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lvie

(接續上篇http://blog.roodo.com/sylvie/archives/11361677.html)

〈歐格里夫抗爭事件〉（The Battle of Orgreave）（2001）：錄影、文件、物件裝置， 劇照由傑瑞米˙戴勒、巴黎東京宮提供；Courtesy  Jeremy Deller, Palais de Tokyo.

「另一方面，重演也是喚起記憶的方式，讓人再次記起這個事件。顯然地，當你看到四百年前的一場戰爭的重演，你對它沒有記憶。但「歐格里夫抗爭事件」距離當時只是十七年前的事情，所以它的角色完全是在喚起記憶，關於曾經發生的事，那幾乎就像是事件的幽靈。此外，影片在電視媒體上放映，在各電影節和美術館播放，由此也可以觸及更多人。」  

(接續上篇http://blog.roodo.com/sylvie/archives/11361591.html)

金融危機（ 1-4集）」(The Financial Crisis (Session I–IV),
2009) 。圖片提供Superflex【網址  http://www.superflex.net/thefinancialcrisis/】

「別人看起來像是答案的東西，對我來說不見得總是答案。即使當我們談論「工具」—我們一直以此來創作，我們將正在做的東西思考成「工具」—但它也不盡然就是解決的方法，或許可以解決某一件事，但同時我們想把工具視為問題。」      

──約寇·芬格

(下篇見 http://blog.roodo.com/sylvie/archives/11361899.html)

〈滿桶記憶〉（Memory Bucket）（2003）影片畫面。Art Pace San Antonio委託製作，圖片提供Jeremy Deller, Art:Concept Gallery(Paris), The Modern Institute/Toby Webster Ltd.(Glasgow)

「我就是只做我本身能做得還可以的東西。我不用那些龐大術語來思考。幸運地，身為藝術家，我們在社會和文化中佔有某種奇特的「位置」，我們可以在此做一些別人不能做的事。我活在那樣的空間裡，在其中，我可以接近其他人，並且作別人可能不被允許做的事。」

──傑瑞米．戴勒

金融危機（ 1-4集）」(The Financial Crisis (Session I–IV), 2009) 。圖片提供Superflex【網址  http://www.superflex.net/thefinancialcrisis/】

「當然，我們的實踐有某種行動主義的面向，但是在這個意義下：這種實踐實際上是跨入別的領域。它是行動派，不只是待在那裡等事情發生。它也是深入某個直接的現況，並作出行動。但再次說明，行動主義也是很危險的字眼，因為它和傳統的政治鬥爭混在一起，而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所做的。」 ──約寇·芬格

           【本文編輯後版本刊於《典藏今藝術》月刊，2009年12月號，207期】

魏拉希沙可，「原始」（2009）個展中的錄像作品「納布亞」（Nabua）。Courtesy Kick the Machine Films, Bangkok © 2009 Kick the Machine Films. Photo : Chaisiri Jiwarangsan

問  您起初是拍電影，後來才創作錄像裝置。您是否在使用不同的媒材時，運用不同的手法?

答  每次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盡相同。有時我真的很討厭錄像，但有時我又很鍾愛它。我必須確定我爲每項計畫選擇了合適的媒材。由於現在影片和錄像的畫質愈來愈接近，我比較聚焦在過程上。拍長片時，我仍偏好影片，因為我喜愛在拍片之際，影片規格的不確定性。我和攝影機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關係。我無法確切看到它錄下的東西。就錄像的情形，它比較是一個想法、速寫，其中的不確定性存在於我和攝影機前的事物的關係。這是外在的關係。

【本文編輯後版本刊於《典藏今藝術》月刊，2009年12月號，207期，158-161頁】

(筆者與藝術家專訪  見http://blog.roodo.com/sylvie/archives/11332937.html)

撰文◎林心如                     圖片提供◎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

魏拉希沙可，「原始」（2009）。Courtesy Kick the Machine Films, Bangkok © 2009 Kick the Machine Films. Photo : Chayaporn Maneesutham.

「這部黑白片（貝拉˙塔爾（Béla Tarr）的『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對我而言真是個夢靨——以好的方式。它的故事——述說在一個衰微的年代，人性的貪婪和絕望——是如此沉重。它的背景在匈牙利一個對我而言永恆的年代。我記得銀幕上似乎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雨景，讓我感到戲院似乎要淹水了。這是大家說很艱澀的一部七小時的電影。但我認為這是人們應該看的，為了了解到電影文化還是活的，而非死去的媒體。」

——魏拉希沙可（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