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音樂帝國
柏林愛樂二三事(下)
柏林愛樂誕生之初，它的民主原則是最寶貴的經營策略。不僅首席指揮是由團員經過秘密投票挑選的，新補充的團員也是由團員秘密投票決定的，同時樂團理事會裡也會有固定的團員代表，能共同決定經營事項。這個原則在面對最強勢的指揮卡拉揚，也遭遇了最強勁的挑戰，「對於福特萬格勒來說，樂團就像是他的老爸；而卡拉揚卻是樂團的老爸。」這或許是卡拉揚與柏林愛樂成就「黃金三十年」的這段歲月裡，必然付出的代價。
卡拉揚之聲
這個代價換來的，則是更為龐大的利益。或許除了音樂上的魅力之外，柏林愛樂的團員就是看準卡拉揚的靈活行政手腕、冷靜的商業頭腦吧！相對於福特萬格勒在詮釋表情上的嚴格掌控，卡拉揚對於音響效果要在意得多，曾擔任柏林愛樂首席小提琴的史坦（Hellmut Stern）如此說過：「他完全相信我們的專業性。他向我們解釋他關於某一段或某一個音響的想像，然後就等待我們去實現他的想像，至於怎樣去實現，那是我們的責任。」樂團成員在音樂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點大受樂團成員的歡迎，也是「卡拉揚之聲」背後的秘密。
雖然柏林、薩爾茲堡、維也納等地到處跑，但行程排得極滿的卡拉揚，依然以大量的巡迴演出、錄音活動，建立柏林愛樂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這個權力慾極高的指揮大師，在音樂上對柏林愛樂所做的最大要求的就「強力練習」，以符合他的要求。柏林愛樂在此時等於是卡拉揚音樂意志力的延伸（其他樂團又何嘗不是？），要有十把第一小提琴奏出如同一個人演奏的凝聚力，才能表現卡拉揚高度美學中強調的力度變化。當然，樂團成員必須適應卡拉揚那延伸到每一個領域的虛榮心。
柏林愛樂廳（Berlin Philarmonie）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從1956年開始遴選建築設計圖樣開始（建築師夏隆的設計雀屏中選），卡拉揚即參與其中，並監督整個建造過程，直到1963年完工為止。這個非常靠近已拆除柏林圍牆的柏林愛樂廳，在奇特的外觀建造完成的同時，緊鄰著的兩條直橫交叉路也分別改名字為卡拉揚街（Herbert-von-Karajan-Str.）與夏龍街（Scharounstrasse）。現在柏林愛樂廳的地址即是Herbert-von-Karajan-Str. 1／10785 Berlin／Germany。另外，柏林愛樂事業的擴展也在卡拉揚的安排下，於薩爾茲堡舉行復活節音樂節（Easter Festival），柏林愛樂不僅開始有了自己的音樂節，團員演奏的視野也從此時開始拓展到歌劇身上，使他們更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一流大樂團。
莎賓．梅耶事件
儘管創造了如此偉大的美聲（尤其在理查．史特勞斯與華格納的領域），但卡拉揚在柏林愛樂時期最被眾人拿來討論的，還是雙方引發衝突的導火線：豎笛家莎賓．梅耶（Sabine Meyer）事件。1982年，在一次柏林愛樂樂團的招聘考試中，前來應考的梅耶小姐以她精湛的演奏，博得卡拉揚的高度評價，卡拉揚遂邀請梅耶任單簧管聲部的首席。但卻遭到樂手們的反對。我記得曾看過一段影片，內容是列寧格勒團員某次接受到訪問時說過他們招選新團員的原則：「不要演奏得比我們快，也不要演奏得比我們慢，不要演奏得比我們好，也不要演奏得比我們壞。只要跟我們一樣就行了。」有個性的樂團，音樂的特殊品質不僅高度取決於團員之間的共同演奏，這種感覺將成為樂團形象的烙印。柏林愛樂的鼓手撒利森（Werner Tharichen）這麼說：「對於新團員來講，重要的是聽取樂團的意見，因為這事關樂團的演奏特色，……卡拉揚是名人，但他可能會打破我們原有的體系，……我們必須採取一點措施，以避免樂團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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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獨斷的卡拉揚與樂團各持己見，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妥協的方式是：讓梅耶入團，試用一年。不料一年後梅耶的去留問題再度被提起。這次，卡拉揚不僅堅持留用梅耶，還在私下揚言，如果梅耶被趕走，他將對樂團「採取行動」。梅耶因為頂不住樂團的壓力而離開，卡拉揚也果真採取了行動：當年的復活節音樂會原定有三場柏林愛樂演出的節目，指揮分別為馬捷爾、小澤征爾與卡拉揚。前兩場柏林愛樂演出成功，但是第三場卡拉揚卻無預警地自掏腰包，花錢包下一架飛機，把整個維也納愛樂給請過來，取代柏林愛樂演出。復活節音樂會這個場子是柏林愛樂舉辦的，這個動作使得每個團員氣得暴跳如雷，遭受莫大的羞辱。團員開始反擊。當年夏天卡拉揚加上柏林愛樂與DG簽訂的合約到期，團員開始私下與CBS商討不包括卡拉揚在內的唱片灌錄合約。雖然事件最後雖然平息，「合作仍會繼續，但我們不能再回到過去。」能逼到卡拉揚讓步，柏林愛樂這個福特萬格勒口中的「自由樂團共和國」（free orchestral republic）展現起自治的堅持，其威力果然名不虛傳。
