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離

禮拜二跟課，放了「中國正藍」(China Blue)，在談中國血汗工廠體制裡的奴工議題，如何的超時工作、趕工、延遲發放薪資，以及任意更動的單價等，尤其是當外國廠商參訪時，老闆如何交代工人說謊，讓他們以為工人事實上很「快樂」，還有老闆和工人想法的落差，以及無所不在的「監控」(包括監視器和工頭，抓到偷懶要被扣薪水)等等。當然這部片是2000年拍的，當時被禁，媒體批露出來後現在情況或許(？)已經有所改善，但在打藍師的逐字稿過程中，發現有些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晚上和老媽閒聊，不知為何聊到她以前待成衣工廠的事情，於是我把這部片的內容跟老媽講，順便問她當時在那廠裡工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老媽過去的工作情形，當時她17歲，在成衣工廠裡待了三年(高職三年)，分早中晚三班制照輪，同樣有所謂的「班長」負責監工，也一樣有所謂的「請人代班」和「檢查制」，日子在輪班和三不五時的加班趕工下過去(我笑著跟老媽說：「還挺像我們在軍中的時間意義」)，我問我媽在那樣的環境待上三年的感覺是什麼，她只說了一句：「不願意再去回憶」。

聊完之後我想想，為什麼有人會說大陸現在的情況很像8、90年代的台灣，大陸現在很多農村的情況仍是栽培家裡的男生去讀書，為了讓兒子念大學可能全家都要出去打工來供他念，因為他們相信唯有讀書才是唯一的出路，能夠讓未來家裡的日子過得更好，所以外出打工的女生通常會省吃儉用，把極大部分的錢都寄回家(甚至像片中的小莉，連生病都不敢生病)，如果有機會可以唸書的話，通常都會拼了命似的全力以赴(不管是男是女)。

這樣的努力曾經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今天也同樣造就了大陸年年有人GRE、TOEFL屢創新高，而身在台灣的我們這一代，或許是真的因為「日子過太爽」，我們享受了父母親那一輩努力下的成果，卻也因為無後顧之憂而有時顯得缺乏憂患意識，「反正不努力也還是可以過得不錯」，我想這大概可以解釋為啥大陸人這幾年申請學校、獎學金的情況會比台灣人好(看到太傻網上的那些「牛人」真的無話可說)，可能有時真的要有一點環境上的刺激吧，要有那種沒有退路的決心。在我們父母那個年代，想的是怎麼樣讓小孩不要再走上他們以前的路，我們現在的確沒有走上以前那般辛苦的道路，但好像同時遺忘了一些進取的精神，至少像現在，我們不會想到說要給自己的孩子幹嘛幹嘛的，講難聽一點，不要債留子孫就不錯了。時代真的不同了。

該怎麼形容我們這一代呢？

第三天在辦公室待到只剩我一人，我環顧四周，想起過去常來這裡的一些回憶。(甚至想到過去某人也曾坐在這個位置上~:p)

長興說：「我覺得你還蠻有勇氣的！」其實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勇氣，早在面試前，就已經多少有預感，我可能會再重新回到這間辦公室裡來。

前幾天壓車和整訓排人員去打靶，軍卡從八哨開出營區，看著七星潭外的遊客和美麗的海，腦子裡一直湧上這11個月來的日子。

在無聊而重複的日子裡，你會記得的，永遠只有最辛苦的和最開心的，我想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第一次懇親時，全連包括我只有三個人沒有親友來(還被抓去出公差，冏)，一個禮拜的單戰課，因為他媽的狗屁司令要來，我們照三餐塗黑炭偽裝(超徹底)；但我也記得寒流來時一群人擠在大澡堂裡搶用熱水(因為是燒鍋爐)，還有大家在操課休息時一同在樹叢邊尿尿的日子。

