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離

轉自我在ptt studyabroad版的文章…

作者  striking (在我了解以後)                           
看板  studyabroad
標題  [分享] 公費二戰心得時間 
Sat Dec 26 18:41:0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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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想低調就不分享了，不過因為自己考過兩次，應該有些失敗的經驗可以參考，另外版上社科領域的也比較少，所以還是簡單講一下自己的心得。

 

因為是跨考領域，去年我準備了三個月，兩個專業科目也都有達70分，筆試總分282進面試，但去年我那組的最後錄取分數是320，所以還是被另一神人級人物幹掉(殘念)。

由這邊可以知道，「運氣」占了不少的因素，如果該組只取一個，輸一分也是輸(不過今年一些組別好像都增額到兩個就是，機會大很多，明年應該也是一樣的情況？)，所以就像前人講的，一定要有「捨我其誰」的心理準備，更何況很多考生都是博班或甚至已經在補習班教課的也去考(聽說前兩年還有某高點補習班教憲法的X台大去考...)。 

今年再戰，但因為我九月才退伍，同時又要準備GRE和TOEFL(這兩項後來大爆炸>.<)，所以只能利用當兵的零碎時間準備，我把重點放在兩個專業科目(因為有加權20%)，去年的經驗告訴我唸教科書的實際效益不大，反而是一些期刊或是學者的文章還有時勢出現的機會比較大，所以今年我的策略是全盤放棄教科書，從各種小的相關議題去作延伸(這樣也可確保當出到不熟的題目時，至少還有東西可以「掰」)；另外也可以從考古題去找一些端倪或甚至從中發現出題者的取向，例如族群研究這個學門很可能會是清大的老師出題。最後我兩個專業科目分別是88和70，我覺得可以提供給大家作參考。

 

國文部分我完全沒唸(51分)，就不說了。憲法我也只有拿60所以也不用多講(我唸賀祥宏那本，背了一堆大法官解釋也沒考>.<)，唯一要提的就是「國父思想」一定要大概有印象，畢竟考科是憲法與立國精神，今年就考了兩題孫文學說(冏)。

 

面試我去年只有404，今年則讓我很驚訝的有446.5，不知是不是因為只有我一人進面試所以評委隨便給(？)但跟去年比起來，今年我的回答比較specific，我記得第一個委員就問了我四個問題：IT產業的興起對勞資關係產生什麼變化？(我從技術門檻講起)、全球化對勞工最大的挑戰和影響是什麼？(我提到勞動市場彈性化、非典型勞動)、台灣工運弱勢的情況下，目前最急迫的議題是什麼？該怎麼作？(從資源動員和串聯的角度分析)、回國後對於勞資關係的貢獻？(這個就是胡扯了...)

 

我覺得面試有一個關鍵是，口委問的題目都會「很大」，每一個問題可能都可以當一門課來開，但在時間的壓力下必須「簡短扼要」，所以這時候就只能從「關鍵字」來講起，讓他們知道你對於相關議題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我有準備約13頁的資料，除了c.v、讀書計畫、申請學校list，我還把碩論摘要、今年申請學校的SOP、PS附上，附上這些東西就要有心理準備口委會問到裡面的內容，所以一定對自己的東西還有未來研究方向要很熟(這其實是廢話)。第二位委員就問我現在工作的老闆(我在當研究助理)和我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我的影響。(我兩個老闆都作性別，也有參與社運，其實很好講) (當委員問到這時，我突然覺得我好愛胖胖和藍藍唷！) 
 

另外社科領域比較有機會牽扯到時勢的問題，例如某位委員就問起我對ECFA的看法，另外也有位委員問我對於最近國營企業員工和其他中小企業員工勞動條件的討論、以及馬政府近來勞工政策的轉變。

 

其實這些問題都蠻細的，而且是很可以發揮的那種，但五位委員面對著你還是難免會緊張，我覺得可以在面試前多練習講話的技巧、組織能力和思考邏輯，然後心態盡量放輕鬆，就當作是去聊天(雖然很難)。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想到自己並不是投身街頭勞工運動出身，想到自己也許對於勞工議題仍是一知半解。

「不可否認我對知識份子是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有時候，我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受暴的婦女，每一次家暴之後，要是說對方又來拐一拐，我又好像當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你知道嗎？在遠化罷工之後，有多少人寫論文、多少個案要採訪，整個遠化案出了多少博士、碩士？…但是，不管是借資料、或者說採訪……，唉……，他的目的達到了以後，他可能也不會跟你說Bye Bye，就完全沒消沒息，更不用說對勞工有什麼回饋。一開始總是說要怎麼樣怎麼樣，到了最後卻完全沒有。」

