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戰後五○年代，台北街頭開始出現堪稱「波希米亞族」的文藝青年，他們遊盪四處、隨性不拘，甚至有些異常舉止常令衛道人士不知所措。但謬思女神的園地若少了這群「人來瘋」的年輕人，恐怕真要單調失色許多。此一族類大致包括有音樂圈的許常惠（1929-2001）、戴洪軒（1942-1995），文學界的三毛（1943-1991）與七等生（1939- ）（三毛、七等生兩人的筆名與性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及詩畫雙絕、橫跨藝壇與文壇的楚戈（1931- ）。這些「波希米亞族」們性格鮮明，作風特立獨行，座落在保守的台灣傳統社會裡頭，他們的存在總會吸引凡人目光而成為話題，乃至於被視為異端（如戴洪軒），有的甚至最後走上了自絕之路（如三毛）。儘管「波希米亞族」的某些行事作為不被一般眾人所了解，但他們卻經常熱情地流露出對於其他陌生人兒以及陌生事物的欽佩與喜愛。罕見的博愛，讓他們習於其它文人不容易做到的-去欣賞别人的作品或文章，不吝於釋出情感與讚嘆。

追溯當年，遠端迴盪著齊豫在《橄欖樹》的天籟嗓音：「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波西米亞的風情雅趣彷彿透過民歌聲曲的感染力而推向了一個新高潮。當時正值青澀歲月的「波希米亞族」青年們多半是年少輕狂的風流人物。其中有的因飽嚐流離失鄉的心緒而極盡悲愴，有的藉由追逐醇酒、美人以及詩情來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有的則甚至於揚言「把社會陳規踩在腳下，視自然法則如無物」。 

...繼續閱讀

晚年的詩人畫家楚戈在《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憶及往事，直言昔日的彼時真是台灣文藝界的「波希米亞時代」啊，而作家陳若曦也指稱當年這群留連於武昌街、西門町咖啡座的詩人及作家是「波西米亞人」，甚至一度和他們一同廝混。我不禁好奇，這麼一個帶有強烈隱喻的歐洲詞彙，為何在許多台灣文藝界前輩的認同想像當中佔有如此深刻的份量。於是，我開始對二戰以後的「歐洲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傳佈以及聯繫關係產生了莫名的疑慮跟興致。 

考察「波西米亞人」詞意，原指中歐地區的波西米亞王國（當今的捷克共和國）居民。十五世紀時，波西米亞的茲克姆德國王（King Zikmund）將所有波西米亞王國境內的拉瑪人（Roma）逐了出去，他們逃到了法國，被當地稱為波西米亞人。1845年，亨利•穆傑（Henri Murger）出版短篇小說集《波西米亞人的生活情景》（Scenes de la Vie de Boheme），讓波西米亞人這個詞普及於法國，小說主題並由義大利劇作家普契尼改編成為歌劇《波西米亞人》（La Boheme，1896年）。這不僅反映了十五世紀以來，法國人對來自於波西米亞的吉普賽人的觀感，此後「波西米亞人」一詞更用以泛指自外於傳統社會、不受傳統束縛的一群人。 

最近翻查薛宗明的《台灣音樂辭典》（2003，台灣商務印書館），腦海中不時浮現一個曾經令我深刻莫名的名字-「李哲洋」。於是，我趕緊查閱相關條目，卻失望地發現，上頭僅記載：「李哲洋（1934-1990），民間音樂學者，業餘投入音樂研究，為人俠義，有風骨」短短數語，我感到非常訝異。這十來字的簡短詞條，對於諸多高據音樂殿堂的學界前輩以及音樂系科班生來說，或許只是用來考試升等的參考資料，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卻微感顫慄且不滿地探查，隱藏在那冰冷的辭典語彙底下，被人有意無意埋沒的一段歷史。 

是他-李哲洋，在主編《全音音樂文摘》時期編譯了廣泛的評介書刊與《名曲解說全集》引導我進入音樂的世界。即使以今天的標準衡量，《全音音樂文摘》內容之豐富，至今台灣依然沒有一本音樂專業刊物能望其項背，而且由於沒有廣告壓力，更能引介大量學術論文。 

是他-李哲洋，首度發表文章提出重視黑澤隆朝（1895-1987，日治時期的民族音樂學者）來台進行音樂調查的問題，並且在樂界大老許常惠（1929-2001）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浩浩蕩蕩地進行「民歌採集運動」之際，即已洞燭機先、極力促成，並發覺「採集運動」本身在研究方法上的諸多盲點。 

曾經帶領國家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系列」的指揮家簡文彬回憶，自己之所以對馬勒感興趣，是源於學生時代看的李哲洋翻譯的威納爾（Vinal）的《馬勒》：「當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聽一些馬勒的作品，但聽不下去，常常聽一聽就睡著了。我接觸到李哲洋翻譯的《馬勒》之後，卻欲罷不能地一直看下去，還在書旁寫或畫了一大堆心得」。 

