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推理作家協會

〈推理人〉（Mystery Men），山姆．卡尼克（S. T. Karnick）
《國際書評》（National Review），西元二○○○年三月六日

　　時至今日，少有人閱讀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的作品，這個事實顯示了美國推理小說的深度降低，而出版界的方針更造成雪上加霜。此一類型文學企圖搶佔科幻與恐怖小說逐漸下滑的商業市場，但它卻將秩序與理性替換成意識形態與官能上的刺激。昆恩，相較之下，透過對探索真相的熱情，代表了對推理文學的鍾愛。因此它及其所隸屬的傳統美國推理小說的衰微，使得此時此刻的共識是，不再有真實的真相了。

　　第一部艾勒里．昆恩的小說，《羅馬帽的秘密》（The Roman Hat Mystery），出現在七十年前，若說昆恩建立了現代美國犯罪小說的典範與基礎，其實一點也不誇張。然而，週年慶的活動卻寥若晨星。《艾勒里．昆恩推理雜誌》（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發行特別號以紀念創立者、同名者，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最後一本未出版的昆恩小說，內容包括其他雜文，但也僅止與此。現在仍舊印行的昆恩作品幾近於零，絕大部份都難以找到。真是奇恥大辱。昆恩是黃金時期屬於美國推理小說的唯一一位重量級作家，時間從一九三○年代跨及五○年代。艾勒里．昆恩，如同安東尼．布契（Anthony Boucher）所稱，正是美國推理小說的代名詞。

　　事實上，昆恩是一對出身於曼哈頓的廣告人，堂兄弟佛德列克．丹奈（Frederic Dannay）和曼佛雷德．李（Manfred B. Lee），創作第一部小說是為了參加推理文學獎。他們使用偵探的名字做為筆名，讓讀者只要記住一個名字就好，展現了他們的創意與先見之明，這個系列很快地廣受歡迎。他們的作品賣了一億本。從一九二九到李逝世的一九七一年間，他們寫了三十九部長篇，數百個短篇故事，以及數不清的廣播劇和電影劇本。李通常負責將丹奈所構思的大綱細節（經常超過一百頁）鋪陳成書，丹奈則在大綱中設計佈局、謎團、角色與題材。雖然他們早期的作品很明顯是受到Ｓ．Ｓ．范．達因（S. S. Van Dine）的菲洛．凡斯（Philo Vance）探案的影響，以及建構在包括道爾（Conan Doyle）、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瑪麗．蘭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厄爾．德．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與Ｍ．Ｄ．波斯特（Melville Davisson Post）以來，穩固的古典基石上，他們卻以獨特的方式整合了這些影響，創造了黃金時期推理小說的典範。

　　在昆恩以前，美國有兩類分野甚明的犯罪小說類型：謎案推理（puzzle mystery）與冷硬派推理（hard-boiled story）。謎案的型式始於一八四一年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莫爾格街兇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在一九二○年代末以前是犯罪小說的主流。這類作品通常具備有限人數的嫌疑犯，與一位偵探，他根據觀察、以及對人性的理解，推論出謎案的解答。作者和讀者進行「公平遊戲」，他提供解決謎團的所有必要線索，而後偵探據此揭露真相。

　　冷硬派起源於一九二○年代的廉價雜誌（pulp magazine），企圖反映美國人生活的醜陋層面。典型的主角是個浪子，自律甚嚴並且深具崇高的道德感，他必須比（經常腐敗的）警察、權力操控者及罪犯更有韌性，以帶給弱者、無助者最小尺度的正義。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的山姆．史貝德（Sam Spade）、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菲力浦．馬羅（Philip Marlowe），和米基．史畢蘭（Mickey Spillane）的邁克．漢默（Mike Hammer）是其中最有名的冷硬派偵探。謎案推理由於描述正義可能實現的理性世界，而傾向保守主義，冷硬派作品則在自由主義者之間得到好評，因為它暗示了美國社會實質上是不公平的（政壇變動使它更加惡化）。

　　昆恩的革新，是以正在萌芽中的冷硬派特色，對謎案推理灌注真實感。在系列探案中的主要角色裡特別明顯。艾勒里是個古典的業餘偵探，具有菲洛．凡斯風格——一個戴著金邊眼鏡的自大狂——但他和警方的關聯是合理的，因為他的父親理查．昆恩（Richard Queen）是紐約警局（NYPD）的探長。兩個昆恩聰明、正直而且工作認真，他們的關係親暱，相戶尊重，而且言之成理地複雜。昆恩探長的助手，維利巡佐（Velie），是個遲鈍但可靠的警察。與謝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對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可笑的蔑視相比，這樣的相處關係在一九二○年代在這個類型文學中變得越來越流行。