                  
 ~黃秋香(羅美文妻)，無薪休假訪調及自救手冊，頁144。

我自己參與過幾場不同領域的年會或研討會，在台政會、社會學年會、社會福利學會年會上都曾發表過文章(中政會是poster)，其中我一直有個感覺，相對於政治學界，社會學界比較有個community的態勢，也一直比較有注意到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變化，比較有「落實」到在地的經驗和貼近台灣社會的脈動。

這不知是不是研究主題的差異(政治學多著重體制層面，容易抽離經驗層面，不知不覺中就去脈絡化了)，但我覺得比較嚴重的，在於政治學界似乎相較之下沒有這種「自覺」和「反思」，我們的研究領域還是相當程度上依賴歐美國家的研究基礎和議題(在後苦苦追趕，或許也可說是一種學術上的「被殖民」，社會學界近來則有「南方社會學」的興起)，但社會學可能因為議題多元，又都是以各種社會現象作為研究主體，所以可以在個案的基礎上反思普遍性的概念，或是拉到國際的層次上來比較(進而突顯其特殊性)。 

跟慶軒討論過這個問題，覺得似乎跟目前兩邊學界的的研究人員背景有極大關係(或許可以來作個知識社會學的調查？)，好像也不能說就因為社會學這邊的人比較年輕，所以就比較有思考變革和發展的可能，但政治學界經常給人保守、或是議題呆板的感覺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像石師這種人就只能被打入旁門左道了。 

(阿，我不是石門弟子呀~~)

其實對我而言是蠻大的啟發。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的這套分析架構，其實可以拿來用在台灣的社會抗議上面，而且正好是我未來很可能會碰觸到的方向。簡單來說，他以新聞報導作為資料庫，區分出集體抗議的議題、群體、規模、手段、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其後的警察行動，並且以時間和空間兩個範疇來理解抗議變化的軌跡，最終是希望能呈現出「誰在抗議」、「為何抗議」以及「如何抗議」等圖像。

討論問題時同學們(包括藍老師)幾乎都把焦點注意在研究方法的部份，包括這些媒體、報紙如何篩選，以及統計、交叉分析和編碼的過程，我自己對這些問題雖也有疑問(例如這些來源是否都是奠基在「國家」管控下的資訊基礎？)，但我更想知道的，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來談。

 一個是「什麼樣的群體」容易被抓？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這裡面可能觸及了遇到什麼問題時國家會介入干預(以及何時干預)，關於這點我下課去請教老師，陳以規模大小來舉例，他說抗議規模大可能導致公安不敢鎮壓，但也可能導致大批武警進駐，而規模的大小當然也跟議題型態有關。 

另一個是牽涉到了2005年之後國家應對機制對於社會抗議和人民回應方式的影響(因為在我看來仍是不明顯，其後的警察行動似乎也無多大改變)，關於這點，很幸運地一位外國同學在下課鈴聲響起時問到類似的問題，陳坦言很難去證明，他說只能用一些思路去推論，其中他特別提到了胡溫這兩三年的「政治體制」可能扮演關鍵角色，例如軍警系統的建立有的時候反而增加抗議次數，抗議制度化下出現的是一種「和平的抗議」，以及「錢決法」(此處我引用謝國雄的詞彙)，就是幹部和人民都希望用錢來解決。 

但不管怎樣，把這套分析架構拿來解釋台灣，我想應該還是會蠻有啟發。如果我們歸納一些台灣歷史上的爭議事件，再來看政府行為和社會抗議如何相互影響(其中或許還得再區分不同政黨執政時期，就這點來說台灣可能受更多的政治因素影響)，應該也能夠了解為什麼某些爭議較容易出現(但不易持久)，而某些卻相對較能引起政府和人民的注意，長遠來看，搞不好還能預測台灣爭議行為的發展特性和模式。

