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ing out the English

今天跟一個朋友聊天突然聊到他的奶奶不講話的故事。
我聽了有點難過，開始想：我們的文化到底如何處理lost與創痛的？像有的文化認為哀傷像是疾病，不能講出來，一講出來就會到處傳染，所以要把哀傷限制在自己的身體之內。有的文化認為哀傷是要靠復仇來解決，因此要去獵頭……那我們的文化是怎麼做呢？

她奶奶的故事其實是大時代的悲劇。在早期（三八年後）的台灣社會，身為一個帶著日本血統的台灣媳婦，噤聲，會是自保的方式，因為周圍人的敵意，源於你身上流著"敵人"的血。


想想現在的台灣政壇與族群糾葛，有時真的只能沈默以對。為什麼？理智上，我自然覺得一切的族群糾葛都很煽動且充滿政治策略，國家的苦難終該在歷史中定論掩息，讓過去的過去，但難解的，我不敢多說什麼的，是情緒的部份，是個人的苦難與受創，是不公不義亟待平反，是發自人性還我天理的哀鳴。這樣的情緒我不知道何時會被消除，但一日不消除，所有的族群都會覺得其它的族群，該為自己受過的苦難負責（即使那個時代大家都在受苦）。


父祖輩的苦難，我既不曾受過，也很少親耳聽聞，在我們這一代，要遺忘且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其實不是太難的事。但顯然的，對於那些受過苦的上一輩，沒有那麼容易。


這樣的情緒一直積累，或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從來沒有教我們如何哀悼我們的損失。不像猶太人不停的透過影像、音樂、文字、報導等各種管道，持續的追悼並控訴德國人對他們的迫害。我們的文化，是習慣把國難與大時代給的悲傷，用噤聲來哀悼，用遺忘來撫平。沒有「鋼琴師」，沒有「安妮日記」，沒有「辛德勒名單」，對比於這些主觀的發自個人肺腑的親身經驗，我們的傷痛唯一有的是「悲情城市」。是用這樣低調的長鏡頭，客觀的講著一個安安靜靜的故事。接受，而不是控訴。『事情就是這樣了，為何還要大吵大鬧，讓日子繼續下去不好嗎？』彷彿，我們哀悼lost與撫平心中傷痛的慣用方式，就是假裝那件事不是發生我們身上：『那是遙遠的過去，那是別人的事』。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麼『冷靜』、『疏離』、『遺忘』、『噤聲』的方式來處理疾苦受難經驗呢？首先，或許要歸功於我們的道德迷思，當蔣介石一句『以德報怨』來處理二戰日軍的殘虐屠殺，之後，所有臺面上的仇日情緒都要轉為檯面下的。這種道德的論述，其實影響甚大，我們總覺得一直斤斤計較於別人欠你多少，有害於身為一個士大夫或君子的風範，忍，一像是被視為美德，家，一向被擺在國之後，因此家族在暫時的損失與苦難，何足掛齒。就算心理痛的要命也恨的要命，忍，仁，噤聲，是最高的道德指標。二、國家的苦難被領導者一筆勾消，家族的、個人的苦難就變成個人各憑本事去消化。因為沒有集體宣洩的管道，苦難被個人化，噤聲就成為必然的結果。不但是因為每個人在戰時的立場不同，損失與傷痛都不相同，難同聲一氣。更是因為戰時複雜扭曲的人際關係：鄰居可能救是出賣祖父的漢奸、背叛、告密、發國難財，這些經驗，不見得每個人都是受難的英雄，散發人性的光輝，可能與公開的論述相違背，因此也就自然的沈默了。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說，所以什麼都過不去。我們越假裝什麼都過去了，其實反而更過不去。而當我們忘記我們的假裝時，我們就開始變成一個說不清自己感覺的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