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今年2006，又到了四年一輪的足球世界盃。在球賽進行的一、二個月間，全世界的男性觀眾紛紛為之起舞（或起乩），就連平常絕大部分不踢球的台灣人-尤其是台灣男人，也都跟著球賽的轉播步調「瘋」了起來。人們觀看世足賽事的著魔程度，已不知幻化成多少各式各樣的神話耳語。例如，早有球迷指出：歷屆熱門球賽當天世界各地的犯罪率都將會大幅降低（因為所有的小偷罪犯都跑去看比賽轉播了），或是指控球賽賭盤的結果，隨時有可能影響到全球地下經濟之類的誇張形容。 

觀看足球競賽，無疑喚醒了昔日十七八歲少年時暢快奔馳的熱血回憶。記得高中時期還曾號召數十位足球同好組隊定期練球，並且幾度與他校學生私下較量足下功夫。但不知曾幾何時，每屆的世足賽愈是在媒體上炒得熱鬧滾滾，內心反倒愈是喚不回原初對於足球運動的熱忱。其間混和著連自己都難以說清的諸多因素。 

在台灣，我其實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死忠的男性球迷抱持著：「老婆孩子可以暫時不顧、但球賽不可不看」的執毅念頭。但我更覺得好奇的是，從不踢球的多數台灣男人，究竟抱持著何種心態來面對世足賽。幾經詢問過後，我所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反正四年才這麼一次，瘋狂一下又何妨」。 

於是乎，眾人於觀賽前針對各路球星與戰積的評估分析如數家珍，以及徹夜株守賽事現場轉播的諸般激情，對照於整個球賽結束-待冠軍名次出現-滿足了消費世足熱潮的短暫慾望過後，這群盡情宣洩的足球癡漢們幾個月後很快地便搶搭著另一波的潮流，甚至壓根兒就不在乎台灣還有「發展足球運動」這回事。從漫天激情到冷漠遺忘的進展過程之快，恍然是某種「一夜情」的文化翻版。

設計，無所不在，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亦如是。新書店裡，亮眼的書封面是讓作品在書海中脫穎而出的必備籌碼。舊書市場上，一本絕版書的封面完整與否，其價差有時甚至高達數倍之多。說穿了，愛書人蒐書購書並不光為了文字內容，很多時候其實是沖著外表那張賞心悅目的「書皮」而買。這是為何？還不就是人們心底潛伏的審美感官在作祟麼！ 

較精確的說法，「書籍之美」在外觀上可略分為封面設計（Cover design）與書裝幀（Bookbinding），前者意指平面包裝，後者則包含了三度實體。隨著近代西方印刷術的傳入，傳統線裝木刻形式的書籍裝幀逐漸式微，中國最早的現代書籍設計者可遠溯至三○年代的魯迅、陶元慶、錢君匋等人。而台灣自戰後以來，從「封面設計」到「書裝幀」的整個歷史過程並不算久遠，卻有著不少理路未明的歷史斷層。好比說，早期「大業書店」文學書系之於畫家廖未林，「光啟出版社」之於版畫家陳其茂，以及「遠景」、「遠行 」系列叢書之於黃華成。而提到五○年代赫赫有名的《文星》雜誌與叢刊，有心讀者絕不能夠忽視-蟄伏於扉頁一角的「龍思良」設計署名。 