今天一早，照例花個幾十分鐘練奏已生疏許久的鋼琴，曲目是巴哈的《二聲部創意曲》以及馬水龍的《中國民歌鋼琴小品集》。這套曲子本身很簡單、也很普遍（不少鋼琴競賽及測驗都會拿來用作指定曲），但許子珍（馬水龍的妻子）彈奏的這個CD版本卻不容易在一般市面買到。

原想找時間上中國音樂書房去買本《中國民歌鋼琴小品集》曲譜來練練，由於這張專輯裡的曲子都很簡單，才兩聲部，對我這初級程度的人來講比較沒那麼困難。卻忽然發現自己其實可以直接把它彈出來，雖然一開始有些不順暢。於是，索性決定不要依賴樂譜，直接用耳朵慢慢把旋律跟和聲抓出來，也算是一種聽力練習吧。

由於科系風氣的關係，我在大學時代一直都是過著猶如「視覺動物」般的建築人生涯，絕大部分的課餘閱讀時間幾乎都在翻看著印刷精美的國外建築作品圖集，從法國的柯比意（Le Corbusier）到德國的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從美國的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到日本的黑川紀章、安藤忠雄，企圖從設計大師們的造型表象上汲取一絲靈感，只為了在評圖競爭的場合贏得眾人的青睞與注目。至於重拾文字閱讀，那是唸研究所以後的事了。憶及種種往事，揚名立萬的建築大夢雖然未成，倒也漸漸地培養出對於線條比例與空間構圖的敏感度。當初《半世紀舊書回味》封面設計乏人接手，無意間看到了設計者「井十二」的平面作品，我的眼睛告訴我「就是這種格調」。原因無他，從簡約明快的線條語彙當中，我嗅到了同為建築人的設計氣息，我敢肯定這傢伙絕對也是某位德系或日系建築大師的「信眾」。

在這強調分工的現代社會，儘管各行各業均已一致趨於職業化、專業化。美術家於案頭紙張裡追尋筆墨天地，作家在字裡行間推敲人生哀樂起伏的段落章節，這是時勢所趨。有意思的是，總有某些人不甘蟄伏於現狀，企圖跨越各專業領域的固有藩籬。於是乎，我不禁想起了當今檯面上的幾位老一輩與中生代建築人，他們本行是建築實務，卻經常蠢蠢欲動地跨行寫小說、搞藝術創作，讓人既欽羨且驚訝他們所擁有的時間、自由、信念，乃至於勇氣。

首先提到王大閎（1918- ），他是戰後台灣建築學界第一代的「偶像級」建築師。生於北平，出身權貴世家，興趣廣泛、成名甚早，年輕時曾立下志願：「此生一定要寫篇小說、畫幅畫、作首曲子」。1936年，進英國劍橋大學機械系後即轉入建築系。1941年，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師承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國現代設計教育Bauhaus-「包浩斯」創辦人，現代建築史上擁有神話般地位的建築師），與當今享譽國際的貝聿銘、菲利普‧強生等人為同窗好友。提到當年的老同學，王大閎感嘆：「他（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到進軍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竭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言語間滿溢著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所特有矜持的民族主義熱忱。

1953年，王大閎回到台北開設事務所，當時他設計的「建國南路自宅」不知吸引了多少建築界師生前往「參禮膜拜」。我生不逮時，無法恭逢其盛。之所以對王大閎其人其事引發興趣，乃是後來得知「國父紀念館」（1954）以及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961）均為王大閎設計，而深感其有如迴廊瓊閣般的牆柱介面，與飄逸纖雅的量體構造，使我逐漸領略，原來這就是所謂「現代中國風」的美學典範呀。除卻建築專業之外，王大閎最有名的文字譯著《杜連魁》（非直接翻譯），改寫自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名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他說：「因為自幼就去歐洲讀書，只是想藉翻譯王爾德作品修練自己生疏的中文」。由此而生，他還譯有波特萊爾的詩和法國情詩多首，以及一部用英文書寫的科幻小說。就是這樣一股單純喜好文藝之心，數十年後感動了晚輩建築人阮慶岳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ㄧ本書不光是讓人看，更讓撰述者照見自己，尤其在將論文拙作改編成書之後，腦中不時浮現著這樣ㄧ股沛然難擋的自覺意念。 《半世紀舊書回味》可說是我一次大膽的「文本」試驗，此處之所以強調是廣義的「文本」而非學術意義上的「論文」，乃是因為我後來慢慢意識到「論文」本身即是個極其狹隘的概念，但長久以來我們卻過於低估了它的偏狹及其衍生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學術圈內。

