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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歲月

　　1997年，在慈濟文化中心擔任企劃工作的秋山，因而接觸到一個行訪亞塞拜然的機會。由於當時所擔任的工作，內容偏向報導性質，對此行的了解不深，且訊息也較為不足，因此一抵達當地，在文化上便受到很大的衝擊。

　　由於亞塞拜然為回教國家，風俗民情以及民族性皆與我們所熟悉的台灣迥然不同，因而使得這些慈濟的志工們，在發放物資時，遭遇了很大的挫折。以佛教的人性關懷為出發，志工們總是親自將物資送到災戶家中，讓他們感受到人與人的溫暖。但出乎意料地，有些需求急迫的災民們，有時卻會因為某幾個家庭領得物資、某幾家卻沒拿到而鼓譟不滿，甚至開始要求特定尺寸的毯子帳篷、以及大小合穿的衣服。當時有些慈濟人開始感覺到受傷，覺得這些接受援助的災民似乎太貪心？觀察到這樣的現象，秋山漸漸感到一股隱微的心理暴力的產生，也使得自己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國際援助？

　　亞塞拜然行之後，秋山於1998年加入了另一個來自台灣的國際援助團體「知風草」，並參與一個泰柬邊境的流浪兒童援助計畫；隨後於2001年參與TOPS(另一跨國國際援助團體)在泰國的另一流浪兒童計畫。兩年的空窗期後，2005年，秋山加入了iACT(台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並擔任辦公室主任至今。不同於先前的經驗，在iACT辦公室裡的工作，距離田野是遙遠的。這對秋山而言，無異是另一番心境的轉變。


泰柬行腳

　　在泰柬的邊境地區，台商的人口較多（且許多有黑道背景），貿易較為頻繁，工作機會也較多，人口複雜，加上執法體系不甚健全，法律難管．．．種種因素造成此地區許多的貧民窟。在這裡，街頭上四處可以看見看似在「流浪」的孩子。但其實這些小孩都是有家庭的，只是由於貧窮，他們必須四處乞討維生。大人則靠打零工或以車伕為業，機車載送一趟收費約台幣5~10元。比起來，這裡的孩子找工作甚至比大人容易得多。泰國的物價比台灣稍低，而這些孩子工作所得供給全家人糊口，一天若有30~50台幣，已經算是好的了。這些孩子普遍營養不良，一天只吃一或兩餐，而往往其中一餐就是由援助組織的Day-care Center所供。Center提供孩子半天讀書，因為另外半天他們得去工作。

　　以往，此處乃兵家必爭之地，亦為最後一批紅高棉駐守之處。甚至地面下仍佈有未引爆的地雷，相當危險。曾經就因為政府徵收土地興建觀光旅館，而將居民強制驅離至舊地雷區，導致誤觸地雷造成死傷，居民毫無生命財產安全可言。由於資源匱乏，社區互助的功能也相當薄弱。另外，柬埔寨此區愛滋病橫行，照片中的孩子父母即雙亡於愛滋病。多數的孩子已在街頭流浪了很久，他們不見得沒有家，但卻不一定願意回家。在這樣支離破碎的社會底層掙扎，只為爭一口飯吃的貧窮世界，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

　　這些孩子來到Center是想唸書？或可能只是為了食物？年紀較長的少年呢?其實這些孩子平均年齡約在17~18歲，而Day-care Center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協助他們戒毒。Center所提供的教育，與公立學校的課程具有連接性，大致在於培養基本的識字與算術能力。


毒品的價格不便宜，這些貧窮的孩子又是如何取得的？

　　強力膠是最便宜也最易取得的毒品。因為上了癮的關係，孩子們有時甚至為了吸食而寧願不吃飯。價格較高的安非他命，較常出現於泰國的工廠，有些雇主會主動提供員工安非他命，維持其精神亢奮，好讓員工超時工作。


為何會以「教育」作為援助的方式？他們的生活是否有其他更迫切的需要呢？

　　援助的方式及面向，因各援助組織的宗旨目標不同而有所不同。而當地這麼一個特殊的社群中，最根本的問題乃在於家庭功能的不健全。中心另有貸款計畫提供資金給居民，作為小販創業的本金，但此計畫卻屢遭困難，如政府遷村造成小販交通成本增加等等，身在Center常感心有餘而著力不易，有時甚至有前進一步，卻倒退兩步的感覺。

