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離

就這樣過去了...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在成功嶺受入伍訓，然後放假期間回來去台社會年會上發表論文，當天剛好收假(好死不死把我排在最後一場panel，聽完劉華真評論後馬上坐計程車衝去坐高鐵，連西裝都沒換)。

剛看完金馬獎頒獎典禮，驚覺一年又過了。

每次看金馬獎或金曲獎頒獎典禮總給我這種感覺。

其實我對外婆的記憶已經很模糊，從她中風之後也已經十多年了，中間住過療養院、換過兩個外勞，然後又二度中風，移回療養院，所以對她的印象好像就一直是躺在床上喃喃自語，講著模糊且聽不懂的話。

小時後的記憶就是每次過年回去時，她都會偷塞零錢給我，其他的就多半是從老媽那轉述而知，知道她身體一向勇健，從早拼到晚，又是超級節儉，老媽常說要不是外婆中風，也許她現在身體比一般年紀輕上許多的人都還要好。

回去參加告別式，有許多的體會，也第一次經歷了從冰櫃「移棺」以及家屬「繞棺」的儀式，不斷地焚香、叩頭跪拜，以及一連串的誦經和「作師公」(中間還有一段孫悟空護送唐三藏取經的橋段)，然後可能是選舉季節到了吧，一大堆的縣長、縣議員、代表候選人來參加公祭，然後跟我們家屬一個一個握手(拖了不少時間)，最後才是出殯、下葬，然後回來吃過飯後又是不斷地誦經...

搭晚上的火車回到台北，趕著考今天早上的TOEFL，回家時雖然晚了，但還是稍微練了一下聽力，想說盡量維持這兩個禮拜來的感覺，不過今天考試時因為麥克風測試一直不成功，換了兩次座位、重複了不知幾十次的「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因為不斷的換位置，我比一般的考生幾乎都晚一個section，別人已經開始speaking了我還在聽力，中間休息十分鐘時走道上也只有我一個人(大家都已經回來考口說)，等到大家到writing section開始打字時，我還在口說一開始的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但總而言之還是考完了，今年的考試應該也算是告一段落。

考完後去問津堂拿了老師訂的書，草草吃了碗麵，把mp3裡的scientific american全部砍掉換成音樂(很爽)，到公館坐捷運去淡水，今天淡水飄著小雨，人沒有想像中的多，買了罐台啤走到以前常去的那段盡頭，黑烏烏的河水顯得比平常洶湧，想著這兩天、這一年來發生的事情，心情實在難以形容。

我想那大概是我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鏡頭(就這點來說，王家衛很厲害)，Norah Jones左轉回紐約，和Natalie Portman揮手道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對這一幕特別有感覺。

其實對我而言是蠻大的啟發。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的這套分析架構，其實可以拿來用在台灣的社會抗議上面，而且正好是我未來很可能會碰觸到的方向。簡單來說，他以新聞報導作為資料庫，區分出集體抗議的議題、群體、規模、手段、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其後的警察行動，並且以時間和空間兩個範疇來理解抗議變化的軌跡，最終是希望能呈現出「誰在抗議」、「為何抗議」以及「如何抗議」等圖像。

禮拜二跟課，放了「中國正藍」(China Blue)，在談中國血汗工廠體制裡的奴工議題，如何的超時工作、趕工、延遲發放薪資，以及任意更動的單價等，尤其是當外國廠商參訪時，老闆如何交代工人說謊，讓他們以為工人事實上很「快樂」，還有老闆和工人想法的落差，以及無所不在的「監控」(包括監視器和工頭，抓到偷懶要被扣薪水)等等。當然這部片是2000年拍的，當時被禁，媒體批露出來後現在情況或許(？)已經有所改善，但在打藍師的逐字稿過程中，發現有些情況至今仍然存在。