　　昆恩探案很快地丟棄了凡斯的做作，這個系列變成謎案推理與冷硬派作品上揚的現實性和百折不撓的態度之完美融合。我們可以在《羅馬帽的秘密》裡看見警察程序（police procedural）的源頭（從愛德．馬克班（Ed McBain）持續受到歡迎的情況，可得證這已成為一個子類型），當中詳述許多紐約警局針對百老匯（Broadway）劇院謀殺案的偵查細節。與警方的偵查一樣，昆恩藉由經驗主義下的證據，透過精密的邏輯推論以獲得解答，較少以直觀能力或對心理學上的洞悉。丹奈創造了這個類型文學最複雜的謎團，提供最公平的線索，甚至明白宣稱艾勒里和讀者擁有解決謎團的同等資訊。當然，只有天縱英才者方能看穿，不過這正是閱讀樂趣的一部份。

　　昆恩的影響力難以高估。《羅馬帽的秘密》與後續的作品建立了日後廣為人知的「傳統派」美國推理（相當諷刺的是，這是嶄新的）。許多暢銷作家如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尼洛．伍爾夫（Nero Wolfe）的創造者）、康耐爾．伍里奇（Cornell Woolrich）、艾爾．史坦利．賈德納（Erle Stanley Gardner）與克雷格．萊斯（Craig Rice）（丹奈的最愛）很快地學得昆恩注入冷硬與鬥智的特色，創造出自己的不同類型。甚至達許．漢密特，這位最負盛名的冷硬派作家，在他最後且最可愛的一部作品，一九三四年的《瘦子》（The Thin Man），亦做了這樣的嘗試。而丹奈則開始他更長遠、更具影響力的事業，即評論家、編輯、史家及文選編纂人，毫無疲態地提升推理小說的地位，建構它的系譜，闡明它的歷史源流，挖掘、評選新作家（例如Jorge Luis Borges，他是第一個出版作品的美國編輯），並且為廣播、電影甚至電視開創新紀元。

　　可能更為重要的是，丹奈不眠不休地尋找自我創作的革新。昆恩很快地成為使用宗教、多重人格、黑色幽默等主題的先驅，並雄心勃勃地探索種族歧視、優生學和原罪等素材。毫不遜色的是名偵探的情感與案件發生聯結，這是由冷硬派作品中萃取出來的另一特點。在某些作品中，特別是《十日驚奇》（Ten Days' Wonder，1948）和《多尾貓》（Cat of Many Tails，1949），艾勒里的行動造成更多的死亡，他的痛苦凌駕於傲慢，而他對智慧的自負增加了這些故事的深度以及引人深思的興味。

　　《多尾貓》的故事，是關於發生在紐約市某個酷暑、六人遭到勒斃的連續謀殺案，謎案推理中展現了大量的動作場面、心理的洞見，和昆恩的社會觀察。當艾勒里與其父試著去分析謀殺案的模式與兇手的身份，造成轟動話題的報紙與廣播佔據了整個公眾視聽，瘋狂的治安自救團體群起而作，整個城市陷入致命的暴動。在警方的徹底偵辦和昆恩令人讚嘆的推理之後，警方對兇手設下陷阱，但在艾勒里察覺他們抓錯人之前，發生了更多的命案。昆恩決心放棄他「如同『裝模作樣的』化裝舞會般、以精確與全能的科學為主的榮耀職志」，但一位睿智的教授勸阻了他，表明偵探從這個故事裡應該學到的「偉大而且真實的課題」，是馬可福音的引文，「只有一位上帝，除祂以外再無。」

　　艾勒里最初的無疑信念是理性主義，深掘後終於在第三期作品中摧毀了，尤其是中篇作品〈上帝之燈〉（The Lamp of God），與以萊特鎮這個典型的美國村莊為場景的謎案、一九四二年的經典《災難之城》（Calamity Town）。雖然昆恩獻身於創造謎團，有時候卻會妨礙角色的形成與哲學深度，他最好的作品極小心地探索人類智慧與自由意志的極限。如同評論家法蘭西斯．涅文斯二世（Francis Nevins Jr.）特別註記的昆恩作品《Ｙ的悲劇》，「雖然是根源於傳統與導向理性、秩序、樂觀主義的類型成品，《Ｙ的悲劇》喚起了悲劇性絕望的深度，事實上與犯罪小說的歷史並非毫無交點。」

　　在這些悲劇背後隱藏的驕傲是人道主義，若是人可以創造出更具說服力的無神道德體系，就便成丹奈所看見的、如同理性與宗教信仰離異的最大危機。昆恩的小說清楚地告訴我們還有更多的事該學。尼采信徒認為超越傳統道德倫理的自我是最基本的條件，貫徹這一系列信念的宗教塑像下產生的實體與觀念則無可否認。儘管涅文斯與其他人的解釋難以規避這些特質，丹奈的意圖清晰明白，例如他在讀過《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後，注意到它和《福音書》（Gospels）的平行地位，於是構思了一九六四年的《然後在第八天》（And on the Eighth Day）。昆恩的宗教題材提醒我們，大眾化、逃避主義式的小說在取悅讀者時，仍然可以意義深遠，而他的作品值得重新出版、重新評估。對於佛德列克．丹奈和曼佛雷德．李戮力奉獻良多的此一類型文學，讓它們重新復甦，也是我們最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