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

顧彬 (Wolfgang Kubin)

(Universität Bonn)


我在（西）柏林生活過很多年。我向柏林告別，也用了很多年。當時，我住在時代精神活躍的克羅依茨貝格區，它就象一個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的中心

顧彬 (Wolfgang Kubin)

(Universität Bonn)

 

我在（西）柏林生活過很多年。我向柏林告別，也用了很多年。當時，我住在時代精神活躍的克羅依茨貝格區，它就象一個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的中心。人們呼吸著來自東柏林的汙氣，在廢棄的破房子裏做夢，夢到了一種中國式的未來。每天的口號聽起來不一定相同，但是它們在精神上沒有什麼區別。在當地的莫肯比克地鐵站裏，那些渴望人民當家做主的標語口號，伴隨著每一個到站與離站的人。在沿途建築物的牆上，反復出現著同一個問題：“你今天活過嗎？”我最終放棄柏林的住房時（1995年），伴送我離去的，是塗寫在隔壁建築物上的一句標語口號：“你今天搶劫過了嗎？”它引我深思。很長時間，我沒有再回到克羅依茨貝格區。我只是從這個星期柏林的《日報》上知道：如今，一個直截了當的“我”字，已經代替了以往地鐵站裏所有的口號。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追求自我”的“我”是誤入歧途。在20世紀中，哲學也強調“我”的對話性一面。儘管如此，“我”仍然無視一切地自我炫耀，自我膨脹。無論在哪一種文化中，它都是如此。作家石鐵生說：“我的上帝就是我”。對顧城來說，世界上沒有上帝。這種觀念使他感到輕鬆，而不是感到恐懼。這個也許是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1993年春天在克羅依茨貝格區我的住宅中坦率地告訴我：“如果沒有上帝，那好，我就是上帝！”在這個意義上，他把殺人看成是一朵花。幾個月以後，他採取了行動，從他唯一的孩子那裏奪走了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生命。他所說的，究竟是哪一種上帝呢？新約中的上帝不殺人，而是允許人來殺他。

東、西方的思想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他們指出，歸根到底，中國精神對受難的耶穌所表達的一切感到陌生。無論生活多麼平淡，中國的聖人都不會為此感到痛苦。聖人不是痛苦的人，他們完全依靠自己來指定一條走向完美的道路。與聖人向對立的是獨裁者，獨裁者會以國家利益至上為理由來謀殺、殘殺、甚至屠殺。對他來說，殺人也像一朵花。聖人會同情受難者。而獨裁者卻根本感覺不到別人的痛苦。聖人和獨裁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不承認還有一個比他們更有權力的造物主。他們只承認原則。這些原則指導他們，並維護著從不同角度被闡釋的公益。他們當然都主張傳統，這種傳統常常是以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為基礎。他們都不會為別人侮辱自己。聖人是一個隱秘的統治者。他不在乎成功，也不願意痛苦地走向滅亡。他無罪，也不為他人負重。

今天討論中國人的“奴隸性”是個禁忌。現代的代表們，如曾樸、梁啟超或魯迅，把自己的同胞稱為“奴隸”，說他們的特徵是：自願生活在“奴隸國”享受“奴隸的幸福”。在當前被政治的正確性以及後殖民主義限定的話語中，這一批代表不再受到歡迎。在這種話語中，只允許以中國的原則來理解中國，而不允許以西方的原則來誤解中國。看來非中國人不得不以狼嗥或沉默相對。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他感到自己對基督教的原則或對人道主義的原則負有義務，又不願變成傻子，那麼他很快就會碰到自己的極限。

康得（Kant）、赫爾德（Herder）也同樣提到過奴隸性的思想。他們認為奴隸性主要有三個方面：崇拜暴力，把人看作牲口，對別人的不幸幸災樂禍。與此對立的是：平等、仁義與同情。如今，中國在各方面已使暴力精神化，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受到國家的敬重的明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1368–1644），在他每次發怒時，都會處死成千的文人、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這對我來說還不是最可怕的。因為追逐三世已不再是當今政府的政策。那種歌頌毛主席或希特勒暴力的“小人”態度令我恐懼，但是它仍然不是我最深層的恐懼。最使我震驚的是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他們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被撞毀後，表現出的由衷喜悅。無論他們是記者、大學教師，還是大學生，也無論他們是正在美國訪問、在家裏的電視機前、在大學，還是在街上，大家眾口一聲地歡呼：“炸得好”，“炸得美”。儘管在這次事件中，也有中國人喪生，也有不少中國企業遭到毀滅，他們還是不能抑制自己的興奮。在英特網上寫信，把本拉登稱為“我們的英雄”。

我們知道在西方藝術家中，也有與此類似的反應。這批藝術家主張暴力幻想，並把藝術作為預言世界末日的先鋒。他們自認為是世界的創造者，認為必須按照自己的標準為生病的“我”創造新世界。但是他們根本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象中國同伴那樣，在他們身後沒有占民眾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十的志同道合者相隨。