 如果問我在學術論文與通俗出版品之間要怎樣轉化、如何拿捏？我認為首要者，先是要能夠找到發揮自己才情秉性的題材。就像拍電影、寫小說一樣，平日即需悉心體察生活週遭的一草一木，而從中凝鍊出一道發問。好的題旨綱目往往讓你在初捧略讀之際就深感其筆力非凡。可是，也有人找到了好題材，卻過於屈就理論大師或權威教授們的風格論調，最後一個個失去了自己的面貌，這都是很可惜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撰寫過程中必須習慣性地存想著誘引讀者共鳴的念頭。即便不是為了適應出版發行的市場需求，但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原點不也應該是為了引發其他廣大知識份子們的思想共鳴嗎？

自從《半世紀舊書回味》出版以來，我意圖透過各種媒介管道來了解讀者們與這本書的關係，比方說登載於各報章媒體的「書評」。其中，政大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所撰〈在二木與三木〉ㄧ篇尤為精闢獨到，短短數言卻點出了我自認為精妙處而大多數他者而似乎未察的佈局意象，當下即暗自引為知己。後來由於種種因緣際會，我在今年三月中參加了一場政大歷史系與中研院舉辦的近代史研討會。一來看看是否有什麼感興趣的學術論題，另外則順道去拜會這位劉季倫老師。會後，我與劉老師雖素未謀面，但有句話說：「文如其人」。透過著述與書評之間的一來一往，我們可說早已在字裡行間領略對方的性情與人格。待雙方實際見面以後，談起話來真有相見恨晚、欲罷不能之勢，這種感覺甚是奇妙。

其次，逛書店則是另一個試探讀者反應的老套笨方法。但由於每家書店有著各自不同的分類標準，以致於我好幾次閒逛時很難一下子找到自己的書。 大概是因為書名的關係，《半世紀舊書回味》通常歸屬於「談書的書」（books about books）或閱讀指南之類，與《書天堂》、《逛書架》、《台灣書店地圖》、《藏書之愛》等並列為書癡必備的「完全手冊」。對於以出版社為分類的書店（如政大書城）來說，則是被置於社會學類別的學術冷板凳。後來發現，書店店員會根據銷售情況而不時調整某些書的擺放分類。記得有一陣子誠品台大店還把它歸在史學部的架上，與《快讀台灣史》、《台灣史小事典》 等通俗史書比鄰而居（其實我內心倒是頗為期待書店主人能讓它繼續待在史學類）。

所以，就一般店銷的圖書市場而言，《半世紀舊書回味》內容雖讓愛書人印象深刻，卻是本不易明確歸類的書。有點像球賽裡的擦邊球，座落在歷史學、社會學與都市空間學之間的灰色地帶。好處是兼取各領域的知識特點，壞處是若稍有差錯則可能在各方面都無法獲得認同。這是跨領域文化書寫在試圖踰越讀者的閱讀習性時，所必然遭遇的現實問題。

我ㄧ直覺得歷史學與社會學雖是學術光譜極為不同的兩個領域，彼此卻很能收取截長補短之效，尤其是兩者在時間與空間面向的參照作用。日前拜讀柯志明教授〈社會學家們，回來作歷史研究吧！〉ㄧ文感觸良多，孤陋寡聞的我也才得知當今歐美學界真有「歷史社會學」這門學問！而且似乎還做的有聲有色。但我純然是出自歷史學與社會學文本閱讀愛好者的一種直觀感念，不能跟柯志明教授那綿密嚴謹的學術邏輯一概而論。

在我過去的學習生涯中，並沒有修習過有關史學專業的學門課程。但自幼養成的閱讀嗜好，卻讓諸多歷史典故在意識當中潛移默化。自小學開始，我即已嗜讀文言章回小說。當時的教科書也沒有為了文言、白話教材吵翻天的冗長爭論，只是頗訝異於那麼短少的文言竟能描寫如此豐富的小說橋段。這種閱讀習慣，直到高中時期遇上那令人倒盡胃口的填鴨史學教育後，才暫時與之分道揚鑣。於是，我體內的歷史之魂隱然蟄伏，沒預料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再度萌發。

我所認知的歷史系（或稱史學系）ㄧ脈，主要承繼清初乾嘉學派考據之風，著重史料考證，有著「讓證據說話」的敘事傳統。大抵歷史系學生在文獻整理方面的基本功夫都不錯，其論文大多擁有一定的札實程度。但是，將史料等同於歷史事實的預設觀點，缺乏田野經驗對照以及過於相信大歷史的演化進程與宏觀理論的必然性卻常妨礙了通往真相的道路。再者，過去數千年來著重封建統治階級的傳統史觀也顯得視野狹隘。不過近年來由於多元論述與研究方法的覺醒，在這方面倒是改進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