下連當了幹部後，自己一直在調適，因為個性向來內向害羞，加上入伍生、學生的日子太久，已經習慣了那種大家一起作事情的感覺，所以剛下連的時候反而有點不知所措，覺得自己角色很尷尬，想凶人怕被說以排長階級壓人，對弟兄太好又可能變成濫好人、被弟兄爬到頭上，擺盪在「代表」義務役和「幹部」的身分之間，渡過了下連的六個半月。從中讓我學習到的，是和人相處的界限，還有「身份」的問題。

晚上就寢時，開夜燈，調了鬧鐘，一個弟兄敲門進來拿了張紙條給我，上面很醜而凌亂的字寫著：「排ㄟ，雖然平常很少跟你聊天，但覺得你說話總很有道理，又教我們蠻多的，祝你光榮退伍愉快，心想事成。」我笑了笑，想到自己幹這個排長總算對某些人來說總算是還過得去，原先還一直覺得自己很窩囊。

看著睡到已經有些發黃的枕頭套，突然心裡擁起一陣感慨，過去我總在數日子嫌時間怎不過得再快一點，但事實上，真正的壓力是在退伍後才正要開始，這裡屬於我的小床鋪，其實過去一直是我安穩(和逃避)的避風港，如今我將告別它，邁向另一個新階段，心情倒是有些像剛入伍的第一天在板橋車站用IC卡撥給斌洲，那時對未來感到有些徬徨，卻又故作堅強。

其實本來是先去應徵范雲的，但履歷寄去後就沒下文，且info的公告三天後就砍掉 -.-  (OS：也該給我個回覆吧)

藍的話，以前碩一旁聽過她的工作社會學，當時的印象是她講課非常的…恩，潛顯易懂，另外好像還是個頗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也跟她討論過幾次論文的構想(當時還想找她當口委)，不過因為我只上了Marx、Bravermann到Burawoy那幾堂課完之後就沒去了，所以對她的認識僅止於每次去助理室找小良時偶爾會碰到她。

面試的時候，聊她目前的研究計畫，要作上海的性別移工/農民工，移工的部分我不甚熟悉，只能聽她講，不過倒是聊了蠻多質化研究的困境，後來因為還有要面試其他人所以我就先閃了。(所以以後可能會跟她去上海？耶，這樣我就有「正當」名義去大陸了！)

退伍前偶爾會瀏覽一下104、job版，知道現在僧多粥少，也開始逐漸感受到一些壓力，所以找到一個工作時，心情還蠻踏實的。

未來會在322助理室渡過一年，這個地方以前是我經常來此找人的地方，隔了一年多，今天將換我坐在這個位置，不得不承認心情上有些複雜。

我說：「老師不好意思，我是校外的學生。」

我想到修他的國關理專題時，是我大四剛推甄上不久的事，跟一群當時還是碩一的學長姊們一起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還不流行大四提早先修碩班的課，整個班上就我一個大學生，也是我第一門上研究所的課。

口試期間我跟澤民說：「我都不知道原來蔡老師這麼獨裁！」(因為蔡說阿假都沒照他講的來改，還說這不是「蔡政文版」的PROPOSAL)，小民跟我說，我們又不是在寫蔡政文的論文。至於兩個口委大概是礙於面子吧，直打圓場，還說等到拿了「博士」學位之後，就可以「自由」地發揮了。

我當下實在想笑，我都不知道原來台灣的碩士生這麼可憐，還要像個小學生一樣，老師叫你改哪就改哪，像是老師決定了論文的發展方向一樣。不過回過頭來想，自己不也是這樣，當初我想作最純粹、近似社會學的個人勞動經驗體察，以及體現勞工之間精神氣概似的集體抗拒情懷，最後也在長玲的「建議」下，將焦點轉向「組織」間的比較。我始終記得當我懷抱著滿腔熱血，告訴他我想進入廠房，去了解勞工們所再生產的的社會關係時，她告訴我所可能遇到的限制和困難，當下像是被澆了一大盆的冷水般。