從表面上看，中國人的反應是一種復仇思想的結果，它是通過駐貝爾格來德的中國大使館被炸和海南飛機事件，由政府私下助長起來的。事實上，這是那種既沒有平等，也沒有同情，只知道復仇和仇恨，只承認主和僕的思想的結果。

人們會簡單地說：9月11日以後，一切已不再象過去。儘管還有不同的見解看法，但是對話的能力，對話的願望現在已經出現了問題。所謂的西方早已領悟到：中國人自己不允許西方說什麼。因此西方及時從“教導文明” （teaching civilization）轉向“學習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的道路。闡釋學最近幾年常用一個新造的詞“瞭解的狂熱”。它是用來描述西方瞭解他者和外國的需求。自我責備、自怨自艾和自恨在後殖民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已變成人的第二層皮膚。但是奇怪的是，我在中國沒有找到這樣一本書，它用批判性的方法不僅對中國如何瞭解自己，也對中國如何瞭解他者進行深入研究。在中國，人們幾乎翻譯了所有出現在西方書市上的重要理論著作和文學作品。但是翻譯品常常轉變成反對原作者的武器。你們應該瞭解我們！有一句口號這麼說。無論這種瞭解多麼不完美，瞭解好像已經成為單行道。聽起來，理由是有說服力的：你們是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你們強加給我們一個我們不要的宗教、一個非中國式的社會系統和一個不是來源於我們傳統的思想。另外，你們通過你們的學說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自己。你們以寫我們歷史的方式衡量我們。你們把我們收藏在博物館裏。這是掌權者常常出於政治原因，為了掩蓋自己的短處，而助長的一種態度。在北京的許多文物上都寫著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罪行。但是文化革命帶來的破壞，卻根本不寫或不明確地寫出來。簡單地說，有罪的永遠有罪。受害者永遠是受害者。這種道理可以世代相傳。

今天我不想從歷史來論證我的觀點。例如，我今天不想論證：歐洲比中國早幾百年開始掌握對方的語言，即掌握中國的語言，開始穿中國的衣服，開始研究儒家文化，開始編輯雙語詞典，開始用古漢語書寫。我今天也不想論證：在所謂的西方，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是以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的面目出現的。我今天也不想論證：許多德國人在維廉二世那個時代，已經批判了維廉二世的強權政治和有關中國言論。今天我寧願用神學來論證。我們可以永遠指出他人的罪。德國人也可以從歷史檔案中，挖掘出中國人曾說過的某些不好聽的話，以此砸向對方。但是如果這樣做，我們將忽視：我們自己是如何能從無罪者成為有罪者，又如何能從有罪者成為無罪者。我們沒辦法無罪。我們也無法獲得對人和事物的完美瞭解。這說明任何接觸都有它的不足。如果沒有這種不足，也就沒有接觸的必要。另外無論是哪種接觸，都會使我們感覺到，我們還不夠瞭解。可以說，我們在別人面前，無論如何總是有罪的。對我來說，認識到我們不可避免的罪，才為我開拓了一種真正的對話。這樣一種對話當然也有政治性。它與真理、對別人的開放有關係。因此這樣一種對話也可以遇到阻力。

我們知道，如果中國人互相不認識的話，會如何互相回避。原因在於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使人互相批鬥。與血緣或現存的關係無關，每一個人對他人來說都是一個潛在的告密者。那個年代的痛苦。至今沒有得到抵償。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兇手，但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1979年開始通過對過去的批判來穩定鞏固新的政治和經濟路線，這一批判持續到1981年，這短暫時間使人們有可能對文化革命進行審理。從那以後，所謂充滿了犧牲者的人民只能自己過日子。我們可以能夠感覺到由沉默伴隨著的那種空白的痛苦與感情。哪里沒有罪，哪里就沒有寬恕。哪里沒有寬恕，哪里就沒有安慰。只有在他人不是“牲口”或“廢物”，而是自己的鄰人的地方，才會有罪。感覺到別人的痛苦，也就喚醒了我們的良心。

只有對話才是罪與贖罪、痛苦與安慰的場所。這聽起來顯得過時。實際上，上個世紀末的闡釋學重新發現，對話就是人類形成的場所。馬丁•布貝爾（Martin Buber）有一次這麼所過，成為人，是別人先開始與我說話，我感覺到他是在對我講話。在這個意義上，聲音和聽覺是世界的基礎。當今的危機是一個深陷於自我的我。我只知道權利，而不再知道義務。這個危機的根源是：這種我既不會說你，也不願意被別人稱為你，它只會呼喚自己。這是一種對自我的重複。這種對自我的重複不僅在第三帝國裏，而且在文化革命中都遭到悲劇性的、顯而易見的失敗。自我所發生的危機和衰亡目前還不太引人注目。因為這種危機和衰亡不再發生在集體之中，而是發生在寂靜之中。但是它們都和拒絕進行對話或不可能進行對話有關。能夠被瞭解的存在，就是語言。這是加達默爾（Gadamer）說過的重要的話。我們只能在語言之中，並通過語言存在。第一個和我們進行對話的是上帝：亞當，你在什麼地方？說話總是意味著模仿別人的聲音，否則我們就不會說話。上帝當然知道亞當在什麼地方。但是亞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上帝先開始與我們說話，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思考我們自己。