晚上和老媽閒聊，不知為何聊到她以前待成衣工廠的事情，於是我把這部片的內容跟老媽講，順便問她當時在那廠裡工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老媽過去的工作情形，當時她17歲，在成衣工廠裡待了三年(高職三年)，分早中晚三班制照輪，同樣有所謂的「班長」負責監工，也一樣有所謂的「請人代班」和「檢查制」，日子在輪班和三不五時的加班趕工下過去(我笑著跟老媽說：「還挺像我們在軍中的時間意義」)，我問我媽在那樣的環境待上三年的感覺是什麼，她只說了一句：「不願意再去回憶」。

聊完之後我想想，為什麼有人會說大陸現在的情況很像8、90年代的台灣，大陸現在很多農村的情況仍是栽培家裡的男生去讀書，為了讓兒子念大學可能全家都要出去打工來供他念，因為他們相信唯有讀書才是唯一的出路，能夠讓未來家裡的日子過得更好，所以外出打工的女生通常會省吃儉用，把極大部分的錢都寄回家(甚至像片中的小莉，連生病都不敢生病)，如果有機會可以唸書的話，通常都會拼了命似的全力以赴(不管是男是女)。

這樣的努力曾經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今天也同樣造就了大陸年年有人GRE、TOEFL屢創新高，而身在台灣的我們這一代，或許是真的因為「日子過太爽」，我們享受了父母親那一輩努力下的成果，卻也因為無後顧之憂而有時顯得缺乏憂患意識，「反正不努力也還是可以過得不錯」，我想這大概可以解釋為啥大陸人這幾年申請學校、獎學金的情況會比台灣人好(看到太傻網上的那些「牛人」真的無話可說)，可能有時真的要有一點環境上的刺激吧，要有那種沒有退路的決心。在我們父母那個年代，想的是怎麼樣讓小孩不要再走上他們以前的路，我們現在的確沒有走上以前那般辛苦的道路，但好像同時遺忘了一些進取的精神，至少像現在，我們不會想到說要給自己的孩子幹嘛幹嘛的，講難聽一點，不要債留子孫就不錯了。時代真的不同了。

該怎麼形容我們這一代呢？

第三天在辦公室待到只剩我一人，我環顧四周，想起過去常來這裡的一些回憶。(甚至想到過去某人也曾坐在這個位置上~:p)

長興說：「我覺得你還蠻有勇氣的！」其實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勇氣，早在面試前，就已經多少有預感，我可能會再重新回到這間辦公室裡來。

前幾天壓車和整訓排人員去打靶，軍卡從八哨開出營區，看著七星潭外的遊客和美麗的海，腦子裡一直湧上這11個月來的日子。

在無聊而重複的日子裡，你會記得的，永遠只有最辛苦的和最開心的，我想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第一次懇親時，全連包括我只有三個人沒有親友來(還被抓去出公差，冏)，一個禮拜的單戰課，因為他媽的狗屁司令要來，我們照三餐塗黑炭偽裝(超徹底)；但我也記得寒流來時一群人擠在大澡堂裡搶用熱水(因為是燒鍋爐)，還有大家在操課休息時一同在樹叢邊尿尿的日子。

下連當了幹部後，自己一直在調適，因為個性向來內向害羞，加上入伍生、學生的日子太久，已經習慣了那種大家一起作事情的感覺，所以剛下連的時候反而有點不知所措，覺得自己角色很尷尬，想凶人怕被說以排長階級壓人，對弟兄太好又可能變成濫好人、被弟兄爬到頭上，擺盪在「代表」義務役和「幹部」的身分之間，渡過了下連的六個半月。從中讓我學習到的，是和人相處的界限，還有「身份」的問題。

晚上就寢時，開夜燈，調了鬧鐘，一個弟兄敲門進來拿了張紙條給我，上面很醜而凌亂的字寫著：「排ㄟ，雖然平常很少跟你聊天，但覺得你說話總很有道理，又教我們蠻多的，祝你光榮退伍愉快，心想事成。」我笑了笑，想到自己幹這個排長總算對某些人來說總算是還過得去，原先還一直覺得自己很窩囊。