颱風天，雖說哪都不能去，但想想這樣也好，待在家當個阿宅，學斌洲說的看個一兩個小時書也好，偶爾瀏覽一下學校師資當作「消遣」，順便再報一次托福(二戰)。

想想人生還真的是被時間追著跑，對於現在的我而言，當兵無疑是最大的束縛，這束縛大抵是來自於心理層面，最直接的影響是放假時不管準備什麼都讓我有很大的壓迫感，因為必須在收假前弄到一個段落(天知道回營後又有哪些鳥事或是否有時間唸書)，總之就是不能自由地掌控自己的時間。

對於時間無法掌控也許是大多數人的宿命吧，前幾天和我同寢的一個班長問我：「有沒有什麼動機是會讓你想簽下去的？」我笑說：「如果任務性質單純、每天上下班沒啥事作，也許我會考慮！」想當然這是敷衍之詞，我想部隊生活讓我最不能接受的一點(先撇開要看長官臉色以及容易擺爛的環境不談)，大概就是什麼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地走吧，幾點到了作什麼事，好像你的人生都已經被規定的好好的，沒有太多自由意志的空間，作任何事情也都要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去走，連削個鉛筆都有書面規定，完全忽視人作為一個個體的主體性。

或許還不只有軍中是如此，從整個生命的週期來看，從小到大，我們也大多被設定好了什麼時間要作(或完成)什麼事，一步一步，如果在哪一個時間點上出錯了，我們就會感到焦慮，或覺得說自己落後人家。我想這背後或許還隱含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重視所謂的社會觀感，就跟消弭寂寞感的來源一樣，為了要獲得其他人和這個社會的認可，我們組織了一套遊戲規則，設立了人生階段中的各個時間點，去遵照、去跨越，另一方面，我們也正服從於所謂的「趨同」效應，因為「別人也都是這樣」，但很少有人去想過，這種時間的運用方式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即使想到了，又是否有「能力」去改變(通常的情況是，只要「還算可以接受」，就得過且過)？

所以趁今天颱風天，我能夠無所事事，想幹嘛就幹嘛，也算是一種自我主體的展現，這樣看來，我應該要盡情放空，以宣示我擁有對於時間的掌控性。

(偷懶又多了一個藉口，人生何其美好！)

和斌洲一路走至科技大樓捷運站，一路從台大後門繞椰林大道回正門去牽車，回家時已超過12點了，洗完澡後有些疲累，但因為今晚是個頗特別的體驗，想說還是迅速紀錄一下這感覺。

晚上我、斌洲、軍瑋和長玲約好在公館附近的i swear用餐，想想還真的是很特別的緣分，我們三人本都來自於北大，後來不管是轉學、碩士班乃至博士班陸續進了台大，今天能坐在一起和長玲一起吃飯，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回家時走在椰林大道上，想起我和軍瑋、斌洲認識至今也已經八年了，還記得第一次上鄭又平的政治學時，因為我那時搞自閉，總是坐第一排，旁邊坐了兩位看起來跟我一樣「用功」的學生，好奇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大三的學長姊來旁聽，好像是從那次之後，就開始和他們兩人漸漸變熟，也慢慢地帶領我培養對於學術的興趣。大二開始像小弟弟一樣跟著他們去台大旁聽，還記得那時我聽朱雲漢的「政治學方法論」，很喜歡他優雅的氣質和有條不紊的思考邏輯，後來因緣際會在某些演講場合接觸到江宜樺、吳玉山和長玲，大為折服；進台大後修了比政理，心裡想著有一天我一定要當她的指導學生(像是「我的志願」一般)，然後開始進入階級、社會運動這些領域...