阿巴多音樂的三大堅持
身為柏林愛樂終生指揮的卡拉揚，於1989年4月因為健康因素請辭，兩個月後於薩爾茲堡去世。為了維持樂團的運作，同年10月柏林愛樂的團員大會上，選出義大利指揮阿巴多（Claudio Abbado）接替卡拉揚，從1990/1991年樂季開始成為柏林愛樂的首席指揮。阿巴多早在1966年就指揮過柏林愛樂，因此他對柏林愛樂並非陌生人，並同卡拉揚曾讓他在卡氏主導的薩爾茲堡音樂節中演出馬勒第二號交響曲，大受卡拉揚的讚嘆，眾所皆知，卡拉揚能看得起的對象向來不多，何況是後輩。不過，任何人在卡拉揚的光芒下接手柏林愛樂的棒子，一定會有壓力，而阿巴多相對地無為而治，讓樂團與指揮之間的關係恢復常態，也讓柏林愛樂得以展現它自身的光芒。
在音樂方面，阿巴多藉著樂季的節目安排，插入許多當代作品。他大力推薦各種風格的當代管弦樂作品，例如庫塔克（Kurtag）、黎姆（Rihm）、諾諾（Nono）、 富勒（Furrer）、曼佐尼（Manzoni）、馬德拉（Maderna）、霍利格（Holliger）等人的作品，族繁不及備載；至於荀白克、貝爾格、魏本的作品，在他的音樂會已算是「常客」了。另外，阿巴多常會使用「一個主題」來串連數場音樂會，比如說霍德林（Hölderlin）的詩詞、浮士德、流浪者、愛與死、古希臘、莎士比亞。他的巧思讓音樂會變得更為多元，雖然遭受保守派人士的抗議（其中不少是出錢的大爺），阿巴多依然堅持下去。第三樣創新之處，即是向來擅長歌劇指揮的阿巴多，安排許多歌劇的音樂會形式演出，在節省大量開銷的情況下，給柏林愛樂的團員與挑剔的聽眾有多樣化的選擇。
除此之外，以平常和團員的交流而言，阿巴多和他的前輩相異，並不是個爭議性人物，他待人謙虛、容易講理溝通，所以他反倒成為柏林市政府與樂團工會之間的潤滑劑。阿巴多的八面玲瓏與卡拉揚的八面玲瓏不同，阿巴多總是得到團員的支持，而獨奏家也樂於與這位「最優秀的伴奏者」合作。柏林愛樂即使在強勢如卡拉揚的帶領之下，它與柏林市政府之間的衝突始終存在。柏林愛樂原來隸屬於柏林市政府的科學、研究與文化部，在2002年柏林市議會通過成立「愛樂基金會」之後，柏林愛樂有更大的自主權。基金會的理事會負責節目統籌，而負責監督的監事會則由柏林市政府文化部的負責人、市議會議員、團員代表等人組成。音樂廳的土地產權歸市政府，因此音樂廳有固定時間必須出租出去賺取租金，市政府每年得支助一千多萬歐元。一切的目的，就是讓基金會不成為一個以賺錢為首要目的的機構，而是以公眾利益為目標的機構，同時維持柏林愛樂在音樂藝術成就的高水準。
要搞定這些複雜的行政人事，脾氣強硬可能反而會壞了事，阿巴多卻輕鬆地讓柏林愛樂在新的商業機制下，迅速步入常軌。阿巴多為了培植後進，更在1997年籌設歐洲共同體青年管弦樂團，擔任音樂總監一職，完全不收錢給予指導，而且也邀請當時最好的獨奏家與著名樂團指揮，擔任這些青年的教練。1998年，阿巴多在薩爾茲堡音樂節宣佈他不連任柏林愛樂的音樂總監一職，直到2001/2002年樂季為止。原因在於他的健康狀況，在2000年切除胃部癌腫瘤手術的前後，人們看到阿巴多消瘦的模樣，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近幾年的琉森音樂會上，阿巴多的馬勒交響曲又成為公認的重點，雖然阿巴多的身形已不復當年，但他登高一呼，好幾位獨奏家甘願在音樂節的管弦樂團裡擔任首席甚至普通團員的工作，可見阿巴多在古典樂壇的超高人氣依然沒有消逝，在柏林愛樂之後，阿巴多找到了他的新舞台，如果健康狀況允許的話，他將會是現役指揮家中不可多得的傳奇人物。
柏林愛樂總不能沒人領導，因此在1999年6月的大會裡，樂團成員投票選出來自英國的指揮家拉圖（Sir Simon Rattle），於2002/2003年樂季開始接掌柏林愛樂。拉圖早在1987年即與柏林愛樂合作過，曲目是馬勒的第六號交響曲，長年來他的好評為他獲得音樂煽動者（Musical Firebrand）的美譽。剛接手柏林愛樂的拉圖，有極大的雄心壯志，除了不會放棄當代作品（這點使得金主們恐怕又得失望了），為了喚起青少年對古典音樂的興趣，他舉辦名為「未來」的校園活動，跑遍校園向學生們解釋、示範、演奏作品，也指導學校裡的音樂性社團或小樂隊進行排練。雖然依拉圖的說法，他與柏林愛樂的團員目前的關係是有些「動盪」，但他與柏林愛樂在EMI Classics的穩定錄音工作，已為他們建立嶄新的音樂帝國。至於拉圖的詮釋風格與走向，目前褒貶不一，但由於尚未蓋棺論定，在此不多介紹；不過雖然維也納愛樂、阿姆斯特丹大會堂管弦樂團對「競爭世界第一管弦樂團的王位」構成威脅，但拉圖／柏林愛樂這塊金字招牌，依然閃閃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