看著睡到已經有些發黃的枕頭套，突然心裡擁起一陣感慨，過去我總在數日子嫌時間怎不過得再快一點，但事實上，真正的壓力是在退伍後才正要開始，這裡屬於我的小床鋪，其實過去一直是我安穩(和逃避)的避風港，如今我將告別它，邁向另一個新階段，心情倒是有些像剛入伍的第一天在板橋車站用IC卡撥給斌洲，那時對未來感到有些徬徨，卻又故作堅強。

其實本來是先去應徵范雲的，但履歷寄去後就沒下文，且info的公告三天後就砍掉 -.-  (OS：也該給我個回覆吧)

藍的話，以前碩一旁聽過她的工作社會學，當時的印象是她講課非常的…恩，潛顯易懂，另外好像還是個頗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也跟她討論過幾次論文的構想(當時還想找她當口委)，不過因為我只上了Marx、Bravermann到Burawoy那幾堂課完之後就沒去了，所以對她的認識僅止於每次去助理室找小良時偶爾會碰到她。

面試的時候，聊她目前的研究計畫，要作上海的性別移工/農民工，移工的部分我不甚熟悉，只能聽她講，不過倒是聊了蠻多質化研究的困境，後來因為還有要面試其他人所以我就先閃了。(所以以後可能會跟她去上海？耶，這樣我就有「正當」名義去大陸了！)

退伍前偶爾會瀏覽一下104、job版，知道現在僧多粥少，也開始逐漸感受到一些壓力，所以找到一個工作時，心情還蠻踏實的。

未來會在322助理室渡過一年，這個地方以前是我經常來此找人的地方，隔了一年多，今天將換我坐在這個位置，不得不承認心情上有些複雜。

我說：「老師不好意思，我是校外的學生。」

我想到修他的國關理專題時，是我大四剛推甄上不久的事，跟一群當時還是碩一的學長姊們一起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還不流行大四提早先修碩班的課，整個班上就我一個大學生，也是我第一門上研究所的課。

口試期間我跟澤民說：「我都不知道原來蔡老師這麼獨裁！」(因為蔡說阿假都沒照他講的來改，還說這不是「蔡政文版」的PROPOSAL)，小民跟我說，我們又不是在寫蔡政文的論文。至於兩個口委大概是礙於面子吧，直打圓場，還說等到拿了「博士」學位之後，就可以「自由」地發揮了。

我當下實在想笑，我都不知道原來台灣的碩士生這麼可憐，還要像個小學生一樣，老師叫你改哪就改哪，像是老師決定了論文的發展方向一樣。不過回過頭來想，自己不也是這樣，當初我想作最純粹、近似社會學的個人勞動經驗體察，以及體現勞工之間精神氣概似的集體抗拒情懷，最後也在長玲的「建議」下，將焦點轉向「組織」間的比較。我始終記得當我懷抱著滿腔熱血，告訴他我想進入廠房，去了解勞工們所再生產的的社會關係時，她告訴我所可能遇到的限制和困難，當下像是被澆了一大盆的冷水般。

颱風天，雖說哪都不能去，但想想這樣也好，待在家當個阿宅，學斌洲說的看個一兩個小時書也好，偶爾瀏覽一下學校師資當作「消遣」，順便再報一次托福(二戰)。

想想人生還真的是被時間追著跑，對於現在的我而言，當兵無疑是最大的束縛，這束縛大抵是來自於心理層面，最直接的影響是放假時不管準備什麼都讓我有很大的壓迫感，因為必須在收假前弄到一個段落(天知道回營後又有哪些鳥事或是否有時間唸書)，總之就是不能自由地掌控自己的時間。

對於時間無法掌控也許是大多數人的宿命吧，前幾天和我同寢的一個班長問我：「有沒有什麼動機是會讓你想簽下去的？」我笑說：「如果任務性質單純、每天上下班沒啥事作，也許我會考慮！」想當然這是敷衍之詞，我想部隊生活讓我最不能接受的一點(先撇開要看長官臉色以及容易擺爛的環境不談)，大概就是什麼事情都要「按部就班」地走吧，幾點到了作什麼事，好像你的人生都已經被規定的好好的，沒有太多自由意志的空間，作任何事情也都要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去走，連削個鉛筆都有書面規定，完全忽視人作為一個個體的主體性。