跟長玲聊天還是一樣很輕鬆而自在，除了申請學校的事情之外，我們聊兩岸大學生、聊美國文化、聊軍隊、聊韓劇(老師實在是很能聊...)，總之話題不拘，而且長玲實在是太妙了，許多時刻總是讓我們大家會心一笑，斌洲說本來有些緊張不安的，大概是平常被她課堂上的「犀利」給嚇到了吧，但沒想到跟老師聊天可以毫無顧忌，就跟我們的學姊沒兩樣。

聊到申請學校的事，我說我怕全軍覆沒，所以想多申請幾家，老師問我：「你怎麼這麼悲觀！」，她說，要想想現在在教書的這些老師，還有已經申請上的學長姊，我們並不比他們差，他們可以唸，為什麼我們不行？哈，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個對自己沒啥自信的人，又因為兵役的關係，總覺得自己準備不足(給自己找藉口，其實是休假時只想放空)。這幾天翻閱以前上比政理的筆記和寫過的報告，想起以前那些充實和總是不覺時間飛逝的感覺，真想問問自己今日是怎麼了，怎麼反而不進則退了。

長玲不僅因為是我的指導教授，在我的學術「啟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想我能一輩子受用的，是她所帶給我的無形的激勵作用。前幾天還跟斌洲聊到，只要提起長玲，我心裡就會浮現老師背著背包的image(有時甚至會想著：老師以前也是這樣背著背包，進出圖書館和學校)，總是那麼充滿活力，就像一道陽光照射過來(可能有些誇張，但我真是如此覺得)，和長玲聊天時總覺得她散發著一股迷人的魅力，我想當初也是因為她在課堂上所展現出對於知識的投入和熱情，才讓我覺得：嗯，原來作自己喜歡的事情是那麼快樂而重要的一件事！

不過今天偷去結帳時還是被老師給發現，她說上次狄尼休斯已經被我偷跑一次了，所以今晚她特別提高警覺，唉，邀請老師來還讓她破費，真的真的很不好意思，下次我還是帶點心和飲料去研究室找老師就好了(謎之聲：其實是因為不知何時我才有「資格」請老師...)。

胡言亂語一通，也亂沒邏輯的，還有很多感覺沒說出來，但先寫到這好了，晚安。

回家瀏覽網站，偶然看到婦女新知的關於性工作議題的一篇聲明稿(「我們主張娼嫖皆不罰，性產業應以勞動權益為核心」)，想到兩年前我跑田野的時候曾經因緣際會訪問過日日春協會的秘書，還記得當時訪問的地點在歸綏街的舊娼館，在娼館的榻榻米上進行訪問，訪問後我還被那邊的「阿姨」們請喝她們親手作的四物醋，很特殊的一次經驗。大概是上個月底吧，在蘋果的頭版看到行政院有考慮將性產業除罪化、除罰化政策，隔了兩年再次接觸到相同的議題，想到那次訪談的經驗，心中不知為何有一陣複雜感受。

快速閱讀了甯應斌在台社季刊的那篇「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該文從馬克思的商品勞務交換以及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來看性工作(包括歧視性工作)是怎樣被建構出來的)；還有他在七月四號的蘋果社論「良婦與淫婦」(該文提出女女之間的性宰制這類問題)，有了一些頭緒。我想「性」不管是作為一項「工作」或一項「產業」，直接要面臨的必然是傳統的、道德層次上的抗拒，這尤其對我們東方人來說更是如此，法律裡有一條違背公序良俗就足以立下許多限制。弔詭的是(也是同樣被突顯出來的)，憲法裡頭同時也保障了人民的「工作權」(這裡沒有對所謂的工作範圍加以定義)。這裡就出現了「合法」的工作權益和「非法」的性交易原罪間的拉鉅(不知這是否就是長期以來一直爭辯的主題？)。

從保障性工作的勞動權來說，希望能夠合法是因為非法有太多問題，不僅只是性工作權益的被剝削和相關的勞動安全問題，對政府來說，同樣唯有透過合法化才能去控管，包括社會大眾都很關心的衛生安全問題，以及業者是否從中不當牟利；可是不管從民調，或是從整個社會氛圍的角度來看，要台灣人民接受像某些國家那樣設立一個紅燈區(或政府提倡的所謂「成人休閒區」)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就像如果台灣要設立紅燈區，可能就像澎湖到底要不要設立賭場一樣，會產生太多的爭議聲浪，而且就像聲明稿裡所說的，性交易不會只存在於紅燈區。既然如此，單只從性工作權的論述著手，會不會模糊了除罪化的重點(也就是杜絕地下交易和政府控管的問題)？