龍思良（1937- ），一個讓人有點陌生又不太陌生的名字。談起繪畫創作，他是師大美術系師生眼中的鬼才，在海外各地舉辦過不下數十次的巡迴展。說到攝影紀實，他又是啟動台灣現代攝影的同人團體「V-10視覺藝術群」的創始元老。而《文星》雜誌，則是他從事書刊設計的起點，也是他與台灣文藝界「波西米亞族」彼此交遊闖盪的源頭。總之，他大半生涉獵廣泛，不斷游移於文學界、繪畫界以及攝影界，甚至於還跟朋友合開過ㄧ家充滿沙龍氣息的文藝咖啡館，並為此跨刀專責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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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台灣政壇屢起干戈，端看政治新聞或談話性的政論節目，各種醜聞內幕暴料者與當事人之間的撲朔迷離，簡直要比八點檔連續劇來得精彩。而幾次下來，我看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共通現象。當這些以公平正義自居的節目主播者或名嘴們討論到他們在法律、政策、行動等各方面都束手無策的時候，最後都會不約而同地控訴：「╳╳╳等著瞧！看看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將來要怎樣『面對歷史』」。在call in現場殺氣騰騰、咬牙切齒的政論場合當中，當我聽到竟然還有人能說出「面對歷史」的這個訴求，內心真是有些暗自慶幸（以及一點小小的感動），畢竟-「至少有人還注意到，我們的某些普世價值並沒有被遺棄」。但是，在這種時間點、這般局面下，想到「歷史」一物被提出來當作最後一種無形的「道德防線」，卻又讓人微感無奈，更有點像小孩子玩辦家家酒跟玩伴鬧翻又爭不過對方的天真餘緒。 

說實在，「歷史」本身並非那般遙不可及。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消費」歷史，甚至直接把「歷史」當成一種茶餘飯後的甜點。螢光幕上，除了當紅的日韓偶像劇之外，在台灣有不少觀眾也都蠻愛看歷史劇（特別是對岸「老共」製作的大卡司戲碼），從封建時代康熙帝、乾隆皇的稗官野史傳奇，一路看到「太平天國」、「走向共和」之類的革命史詩。甚至有的重度歷史戲迷根本就是無役不與、無所不看，談起歷史掌故可說是到了鉅細靡遺的地步。但是，把歷史拿來「消費」是一回事，至於能否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近這陣子很迷黑澤明的電影。這位西方人稱「日本最後武士」的史詩導演，其作品揉合了民間風土人情以及傳統武士道精神，在龐大的情節佈局之下往往細膩地隱喻著人性的焦慮與矛盾。其中有一部描述幕府末年診療所（即地方醫療收容所）的作品-叫做「紅鬍子」（Red Beard），其間多方描述醫者與傷者之間彼此轉圜的互動情節，著實讓人低迴不已。在故事裡，三船敏郎所飾演的主角-紅鬍子，是一間診療所的負責人，他必須經常面對經歷過戰亂與貧窮之後遍體鱗傷的各路患者-甚至是國家醫療制度本身，即便遭致對方的無禮回應，但在他這位醫者的心目中，眼前人們做出不理性的種種行徑，其實都遠不如內心所受的傷害來得深。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全心地付出包容與體諒。 

這部旨在以寬容療癒傷痛的電影，讓我不禁想到，過去台灣曾經也有過這麼一群人的類似遭遇。由於國共內戰的因素，他們陰錯陽差地隨著國民黨軍隊倉皇逃難來台。在那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的年代，不知造成了多少妻離子散、舉目無親的流亡悲歌。「軍中作家」桑品載形容他自己那一代人，是「被亂刀砍殺的時代孤兒」。他們以肉身之軀捍衛著這塊充滿不確定感的土地，用驚恐與苦悶填補著起一個又一個貧乏而蒼白的日子。一晃眼，四、五十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但沒有想到，在這塊島嶼落地生根之後雖然生活逐漸穩定了起來，卻又因為一股叫做「去中國化」的氛圍，讓他們再度面臨某種被驅逐排外的失根焦慮。 

當時，在這原本只有六百萬人的島嶼上，一下子就擠進了六十多萬個手執干戈的人，也開始步入戰後台灣「軍中文藝」的狂飆時期。尤其是在四、五○年代這段期間，台灣「軍中作家」數量之多，可謂風起雲湧，文風之盛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一朝代。放諸世界文學史，更是個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他們的作品不僅訴說著個人軍旅生涯的點滴，更反映了半世紀國共內戰的大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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