重讀這一群影響中國百年的「偉人」故事裡，我們是否能找到歷史的偶然點，作為理解這「鍍金時代」的啟示錄？

所以，許知遠所寫的歷史仍舊是當代史，其任務就是重新發現中國。馬克吐溫提出的說法「鍍金時代」(Gilded Age)，跟大國崛起時代恰巧成了同義詞。於是許知遠借題發揮，把這些年來的中國式絢爛描寫得淋漓盡致：如今，中國作為大國的時代已經到來，在這幡冶艷的文明旗幟之下，人們正矇矓地經歷著種種鉅變，中國成為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壯觀的實驗場」，網絡神話、商業精神、社會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焦慮和傳統崩塌，彷彿只是為了證明，中國已徹底晉身為一個超級大國的候選者。而唯一的問題是：當中國醒來，或在告別歷史假期的時候，除了中國本身之外，我們還能找到別的參考點嗎？在甲午戰爭的對手日本，以及現今世界唯一的大國對手美國身上，許知遠好像看出了一點玄機：這兩個國家的百年興衰，難道只跟資本主義有關嗎？從1991年黃仁宇所寫的《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到年前弄得鬧烘烘的內地片集《大國崛起》裡，我們都看到了，「資本主義」幾已成為數百前來大國興衰的寒暑表。然而，即使像布羅代爾這樣高瞻遠足的歷史學家，也不得不先深入整理十五至十八世紀這四百年的資本主義中，才能窺見丁點資本主義的歷史秘密，單單看這十年來的鍍金時代，我們憑什麼保證現代中國能夠真正崛起？

因此，一切都只是想像。是大國的想像，也是大國意識的想像，這點許知遠是清楚不過的。這種突如其來的「醒來」，也正是「想像」的所在。亦因此之故，縱使許知遠實際上是沉憂而不沉重，也欠缺過於在地的社會關懷，他終也贏得了中國知識份子界恰如其分的關注。
由是，當香港版把書名改了，也把相關的歷史篇章刪了，便恰好變成了一本典型的香港書：將過去事物都看作無關宏旨，有關宏旨只有這鍍了金的中國——這也正是典型的港式「大國想像」：中國成了超巨大的社會景觀，而「XX中國」亦成了景觀中的消費性修辭，不論是擁抱還是批判。如此說來，在香港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中國城市」裡，先不論銷售渠道的差異，《鍍金中國》怎能不比《醒來》暢銷得多呢？


《醒來：110年的中國變革》
作者：許知遠
出版：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

《鍍金中國：大國雄起的虛與實》
作者：許知遠
出版：天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