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法辦和處罰，還是寬恕與遺忘？」

這是政治學者杭庭頓在其關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名著中，所提出新興民主國家的難題。他說，取代威權體制的民主政府面臨一個容易被情緒化的、而且政治敏感的問題，亦即民主政府對於過去人權蹂躪的事實，到底應該如何處理。

的確，這個問題在台灣是何其情緒化與政治化，以致於長久以來都只在政治議程的邊緣。直到最近，所謂這個「轉型正義」在台灣突然成為流行字眼。但是，不論是認同此概念的陳水扁總統，或是對這個概念的許多批評，似乎都只讓這個概念在一現身於台灣政治之後就開始面貌模湖。

轉型正義的意涵原來是專門指涉民主轉型後，新興民主政府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壓迫、對無辜生命的凌虐等錯事。新民主社會必須決定這些錯誤包括那些行為、要如何補償因為這些錯事而受害的人，以及要如何處罰這些做錯事的人等等。例如，有的國家起訴以前在獨裁體制下工作的官員，有的國家不起訴，但會懲罰他們（例如在德國統一後，有四萬位前東德官員被革職），有的國家赦免加害者，但組成真相委員會來揭露真相。

這當然是民主化面臨的一個嚴肅的道德難題。畢竟，要如何釐清威權政府體制中的個人責任是最困難的，再加上台灣各族群具有不同的歷史記憶，所以歷史責任的追究可能造成社會衝突。但這個問題雖困難，卻是任何一個新民主所無法避免的。因為是這是最起碼的讓被過去扭曲的歷史得到正義、讓受害者可以重新獲得最根本尊嚴的作法。

轉型正義的重要不只在於矯正歷史，更在於讓我們在對歷史的反省中，去形塑當代民眾對民主、人權與人性的認識。畢竟，新誕生的民主體制乃是脫胎自威權體制的胚胎；我們對於民主價值與實踐的認知，也深深受到歷史的形塑。如果我們不去慢慢形成對歷史是非的裁判---例如有人把蔣介石認為是「蔣公」有人卻認為他是血腥獨裁者，如果我們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為是國家暴力和對人權的壓迫，那麼這個社會該如何在當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構一套民主的規範性判準，又如何真正做到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在當大家在討論轉型正義時，多半關注的是威權統治者對民主運動人士的迫害。在台灣，大家記憶深刻的是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陳文成命案、林義雄林宅血案、美麗島事件等等。

但是，威權時代所迫害的，並不只有這些。或許有些人記得過去的廣播電視節目，曾經被政府限制台語節目只能播出幾小時；也因此，五、六年級記憶中的史豔文在電視節目中消失了。當現在的政客在追悼布袋戲大師黃海岱時，卻有意無意遺忘了過去威權統治對於布袋戲文化的打壓，這就是缺乏歷史正義的價值感。

至於和年輕人最息息相關的音樂方面，在威權統治時代，音樂創作的出版需要經過有關單位審核，這種新聞出版與思想檢查就是在扼殺創作的思想自由；可是，已經習慣在網路上發表個人影音創作的網友們，可能不知道過去曾經發生這樣的事，甚至無法想像這類的事。

現在的年輕人，也可能無法意會，我們已經習慣在電視上看到長髮的男藝人；可是，在威權統治時代，像言承旭這樣的「長髮」，是無法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的。很多的音樂創作者，因為造型、音創作不願受拘束，於是轉往「地下」發展，為什麼是「地下」？因為音樂創作不見容於當時的威權統治政府。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人習慣將「創作樂團」稱呼作「地下樂團」，這就是當時威權統治的遺毒。

因此轉型正義在乎的，不是只有政治，因為音樂與文化也受到更多的冤屈與迫害。我們呼籲轉型正義，希望所有年輕人一起站出來，還給台灣歷史一個正義，還給音樂文化一個公道。

此次將於正義無敵音樂會演出的宇宙塑膠人樂團，他們在1960、1970年代的遭遇，正是代表著當時捷克所有藝術家、音樂家、作家甚至學術界的遭遇。威權的迫害，不只是在政治或選舉上而已，所影響的範圍是全面的。音樂不僅是生活的方式，也是人類價值的實踐，當國家正義受到迫害時，音樂更應站在最前線和威權戰鬥。

「轉型正義」的重要不只在於矯正歷史，更在於讓我們在對歷史的反省中，去形塑當代民眾對民主、人權與人性的認識，並學習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二、轉型正義和228有什麼關係？
有的。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最悲痛的日子。我們不僅要認識二二八的歷史，更要釐清二二八的歷史責任，才能讓那些不幸的受難者得到基本的正義。

三、轉型正義和台獨有關係嗎？
轉型正義是對歷史的反省，是一種人權的教育，和國家地位沒有必然關係。

八零年代後期，這個國家開始進行民主轉型。1988年，獨裁者交出了政治權力。

然後，即使民主化開啟後十幾年，這個國家還是有人懷念那個威權統治的時代，並且相信如果不是因為獨裁者，他們會淪陷於邪惡的共產主義統治，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這個國家是南美洲的智利。當然，也是東亞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