婦女新知這篇聲明稿裡提出的一項訴求我認為相當有意思，也就是成立「勞動合作社」的這個概念，這一直讓我聯想到我自己的論文，也就是籌組一個性工作者的「職業工會」的可能(我記得分類表裡有「特種飲食業」的職業工會)，就像美國的脫衣舞孃組娼妓工會一樣。只是回到問題本身，性產業或性工作者的一個特性就是游移，很多通常都是從外地來工作的，她們通常沒有當地的立法權(投票權)來影響地方性的決策，或甚至因為過去性產業地下化的時代導致她們不敢站出來，她們可能會覺得制度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自己似乎不太能影響制度，我想這可能跟一開始釋放權力的方式有關，在我印象中，就連日日春這樣子跨區域的組織，在動員上仍然得依賴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包括經費)，所以關於這點坦白說我還蠻悲觀的，除非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政策支持和商業機制配合，不然要推動人民能夠認同的模式，或是要她們從社會運動、資源和立法倡議的方式去推動，可能都還是有許多現實上的困難。

昨天早上到語言中心考了AWA，進場前要先把口袋清空，東西都要放在置物櫃，只能帶護照和置物櫃鑰匙進去，「把口袋掀開」這件事不知為何總給我一種很奇怪的感覺，雖也沒到不受尊重，但把這些規定詳細紀錄在應考須知裡，還真是有些過於小心翼翼，可能是現在的科技實在是太過發達了吧，或是怕有人直接把模板寫在紙上帶進去刻之類的，以防萬一。

沒特別差，但也沒特別好，不過反正TOEFL考完後心情已經坦然，今年還是嘗試，要是全軍覆沒就當是砸錢買一次經驗，下次放假會和長玲約吃飯，也打算問她這件事。下午在外遊蕩半日，到很久沒去的118巷吃飯，後來又晃到了唐山和茉莉，一時間還真有種彷彿回到以前研究所時期的感覺。

晚上接到一則簡訊，是一個未知號碼，原來是五年前曾和我一起參加民主營的朋友，說今天在星八客旁看到我，還提到這兩年看我常發文章，希望有機會可以多跟我請教云云。坦白說我已經記不得這個名字了(也許看到人會有些印象)，因此也沒特意回，而且其實我想告訴他，我的創造力在入伍以後幾乎已經停滯不前，對於新訊息的獲得更是遲緩，尤其是在學界的動向上。

稍晚去跑步，回家後接到斌洲的電話，沒想到一聊就聊了將近兩個小時。斌洲的處境和心情我一直身有同感，因為某些似層相似的經歷總是會勾起我的回憶；可能又因性格近似的關係，雖然不知實際情況為何，但我每每私底下總想，像他這麼好的一個人，有時候好像沒有得到應該要有的溫柔對待(或是尊重)，於是就會不知不覺站在他那一邊。不過身為旁人畢竟無法體會另一方的情緒和想法，好像也幫不上什麼忙，大概也只能傾聽，然後給予一點點的安慰吧。

就先紀錄到這裡，等等還得去提錢，然後收拾一下行李。

查了TOEFL的成績，豈一個「慘」字了得，二戰勢不可免，腦中一直徘徊著盧廣仲那首寂寞考裡「空氣裡有個聲音，偷偷說，你沒有用」和「沒有意外，又要重來」的歌詞，又想到今年申請極可能以全軍覆沒收場，煩悶不已，騎著機車出去晃晃。