禮拜二跟課，放了「中國正藍」(China Blue)，在談中國血汗工廠體制裡的奴工議題，如何的超時工作、趕工、延遲發放薪資，以及任意更動的單價等，尤其是當外國廠商參訪時，老闆如何交代工人說謊，讓他們以為工人事實上很「快樂」，還有老闆和工人想法的落差，以及無所不在的「監控」(包括監視器和工頭，抓到偷懶要被扣薪水)等等。當然這部片是2000年拍的，當時被禁，媒體批露出來後現在情況或許(？)已經有所改善，但在打藍師的逐字稿過程中，發現有些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晚上和老媽閒聊，不知為何聊到她以前待成衣工廠的事情，於是我把這部片的內容跟老媽講，順便問她當時在那廠裡工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老媽過去的工作情形，當時她17歲，在成衣工廠裡待了三年(高職三年)，分早中晚三班制照輪，同樣有所謂的「班長」負責監工，也一樣有所謂的「請人代班」和「檢查制」，日子在輪班和三不五時的加班趕工下過去(我笑著跟老媽說：「還挺像我們在軍中的時間意義」)，我問我媽在那樣的環境待上三年的感覺是什麼，她只說了一句：「不願意再去回憶」。

 

聊完之後我想想，為什麼有人會說大陸現在的情況很像8、90年代的台灣，大陸現在很多農村的情況仍是栽培家裡的男生去讀書，為了讓兒子念大學可能全家都要出去打工來供他念，因為他們相信唯有讀書才是唯一的出路，能夠讓未來家裡的日子過得更好，所以外出打工的女生通常會省吃儉用，把極大部分的錢都寄回家(甚至像片中的小莉，連生病都不敢生病)，如果有機會可以唸書的話，通常都會拼了命似的全力以赴(不管是男是女)。

 

這樣的努力曾經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今天也同樣造就了大陸年年有人GRE、TOEFL屢創新高，而身在台灣的我們這一代，或許是真的因為「日子過太爽」，我們享受了父母親那一輩努力下的成果，卻也因為無後顧之憂而有時顯得缺乏憂患意識，「反正不努力也還是可以過得不錯」，我想這大概可以解釋為啥大陸人這幾年申請學校、獎學金的情況會比台灣人好(看到太傻網上的那些「牛人」真的無話可說)，可能有時真的要有一點環境上的刺激吧，要有那種沒有退路的決心。在我們父母那個年代，想的是怎麼樣讓小孩不要再走上他們以前的路，我們現在的確沒有走上以前那般辛苦的道路，但好像同時遺忘了一些進取的精神，至少像現在，我們不會想到說要給自己的孩子幹嘛幹嘛的，講難聽一點，不要債留子孫就不錯了。時代真的不同了。

 

該怎麼形容我們這一代呢？

在樓下等阿假的校外口委時，把蔡政文認錯了。 

他說：「我是蔡老師！你不認識我嗎？」 

我說：「老師不好意思，我是校外的學生。」

 

我想到修他的國關理專題時，是我大四剛推甄上不久的事，跟一群當時還是碩一的學長姊們一起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還不流行大四提早先修碩班的課，整個班上就我一個大學生，也是我第一門上研究所的課。

 

口試期間我跟澤民說：「我都不知道原來蔡老師這麼獨裁！」(因為蔡說阿假都沒照他講的來改，還說這不是「蔡政文版」的PROPOSAL)，小民跟我說，我們又不是在寫蔡政文的論文。至於兩個口委大概是礙於面子吧，直打圓場，還說等到拿了「博士」學位之後，就可以「自由」地發揮了。

 

我當下實在想笑，我都不知道原來台灣的碩士生這麼可憐，還要像個小學生一樣，老師叫你改哪就改哪，像是老師決定了論文的發展方向一樣。不過回過頭來想，自己不也是這樣，當初我想作最純粹、近似社會學的個人勞動經驗體察，以及體現勞工之間精神氣概似的集體抗拒情懷，最後也在長玲的「建議」下，將焦點轉向「組織」間的比較。我始終記得當我懷抱著滿腔熱血，告訴他我想進入廠房，去了解勞工們所再生產的的社會關係時，她告訴我所可能遇到的限制和困難，當下像是被澆了一大盆的冷水般。

但我也明瞭長玲確是出於一番好意，她所說的「碩士要學的不過是一個基本的習作」，許多時候，她總是告訴我：「限縮範圍」、「處理到這裡就夠了」、「這不是我們這裡討論的重點」，以及「那又是另外的問題」...也許碩士階段要作到的只是找到「FOCUS」，可能連所謂「知識的推進」都搆不著邊，想想其實是有些現實的無奈，我總在想，這些無奈搞不好直接或間接限制了我們(日後)的創造力呢。