或許還不只有軍中是如此，從整個生命的週期來看，從小到大，我們也大多被設定好了什麼時間要作(或完成)什麼事，一步一步，如果在哪一個時間點上出錯了，我們就會感到焦慮，或覺得說自己落後人家。我想這背後或許還隱含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重視所謂的社會觀感，就跟消弭寂寞感的來源一樣，為了要獲得其他人和這個社會的認可，我們組織了一套遊戲規則，設立了人生階段中的各個時間點，去遵照、去跨越，另一方面，我們也正服從於所謂的「趨同」效應，因為「別人也都是這樣」，但很少有人去想過，這種時間的運用方式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即使想到了，又是否有「能力」去改變(通常的情況是，只要「還算可以接受」，就得過且過)？

所以趁今天颱風天，我能夠無所事事，想幹嘛就幹嘛，也算是一種自我主體的展現，這樣看來，我應該要盡情放空，以宣示我擁有對於時間的掌控性。

(偷懶又多了一個藉口，人生何其美好！)

和斌洲一路走至科技大樓捷運站，一路從台大後門繞椰林大道回正門去牽車，回家時已超過12點了，洗完澡後有些疲累，但因為今晚是個頗特別的體驗，想說還是迅速紀錄一下這感覺。

晚上我、斌洲、軍瑋和長玲約好在公館附近的i swear用餐，想想還真的是很特別的緣分，我們三人本都來自於北大，後來不管是轉學、碩士班乃至博士班陸續進了台大，今天能坐在一起和長玲一起吃飯，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回家時走在椰林大道上，想起我和軍瑋、斌洲認識至今也已經八年了，還記得第一次上鄭又平的政治學時，因為我那時搞自閉，總是坐第一排，旁邊坐了兩位看起來跟我一樣「用功」的學生，好奇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大三的學長姊來旁聽，好像是從那次之後，就開始和他們兩人漸漸變熟，也慢慢地帶領我培養對於學術的興趣。大二開始像小弟弟一樣跟著他們去台大旁聽，還記得那時我聽朱雲漢的「政治學方法論」，很喜歡他優雅的氣質和有條不紊的思考邏輯，後來因緣際會在某些演講場合接觸到江宜樺、吳玉山和長玲，大為折服；進台大後修了比政理，心裡想著有一天我一定要當她的指導學生(像是「我的志願」一般)，然後開始進入階級、社會運動這些領域...

跟長玲聊天還是一樣很輕鬆而自在，除了申請學校的事情之外，我們聊兩岸大學生、聊美國文化、聊軍隊、聊韓劇(老師實在是很能聊...)，總之話題不拘，而且長玲實在是太妙了，許多時刻總是讓我們大家會心一笑，斌洲說本來有些緊張不安的，大概是平常被她課堂上的「犀利」給嚇到了吧，但沒想到跟老師聊天可以毫無顧忌，就跟我們的學姊沒兩樣。

聊到申請學校的事，我說我怕全軍覆沒，所以想多申請幾家，老師問我：「你怎麼這麼悲觀！」，她說，要想想現在在教書的這些老師，還有已經申請上的學長姊，我們並不比他們差，他們可以唸，為什麼我們不行？哈，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個對自己沒啥自信的人，又因為兵役的關係，總覺得自己準備不足(給自己找藉口，其實是休假時只想放空)。這幾天翻閱以前上比政理的筆記和寫過的報告，想起以前那些充實和總是不覺時間飛逝的感覺，真想問問自己今日是怎麼了，怎麼反而不進則退了。

長玲不僅因為是我的指導教授，在我的學術「啟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想我能一輩子受用的，是她所帶給我的無形的激勵作用。前幾天還跟斌洲聊到，只要提起長玲，我心裡就會浮現老師背著背包的image(有時甚至會想著：老師以前也是這樣背著背包，進出圖書館和學校)，總是那麼充滿活力，就像一道陽光照射過來(可能有些誇張，但我真是如此覺得)，和長玲聊天時總覺得她散發著一股迷人的魅力，我想當初也是因為她在課堂上所展現出對於知識的投入和熱情，才讓我覺得：嗯，原來作自己喜歡的事情是那麼快樂而重要的一件事！