台北今天好熱，總覺得花蓮雖然也很熱但好像還沒這麼誇張，可能是因為靠海吧，台北的熱就是全然只是熱，完全沒一丁點風。在這麼大熱天騎車總讓我想起幾年前不知何故把兩台腳踏車停在關渡，後來我一個人把這兩台車騎回法學院的事，差不多12點半左右開始，一路從關渡、繞社子島騎回大稻埕碼頭，大概兩點多到達，像個傻子一樣在大中午騎車，騎回大稻埕時才剛有些人正陸續出來，其實我那時也只是很單純地因為午後都會有雷陣雨，估算時間或許可以在大雨來臨之前抵達法學院，就這樣一路發狂般的往前踩，也不知道前面的路途到底有多遠。

一路往台大的方向騎去，想要去結構群找些考試的書，然後又繞去後門，先去社會系館，本想在劉華真老師的office hour上預約，可惜時間只到6/16。出來後轉到總圖換證入館，到四樓翻了一下Kim Voss的Rebuilding Labor，Preface還沒看完一頁就心煩意亂。

走出圖書館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不知多久沒有好好坐下念一本書了，想到我這樣懶散、沒耐心的性格，想到我週遭一群優秀的同學和學長姊們，心裡忽然覺得好疲累，並不是因為害怕要與他們競爭，而是在那當下忽然有種相形見絀的感覺直逼上來，甚至還有個念頭是「乾脆去當公務員算了」，想想也真好笑，前幾次放假還跟斌洲高談闊論，說自己不想當公務員的原因是因為想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還說不論有多少困難都要想辦法克服，並且因為斌洲「重回」學術界(而「離開」調查局 :p)的決心讓我開心並感到頗大激勵，今天只因為一次托福的小小失利，又開始垂頭喪氣了。

這種逃避、自我詆毀的個性到底從哪來的？前幾天放假前和連上一位弟兄聊到個性，他說人的個性一定會被成長過程中某些特定的事件所影響和塑造，他要我去想我爸媽對我的教養方式還有我的求學經歷。我想到其實我的個性跟我母親似乎比較類似，我父親天性豁達樂觀，但作事細膩，我母親跟我則比較得過且過，但求安身立命，不得罪人，缺點(或許也是優點？)是多愁善感，容易想太多，記得小時候我媽還會寫日記，有幾篇被我偷看到，所以從小我就知道我媽是個很重感情的人，但有時想法有些負面，可能也因為這樣，所以對於長大後或交女朋友後的一些「行為」覺得頗不能接受吧，她覺得過去那個乖順的兒子好像開始有所改變，變得不能掌控。

國中時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抓作弊」這件事吧，有次段考全班好多人作弊，同年代的人可能都知道那時候的監考老師很常攤開報紙或是直接打起瞌睡，所以那時不是拿小抄，就是互相報答案，那時我當風紀股長，我把所有作弊的人名單寫下來交給老師，並且在下課後跟那些同學講：「就算全班聯合起來作弊也贏不了我」，這些話現在回想起來也真夠白目的了，但當時的我真的很氣憤，覺得不公平，替他們覺得可恥(只是我自己怎樣都想不到，當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大學以前我從沒作過任何一次弊，當我用最嚴格的道德標準在檢視別人時，卻沒想到自己在上了大學後，抄襲、剪貼、複製成了家常便飯，羞恥心蕩然無存)。後來當然成為全班公敵，還被班上幾個太妹關廁所、賞耳光。

我想這件事情一定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我的性格養成，讓我後來變得畏怯、變得懦弱，甚至可以說有點鄉愿吧，想要每面都討好，當個好好先生，不想再被別人討厭，好像就是為別人的眼光而活，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在遇到挑戰或困難時，想法會變得很負面，總是先想到失敗的那一面(就跟考預官那時一樣)，我不像其他台大學生一樣，一路都是很順遂的上來，我失敗過太多次了，那讓我對成功(或什麼是成功)感到虛幻不真實，「一定不會是我」總是在結果出來前就預先設好了圖像，坦白說，從小到大我很少有感到自信的時刻(這可能跟外表上也有關係)，好像什麼事情都只是「過得去」就好，更妙且複雜的是，我也不會因此就自慚形穢，反而像魯迅式地還能自我解嘲一番，「因為那不會是我」，所以也不用想那麼多，得到了就是一種驚喜，如果要說有任何自信的話，大概是我還相信只要自己躲起來默默努力，就還是有機會。