　　Center在假日也安排許多活動，例如糕點製作、菜園栽培，飼養家禽家畜等等，多為動態的活動。一方面有助於他們的收入，一方面也可讓孩子們對這些工作產生興趣，培養簡單的維生技能。但孩子們進到Center一段時間後，往往又會想往外跑，因為他們從小闖蕩街頭早已習慣，但街頭龍蛇雜處，衍生問題很多，吸毒的習慣即常因少年同儕間的壓力而養成。他們一方面想改善街頭生活的困苦與混亂；但Center規律生活的拘束與不自由卻又讓他們無所適從。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擺蕩，孩子們的心往往是既矛盾又掙扎的。

　　此外，Center也提供職訓，如理髮，或水廠的技工等。較特別的是藝術創作課程，訓練他們一些雜耍功夫，也開發創意。這樣的方式我們稱為art therapy，透過巡迴演出，舞台上的表演讓他們能表達內心的想法與經驗，也訴說自己的生活故事。以往，在街頭，他們是被看不起的一群；而現在，站在舞台上獲得掌聲。第一次，他們接受眾人的喝采。


資源與組織發展

跨國性援助組織，成員來自不同的國家，與外國工作者如何分工、互動？

　　成員包括許多來自歐洲和美洲的朋友，我們的工作互相連結，並非各自為政。每週會召開會議交換意見，但視野框架及想法的一致性仍相當高，有時難以跳脫。另外，我們與當地人溝通時，則由當地的社工師協助翻譯。


參與計畫的援助工作者，是否須具備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這要視各組織的性質而定，不同的組織會根據他們的需求招募人員。


援助工作的主題和方向該如何評估？一旦做了，是否有改變或調整的可能？

　　這和各組織內部的協調運作有關。有時工作的方向或內容，與當地的實際情況有所落差。此落差的產生，有時候可能是由於決策部門對於既定的計畫，或對某既定觀點有所堅持而造成，因此組織也有招致批評的時候。身為工作團隊的一員，我們必須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麼。

　　有些時候，創辦人或決策部門，由於對援助工作懷抱的的理想，形成一種較為主觀的性格，而使得第一線的執行部門被夾在現實與理想之中，反而對於工作的方向難以做出抉擇。身為執行工作者，秋山認為，向上提出建言是可以嘗試的，但總部方面往往不容易了解執行面遇到的困難，在地工作達兩年所觀察到的問題，不是總部派人考察兩週就能清楚了解的。距離的確是個問題，方向與定位不宜一開始即畫地自限。

　　初來乍到時，Center是一股外來的主導力量；而此Center運作成熟後，對當地的本國工作者，Center即進行計畫執行能力的技術轉移，以未來的獨立運作為目標。這個過程中，卻因文化差異，出現了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因為當地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外來勢力的壓迫，在團隊工作中，成員對於領導者較為信任且服從，而缺乏民主集體決策文化裡，踴躍發言的習慣。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知到，「援助」的概念出於「協助重建」，而非「救濟」，工作者不宜僅以己身固有的觀點去思考，也不宜加入偏頗的意識形態。

　　欲進行長期工作，勢必面臨一個問題：該如何永續經營？經費如何取得？事實上，不得不承認，有些NGO，雖為民間團體，但其經費上卻有相當比例需仰賴官方的贊助；但也有許多組織是由私人或民間的公益團體或基金會提供贊助，如兒童福利基金會、建設發展基金會等等。但以現實來說，當組織生存的考量凌駕於受助者，而政府又願意提供贊助時，究竟是GO或是NGO，或許倒不是那麼重要了。


國際上這麼多的NGO，經費來源總是有限，組織間的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


　　良性或惡性，秋山認為不易衡量，但可能傾向惡性。在泰國難民營工作的經驗：原本有三個基金會對我組織提供贊助，但那年卻因為９１１事件，在布希一聲令下，其中兩個基金會卻臨時「錢進」伊拉克。這些基金會的資源分配，常受到大環境的變動影響，這是很現實的，社會結構中總是有階層的存在。