持續至今的文化革命精神創傷與無言有關。教堂、寺廟和圖書館被摧毀以後，在失去了歷史的這個未來的基礎上，個人只能是毛澤東廉價的影子。人們說著毛澤東說的話，穿著他穿的衣服，有著與他一樣的感受。在有個人肉身的地方，邏輯上都沒有同情和良心的空間，因為一個肉身不願有罪於他的影子。

每一種首先以期待和要求對方瞭解自己而開始的對話，都將陷入重複他自己的危險之中。我常聽到中國人對我說：要象我們如何瞭解自己一樣來瞭解我們。要用我們的思維方式來瞭解我們。這是一種缺乏歷史的願望。僅在近五十年中，中國的思維方式經常在發生變化，以至無法談論一種統一的思維方式。很多人象我們一樣，以“學習文明”（learning civilization）這樣一種錯誤的瞭解觀，在當時當地沒有譴責文化革命，而是費力地去瞭解它，以沉默容忍它。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我也從當時在明斯特的住處向北京的朋友們表示哀悼。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我們以這種方式顯而易見地犯了罪，對此我不必再多加陳述。

罪給我的壓抑如今要小於那種隨便可以對罪保持沉默的可能性所給我的壓抑。我們的父親們，祖父們至今繼續要對他們在納粹時代的沉默承擔責任。我們與此相反。儘管我們舉著標語牌，呼喊著口號，為臆想的文化革命理想走上街，還是開脫了責任。沒有人指責我們在精神上支援了打手、謀殺者和殘暴的人。有時我聽到可怕的故事，例如一個年輕女子的故事：她在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寫對毛澤東的控訴。她還沒有寫完，已被處死。

對於我來說，一次對話就是雙方重新恢復歷史。重新恢復全部歷史，重新恢復常常被兇手和支持者歪曲並否定的歷史。這種歷史也常與上帝有些關係。作為新教徒，我能意識到我的義務。當面對北京的天主教教堂時，我也有同感。在文化革命中和在文化革命後的許多年中，我在中國時，常常從許多天主教堂旁邊走過或駛過。那時它們被關閉了或被用來實現其他的目的。我本來應該知道，搶劫是中國的一條特殊的路。這是一條不可能有未來生活伴隨的道路。

現在如果我從王府井，北京主要的購物大街，走到東堂，即東部的天主教堂，與其說是感到輕鬆，不如說是感到絕望。這些教堂在1966年8月21日是關閉的。在它們重新開放後的許多年中，它們仍保留著內向的特點。一座門和一個神奇的花園，擋住了不信教的人投向教堂尖塔的目光。與過去不同，如今整座教堂暴露在外，並且已經成為新購物世界的一部分。人們在這裏相遇，為新婚留影，或坐在臺階上歇息。可想而知，周圍有這麼多買東西和賣東西的人，好爭論的舊約上帝和寬容的新約上帝一定會表示感謝。誰買東西，誰就不會燒教堂。為什麼還要絕望呢？

離東堂不遠是南堂，即南部的天主教堂。在這裏，一場用中國話進行的禮拜剛結束，所有的人站在教堂的大門外，神父顯得並不絕望。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用英文做過禮拜。但是，下一場彌撒肯定將用朝鮮語進行。象過去一樣，這裏的教堂是用圍牆保護起來的。在這裏，我有自己的一塊小小的領地，只有那些掛著聖母瑪利亞畫像，賣著紀念品的商店可以闖入。儘管這些小商店擋住了投往這個地方漫長歷史的部分視線，還是能看到足夠的歷史遺跡：1900年義和團圍攻南堂，很多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遇難身死。當時的皇帝和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的對話，一個異教徒和一個基督徒32次在南堂促膝而坐。這兩種歷史的極端可以使人喪失勇氣，也可以給人增添很多勇氣。

無論我怎麼想，這與在克羅依茨貝格區完全一樣。在那裏，一個朝鮮人的教會接管了後院的一座空教堂。顧城面對十字架，開始懺悔。有時，他睡在戶外離教堂入口處不遠的長凳上。他的道路是1900年那種死亡的道路。在那些朝鮮教徒中，卻沒有人將天主教說成是帝國主義的異教。為什麼原來的兇手不能超越死亡？為什麼他們不能同時認識到，那個在他們之間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不區別東方與西方的。我們為主而生，為主而死。這說明，在出生與死亡時，我們都是一樣的。只有在生與死之間才有罪。這也是我們的共同點。為什麼不從這裏開始我們的對話？這樣可以把生活的意義歸還給生活，同時也可以減輕死亡的沉重。

 

註：顧城（１９５６～１９９３），中國朦朧詩派健將，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８日，在紐西蘭家門口，以斧頭砍死妻子謝燁後自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