颱風天，雖說哪都不能去，但想想這樣也好，待在家當個阿宅，學斌洲說的看個一兩個小時書也好，偶爾瀏覽一下學校師資當作「消遣」，順便再報一次托福(二戰)。

也不算都沒收穫，和念Georgetown的學長討論了一些事情，知道自己此刻最重要的是先把GRE跟托福這兩個關卡搞定，然後弄出一篇還能看的SOP。排好各項考試、申請計畫的schedule，看來退伍後應該還有一段時間要閉關奮戰，飯局或許還是能免則免。 

想想人生還真的是被時間追著跑，對於現在的我而言，當兵無疑是最大的束縛，這束縛大抵是來自於心理層面，最直接的影響是放假時不管準備什麼都讓我有很大的壓迫感，因為必須在收假前弄到一個段落(天知道回營後又有哪些鳥事或是否有時間唸書)，總之就是不能自由地掌控自己的時間。

 

對於時間無法掌控也許是大多數人的宿命吧，前幾天和我同寢的一個班長問我：「有沒有什麼動機是會讓你想簽下去的？」我笑說：「如果任務性質單純、每天上下班沒啥事作，也許我會考慮！」想當然這是敷衍之詞，我想部隊生活讓我最不能接受的一點(先撇開要看長官臉色以及容易擺爛的環境不談)，大概就是什麼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地走吧，幾點到了作什麼事，好像你的人生都已經被規定的好好的，沒有太多自由意志的空間，作任何事情也都要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去走，連削個鉛筆都有書面規定，完全忽視人作為一個個體的主體性。

 

或許還不只有軍中是如此，從整個生命的週期來看，從小到大，我們也大多被設定好了什麼時間要作(或完成)什麼事，一步一步，如果在哪一個時間點上出錯了，我們就會感到焦慮，或覺得說自己落後人家。我想這背後或許還隱含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重視所謂的社會觀感，就跟消弭寂寞感的來源一樣，為了要獲得其他人和這個社會的認可，我們組織了一套遊戲規則，設立了人生階段中的各個時間點，去遵照、去跨越，另一方面，我們也正服從於所謂的「趨同」效應，因為「別人也都是這樣」，但很少有人去想過，這種時間的運用方式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即使想到了，又是否有「能力」去改變(通常的情況是，只要「還算可以接受」，就得過且過)？

 

所以趁今天颱風天，我能夠無所事事，想幹嘛就幹嘛，也算是一種自我主體的展現，這樣看來，我應該要盡情放空，以宣示我擁有對於時間的掌控性。

 

(偷懶又多了一個藉口，人生何其美好！)

回家瀏覽網站，偶然看到婦女新知的關於性工作議題的一篇聲明稿(「我們主張娼嫖皆不罰，性產業應以勞動權益為核心」)，想到兩年前我跑田野的時候曾經因緣際會訪問過日日春協會的秘書，還記得當時訪問的地點在歸綏街的舊娼館，在娼館的榻榻米上進行訪問，訪問後我還被那邊的「阿姨」們請喝她們親手作的四物醋，很特殊的一次經驗。大概是上個月底吧，在蘋果的頭版看到行政院有考慮將性產業除罪化、除罰化政策，隔了兩年再次接觸到相同的議題，想到那次訪談的經驗，心中不知為何有一陣複雜感受。

 

快速閱讀了甯應斌在台社季刊的那篇「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該文從馬克思的商品勞務交換以及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來看性工作(包括歧視性工作)是怎樣被建構出來的)；還有他在七月四號的蘋果社論「良婦與淫婦」(該文提出女女之間的性宰制這類問題)，有了一些頭緒。我想「性」不管是作為一項「工作」或一項「產業」，直接要面臨的必然是傳統的、道德層次上的抗拒，這尤其對我們東方人來說更是如此，法律裡有一條違背公序良俗就足以立下許多限制。弔詭的是(也是同樣被突顯出來的)，憲法裡頭同時也保障了人民的「工作權」(這裡沒有對所謂的工作範圍加以定義)。這裡就出現了「合法」的工作權益和「非法」的性交易原罪間的拉鉅(不知這是否就是長期以來一直爭辯的主題？)。

 