　　 提到不平等，秋山回憶道，當時在國外工作，相對於當地社工師每個月150美金的收入，他卻領有1500美金的月薪。在同樣的環境下工作，長期下來，和他們的感情甚至已如家人般深厚，此時面對這樣的落差與矛盾，該如何自處？這個問題曾使秋山感到相當不安。「不過秋山，」參與討論的士賢回應道，「等你回到台灣時，還是得生活吧！這樣想應該可以平衡一點！」


我的移動


誰能真正懂得受助者的需求？當受助者認為維持原狀也不錯時，援助工作的功能又何在？

　　許多事情，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理所當然。

　　援助組織的許多工作，均需和當地政府接觸。沒有電話，更沒有電腦，行公文需花費數天……這些事不是想急就能急得來的。官僚的腐敗，也是問題。當組織和官僚存在合作關係時，對方甚至會要求回扣。從一開始的抗拒，到盡量不給，到偶爾配合……為了與官方打好關係而屈服，NGO無疑做了一個不好的示範，但這樣的難題，往往沒有所謂最好的答案。

　　舉例來說，其實「兒童保護」是一個很西方的概念，但如今我們也逐漸接受。但在前面所提到那樣的環境當中，「兒童保護」又該如何被解讀？

　　孩子的家庭功能不良，為了求生，他們到邊境去乞討，還得躲警察，因為警察會把他們遣返回家。究竟，在哪裡，才對他們最好？在父母失業，無米可炊的家裡？乞討流浪的邊境街頭？還是生活穩定有食物有教育，卻須受約束且沒有父母家人的Day-care Center？

　　有一天，Center裡的一對姊妹告訴社工，這裡的環境很好，他們過著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們想念父母親，他們想要自己到三百公里外的曼谷去找爸爸媽媽，縱使他們知道，目不識丁的父母，在曼谷過的恐怕也是一貧如洗的生活。

　　參與討論的欣燁回憶起她在波士頓的經驗：一位波多黎各裔的十四歲少女懷了孕，而被政府強迫拿掉孩子，因為這麼年輕的孕婦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而且她有習慣性的酒癮。但在波多黎各的文化中，這樣的事情再正常不過了，後來少女的老奶奶甚至起而與社工師對抗。

　　許多事情，不是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理所當然。即便意義與做法均被認為是適宜且正當，受助者本身仍應有選擇被援助與否的權利。


長期在國外工作，如何和台灣的家人溝通、交代？會不會有不愉快的時候？

　　「真的喔，他們真是可憐……」家人對工作內容不了解，自然而然會有所擔憂，一方面也擔心安全問題（疾病、槍枝、地雷……）但家人總是寬容的。秋山不諱言，未參與家人的生活，自己其實有時也覺得對家人有所虧欠。

　　秋山提到，除了和家人的相處，另一方面，和朋友之間也曾有過「說－不說－說」的轉變。每次回到台灣，朋友總是熱切的問起那裡的一切，喊著要聽故事，但事實上，他們往往不是真的對工作的內容有興趣而想了解，只是好久不見，很想念這個朋友。關於工作的內容，很難去說給人聽，一方面也是因為聽者難以感受。秋山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朋友刻意不提起這些事，因為，說與書寫，又能傳達得了多少？不過後來經歷了更多事情，也有另一番的重新思考。


以什麼樣的心態，決定長期在這個工作上堅持下去？

　　秋山表示，長期的工作，使得他當地人之間漸漸親近，與一同工作的夥伴也產生了家人般牽繫的感情，共同去面對生活中的考驗，同時也萌生了同志情感，進而互相鼓勵扶持。但是否將此工作當成長久的職業，則又是另一種思考了。

　　印度裔的諾貝爾文學獎大師奈波爾(Naipaul)所著的《大河灣》一書，描寫的就是一群歐美人來到非洲，將所謂的「文明」加諸於這塊原始的土地，進而建立一塊「國家園區」的故事，寫出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的碰撞，值得一讀。


身為iCAT辦公室主任，如何訓練即將出國的新成員？又如何傳達這麼多的信念？

　　能提到，但的確不容易表達（其實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行前課程是由青輔會安排）。多強調「觀察」，而避免灌輸「我該做什麼」的想法。重要的是，去傾聽當地的聲音，而非徜徉於自己的想像。畢竟不同的思維與文化差異，是需要時間去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