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底聲納 ≡

我並不期望讀者對我的見解全盤表示領情。沒有人喜歡聽到早已根深柢固的見解受到挑戰，更遑論提出堂而皇之的理由，為某項一度雷厲風行，如今卻普遍為人譴責的原則或政策進行開脫，比方君權神授、宗教迫害。……

本人並非心儀王家主子，也不贊同迫害，或任何假定已為我們擺脫的邪惡弊病。所以引這些事例，是為暗示我無暇請教當前其他的成見，我立意追求史家超然的立場與悲憫的心情，因此單是應付自身先入為主的觀念，就忙得不可開交了。正如蘭克所言，從神的眼裡看來，每個時代都站得住腳，因此在人眼中，至少也配得同情才是。……

所謂超然，不見得就得質疑是否客觀。每個觀察者，多少都有所成見－－這句話再重複就是廢話了。但是下面的說法也不能成立：成見難以防備、它們曲解事實的程度全部相同、有節制的成見還是跟宣傳一般糟糕云云。比方就藝術而言，能察寶覺出自己的盲點即可算得「客觀」－－此即超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盡量避免輕看自己沒有感覺的東西；其三則是其他有識之士的見解，也有忠實報導的責任。

十六世紀的文化贊助人，整天都捲在政治、私情、世仇的愛恨情仇之中，他們要上戰場打仗，要負起管理家產的慣常重擔，再加上複雜的婚姻安排，還有曠日耗時的交涉折衝、討價還價。他們可不是無所事事，也非無憂無慮，但是他們卻做出一些看起來只有無所事事才能辦到的事。如此矛盾，只有一個解釋：所謂休閒，是一種心理狀態，而且若無社會風氣，心態的認可與青睞，勢難存在。當一般生活程序及公眾普遍的認可，都只在一味助長「工作」，休閒就變成破例，一個逃離現實壓力得出親，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籌畫張羅，才終能成事。休閒至此，就成為一項個別的恩准，而非通行的習俗，也因此生出了我們這時代各類專門化消遣的項目與上癮性嗜好。

文藝復興時代，最開門見山也最著名的「優」托邦，分別是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法蘭西斯．培根的《新亞特蘭斯》提出。... ...


這三個十六世紀烏托邦，都是宗教性極強的社會，依基督真理的啟示，或透過奇蹟獲致，或受地方靈感激發，進行道德教化之治。一如摩爾，康帕內拉對其他宗教亦持開放態度；各宗教先知所傳的道理，看來也如出一轍。……


至於婚姻的個人面，三位作者都認為婚姻是一個予人痛苦約束的制度。……


為使人活得更好（對這三位人文主義人士而言，並不意味更敬天愛神，卻是更幸福更快活），他們分別提出一個主要目標待努力。摩爾要的是通過民主平等達成公義，培根要經由科學研究取得進步，康帕內拉則要以理性之思、別弟之愛、優生之法通往永久的和平、健康、富足。至於另一雲西方人遲遲方才採納的原則：人人必須工作，三人則意見一致。待此實現貸日，康帕內拉估計，一天工作四小時即已足使全民樂利，留下充分休閒時間（他建議）供聽演講。
三人之中，只有康帕內拉對女性持有宏大的觀點。……


這些人文主義者執筆為文之際，眼光一直盯著柏拉圖。他們提出的種種制度，都在《理想國》中－－公有共產，共妻式優生，不再有貧窮，不再有階級妒羨之心；雖然那永久的階級本分與階級之間的區分卻不曾終結。……


優托邦假定眾人時時心悅誠服於理性要求，但優托邦之所以烏托與空想，關鍵正在於此。……


弔詭的是共同福祉的之實現，在多數優托邦裡（拉伯雷）例外均透過強迫的一致性達成，因此感覺上似乎比壞社會還要嚴格。……


誠然，優托邦內的有司係選自耆老與賢者，又有定期全民大會解決政策等事宜。可是這些政治面的權利，卻管不道人心的起伏；暴力的反常、天才或青春期的不穩。

蒙田所在的年代，到處布滿了一種人，他們以為自己（只有自己）擁有真理，而且是直接從神而來的真理－－但是這些捧有真理的使者，卻誰也不同意誰。用更大的自知，在更廣的事實點上反思，蒙田苦心孤詣要指明一件事，也就是日後克倫威爾那句一針見血的妙語：「藉著基督的慈悲，拜託你想想，也許你錯了。」