不過今天偷去結帳時還是被老師給發現，她說上次狄尼休斯已經被我偷跑一次了，所以今晚她特別提高警覺，唉，邀請老師來還讓她破費，真的真的很不好意思，下次我還是帶點心和飲料去研究室找老師就好了(謎之聲：其實是因為不知何時我才有「資格」請老師...)。

胡言亂語一通，也亂沒邏輯的，還有很多感覺沒說出來，但先寫到這好了，晚安。

回家瀏覽網站，偶然看到婦女新知的關於性工作議題的一篇聲明稿(「我們主張娼嫖皆不罰，性產業應以勞動權益為核心」)，想到兩年前我跑田野的時候曾經因緣際會訪問過日日春協會的秘書，還記得當時訪問的地點在歸綏街的舊娼館，在娼館的榻榻米上進行訪問，訪問後我還被那邊的「阿姨」們請喝她們親手作的四物醋，很特殊的一次經驗。大概是上個月底吧，在蘋果的頭版看到行政院有考慮將性產業除罪化、除罰化政策，隔了兩年再次接觸到相同的議題，想到那次訪談的經驗，心中不知為何有一陣複雜感受。

快速閱讀了甯應斌在台社季刊的那篇「性工作是否為『工作』？──馬克思的商品論與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該文從馬克思的商品勞務交換以及性工作的社會建構論來看性工作(包括歧視性工作)是怎樣被建構出來的)；還有他在七月四號的蘋果社論「良婦與淫婦」(該文提出女女之間的性宰制這類問題)，有了一些頭緒。我想「性」不管是作為一項「工作」或一項「產業」，直接要面臨的必然是傳統的、道德層次上的抗拒，這尤其對我們東方人來說更是如此，法律裡有一條違背公序良俗就足以立下許多限制。弔詭的是(也是同樣被突顯出來的)，憲法裡頭同時也保障了人民的「工作權」(這裡沒有對所謂的工作範圍加以定義)。這裡就出現了「合法」的工作權益和「非法」的性交易原罪間的拉鉅(不知這是否就是長期以來一直爭辯的主題？)。

從保障性工作的勞動權來說，希望能夠合法是因為非法有太多問題，不僅只是性工作權益的被剝削和相關的勞動安全問題，對政府來說，同樣唯有透過合法化才能去控管，包括社會大眾都很關心的衛生安全問題，以及業者是否從中不當牟利；可是不管從民調，或是從整個社會氛圍的角度來看，要台灣人民接受像某些國家那樣設立一個紅燈區(或政府提倡的所謂「成人休閒區」)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就像如果台灣要設立紅燈區，可能就像澎湖到底要不要設立賭場一樣，會產生太多的爭議聲浪，而且就像聲明稿裡所說的，性交易不會只存在於紅燈區。既然如此，單只從性工作權的論述著手，會不會模糊了除罪化的重點(也就是杜絕地下交易和政府控管的問題)？

婦女新知這篇聲明稿裡提出的一項訴求我認為相當有意思，也就是成立「勞動合作社」的這個概念，這一直讓我聯想到我自己的論文，也就是籌組一個性工作者的「職業工會」的可能(我記得分類表裡有「特種飲食業」的職業工會)，就像美國的脫衣舞孃組娼妓工會一樣。只是回到問題本身，性產業或性工作者的一個特性就是游移，很多通常都是從外地來工作的，她們通常沒有當地的立法權(投票權)來影響地方性的決策，或甚至因為過去性產業地下化的時代導致她們不敢站出來，她們可能會覺得制度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自己似乎不太能影響制度，我想這可能跟一開始釋放權力的方式有關，在我印象中，就連日日春這樣子跨區域的組織，在動員上仍然得依賴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包括經費)，所以關於這點坦白說我還蠻悲觀的，除非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政策支持和商業機制配合，不然要推動人民能夠認同的模式，或是要她們從社會運動、資源和立法倡議的方式去推動，可能都還是有許多現實上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