從保障性工作的勞動權來說，希望能夠合法是因為非法有太多問題，不僅只是性工作權益的被剝削和相關的勞動安全問題，對政府來說，同樣唯有透過合法化才能去控管，包括社會大眾都很關心的衛生安全問題，以及業者是否從中不當牟利；可是不管從民調，或是從整個社會氛圍的角度來看，要台灣人民接受像某些國家那樣設立一個紅燈區(或政府提倡的所謂「成人休閒區」)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就像如果台灣要設立紅燈區，可能就像澎湖到底要不要設立賭場一樣，會產生太多的爭議聲浪，而且就像聲明稿裡所說的，性交易不會只存在於紅燈區。既然如此，單只從性工作權的論述著手，會不會模糊了除罪化的重點(也就是杜絕地下交易和政府控管的問題)？

 

婦女新知這篇聲明稿裡提出的一項訴求我認為相當有意思，也就是成立「勞動合作社」的這個概念，這一直讓我聯想到我自己的論文，也就是籌組一個性工作者的「職業工會」的可能(我記得分類表裡有「特種飲食業」的職業工會)，就像美國的脫衣舞孃組娼妓工會一樣。只是回到問題本身，性產業或性工作者的一個特性就是游移，很多通常都是從外地來工作的，她們通常沒有當地的立法權(投票權)來影響地方性的決策，或甚至因為過去性產業地下化的時代導致她們不敢站出來，她們可能會覺得制度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自己似乎不太能影響制度，我想這可能跟一開始釋放權力的方式有關，在我印象中，就連日日春這樣子跨區域的組織，在動員上仍然得依賴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包括經費)，所以關於這點坦白說我還蠻悲觀的，除非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政策支持和商業機制配合，不然要推動人民能夠認同的模式，或是要她們從社會運動、資源和立法倡議的方式去推動，可能都還是有許多現實上的困難。

 
回到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從底層面、從階級面，從各種邊緣跟弱勢的族群來看待男性的性需求，我們似乎必須去探討：為什麼我們社會裡會出現(需要)這種產業？從供需的角度來看，沒有男人的需求，就不會有性工作者的供給，但我認為有很多表象的問題必須要去看背後的社會結構面，就像不僅是對性工作者，現在社會上對嫖客的污名也很大，至少我目前很少看到有潛在的性消費者會願意站出來大聲表明有這樣子的性需求，或是對性產業合法化表達出什麼樣的態度，關於男性情感的部分似乎也是另外一個需要去探討的問題，我想這應該也是婦女新知為何會有「娼嫖都不罰」的這樣主張吧？

凌晨兩點坐莒光號「督」了四個多小時回到台北，回到家後洗完澡後馬上趕往會場參加勞陣辦的研討會，原本是不太想去的，因為在火車上沒有睡好(晚上的莒光號大概是為了開給工人睡的所以特別臭！)，但想到劉梅君、潘世偉老師和烽益學長都會來，還是提起精神前往。

才坐下沒多久就遇到劉梅君老師，主動跟我說「好可惜噢，你公費就差那麼一點！」(用手指比了一小截，殊不知這一小截就差了500多萬！)我笑說沒關係，今年再來！

因為實在是過於疲倦，早上頻頻瞌睡、勉強支撐，在疲倦中大致瀏覽一番勞陣過去的勞動政策白皮書，發現勞陣的主張很理想化，但仍有些混淆，比如像勞資爭議和產業民主的概念，在我看來大多政策內容都偏向於建議或是準則，似乎沒有提出具體的細節或是相關責任單位。

我想這部分可能也跟林佳和老師一開始所講的，白皮書裡沒有提到經濟政策或是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有關，因為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可能會變成：是不是有這個能力能提出這樣的政策？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經濟政策或是勞動市場機制存在，則勞工政策可能很難去推動或是落實。

席間殘盟的王幼玲秘書長提到台灣工會只是個「利益團體」，因此沒什麼理想性，我相當不能茍同，當場本想舉手發言的，但轉念一想可能與她長期在政府單位(勞工局)有關。我想她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工會之間有「利益均霑」的可能，我們所看到的工會串聯、或像之前的抗議二次金改、民營化，很多都是針對體制性的，而不只是某個產業的利益，她老人家大概是忘了工會會員也可能作為一個「階級」(而不只是某一產業勞工)的面向和可能。

另外她對派遣的看法我覺得也有問題。她說我們沒看到修改派遣法會忽略大量派遣員工的權益，但問題是根本的原因是出在應該如何減少派遣現象，而不是如何去保障派遣員工，兩者有層次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