同時代有人批評他太虛榮，這麼愛談自己，這麼瑣碎，老注意那些私密、日常的細節。誰在乎呢－－他們質問－－蒙田生病時是不是得待在馬背上才最舒服呢？至於我們今日的道德意見，一方面雖然承認他的天才及原創力，一方面卻困惑像他這樣一位懷疑論者，竟深信某些事情；而且這樣一名極端派，卻又具保守傾向。如此觀點，實未能掌這種雙重心靈的本色－－也就是那種能夠同時看見一山兩側的能力。這一型的思想家極少：狄德羅、白芝特、威廉．詹姆斯，是少數幾個躍入腦海的例子。他們不可被一筆歸成那種猶疑未決或左右搖擺之人。他們的心靈特質無他，既多重又能透視：蒙田玩他的貓，心裡就想，說不定，是貓在玩他呢。

拉伯雷、蒙田筆下就曾發出過警告：勿用理性將所有經驗簡約成一定公式：應留一點空間給衝動與直覺，亦即那個經常被稱為「自然」或「心」[ heart ]者（以與「心靈／腦／智」[ mind ]相對）的作為。智慧，不在心與腦間二選一，而是知道何處用心、何處用腦，而且知道它們各有所限。

自馬克思主義及社會學理論蔚為時尚以來，布爾喬亞這個名稱已被派上多種用途，因此在此須稍予說明。乏味至極的書本陳腔之一，就是「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最常用來代表浮現於十九世紀英國的製造業者階級，也用以解釋英國境內各項改革運動之因、海外各也革命之起，或說明警察機構因何改良、小說為何受到歡迎。於是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簡直就似一個發泡不絕的雞蛋白牛奶酥。而對卡爾．馬克思來說，布爾喬亞則是某一歷史進程階級的獨家主子，彷彿當其時也，貴族、小農，全都一籌莫展，無力可施。馬克思之後，小說家、批評家則將此名當作負面名詞，用來指令人窒息的道德風氣，以及俗氣無教養的品味。


其實，首先這時間年代就搞錯了：布爾喬亞階級的興起，不在十九世紀，而在十二世紀。正是此時，在無盡陣痛辛苦之後，歐洲城鎮開始復甦，道路改良，貿易再度繁榮，向本城牆垣之外擴展；及至近世之始，這類通商活動已遍歐洲，不久更及全球。從事貿易者，因係burg（即城鎮）居民，遂得布爾喬亞（bourgeois，直譯即市民或城裡人）之名。他們是一城的公民(burghers)，或早期美國市民會議成員(burgesses)；這等人家願富裕，早於十四世紀就開始把錢借給國王，並取代教士成為政府官員，因為他們能讀會寫，尤其選知道計算之學；待及路易十四之時，更已身居要職，並因服務有功不斷加官晉爵。因此布爾喬亞之興，絕非二百年後的維多利亞女王之時。這個階級早已發足興透了。


更進一步的錯誤，是把布爾喬亞階級（或任何階級）視為一群在世紀之流裡一體升降、興衰的全體。如果布爾喬亞（或中產階級）係由中世紀及後世的城中居民組成，顯然在任何時間定點之上，這些「城裡人」都包括許多類別：有統治本城的富戶豪門，有一般的小生意人，其他還有律師、建築商、藝術與文字工作者，當然也少不了開小店的、做帽子的、製鞋子的，以及家道中落、靠慈善過活的窮紳。他們類別不同，成員更不斷變遷。早在路易十四之前，許多法國布爾喬亞中人即已用錢買下土地或官職，而為自己購得名銜；這類買家尤以律師、法官最擅，向有法袍貴族之稱。英格蘭商人之女，亦可以靠婚姻晉身貴族，由此產出一系列男女貴族後代；這些布爾喬亞「之後」的祖先，其「興」顯然已大功告成。……


至於布爾喬亞內部，一如貴族階級，也視財富、職業、才幹、風度舉止，或純依傳統慣例而分出高低等級。因此動不動就布爾喬亞長，中產階級短，或甚至小資產階級云云，自以為知道在說什麼，都只是無謂侈談。在任何時空背景之下，若要祭出布爾喬亞這面旗，務教要界定清楚，指明特徵：財富、教育、職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