一個階級社會最先登場，或許表面上或刻意不去說破，但那紮紮實實的存在於大家的心中，階級之後是所謂的「梯數」，學長們私底下最常說的一句是：「阿你幾梯的？」，兵與兵之間，即使沒有管教權，但無形的「指導權」則有意無意地被雙方所接受，這展演出來的結果就是，公差勤務學弟要先出，不可以出現學長在作事而學弟在旁邊看的情形，因為這是「沒觀念」，學長可以「教」你，因為你就是菜；看到學長要問好，因為這是「禮節」，他們的說法是：沒有了這些，兵永遠管不動。

接下來出現的是合縱連橫，大多時候總是導向「義務役大團結」來對抗志願役的情形，藉由身份來區辨我群/他群，常見的問話是「他是義務役還是志願役的？」然後開始進行歸類，志願役找不到工作(因而從軍)、擺爛、會凹義務役，義務役要嘛摸摸鼻子(反正也改不了現況)，要嘛幾個人團結起來作些小小反抗(這還得要看主官)；另一種正好相反的上演方式是，義務役在此時變成了一種「點綴」，因為是一個「過客」，反正只要待一年，時間到了拍拍屁股就閃人，幹嘛那麼認真，出包時長官可能也會覺得算了，一年役期菜到你退，反正等你都學會了還不是要走，所以體能和業務要求上就出現了兩套不同標準。

重頭戲在於「娛樂觀眾」，也就是要怎麼樣讓長官滿意，不會「ㄉ一ㄤ」你，這需要有足夠的智慧，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長官說得不一定永遠是對，什麼服從命令、照所謂SOP的結果最後可能是出包收場，然後被長官狗幹一頓(他可以有任何理由幫你安插罪名)，所以每個人久了之後都開始學會「演」，說是一套，作是另外一套，反正長官要看的通常只是展演出來的結果；另外，平時沒事也要「裝忙」(我曾經來回拆裝同一把90手槍七次，我同學更是擦彈匣擦了兩個小時！)，要控制部隊又要找事情給弟兄們作，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們集合在同一個地方叫他們重複作一件事情，例如裝備保養，「太閒」無疑是大忌。

下了戲後也不等於沒事，你總要和劇組人員培養感情，否則他下場戲捅你一刀或給你忘詞那怎麼辦？於是就要開始「搏阮」(台語，表示social之意)，三不五十請個雞排珍奶是家常便飯，或是當他們說：「幫我擋一下」時要毫不猶疑地伸出援手，這樣你就可以輕易獲得他們的支持，不論這個支持是發自內心還是表面的。

一開始上場時，我曾想過要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去改變什麼，想要「脫稿演出」，但事實證明除非這個舞台、這個導演甚至整套從演戲開始就出現的東西都被顛覆，否則一進入這個體系，不配合演出，就等著黑掉，永遠退出戲劇圈，被同儕排擠、被觀眾討厭。

穿上軍服，戲又即將上演。

下午到西門町晃了一下，把車停在延平南路，一路經過中山堂，經過新光。

台北電影節已經開始了呢，去年這時候還看了十來片，那種興奮地看片單、把時間擠得滿滿、趕場的感覺早已不再，隨手拿了一本節目單翻閱，好多重複和即將上映的商業片，和我記憶中的台北電影節越來越遙遠(我深深覺得，台北電影節被游那群人搞爛了)。

真是一去不復返阿，唯一不變的是，憑票根至星八克買飲料還是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兩點多考完走出地球村後感覺很糟，連午餐都沒心情吃了，於是又不免開始對這讓我在知識上無所長進的兵役生活充滿怨懟(雖然的確是一生難能可貴的回憶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