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近日來，大概是深感於週遭環境變遷的讓人有些措手不及的緣故，特別喜歡逛二手唱片行（例如，重慶南路的「啟元」、台大對面的「再生工場」、泰順街的「貓頭鷹」、乃至於網路上的「奇摩拍賣」），只要時間允許，我都會儘可能地順道前去，為的是找尋那些被排除在主流市場之外的老聲音。 

其中，有一種或許該被歸類於政治音樂的「競選專輯」，由於受到政治活動的時效性限制，此種音樂通常「用完即丟」，因此也不太有人會去認真注意到。不過，很可能是心血來潮或是有所感悟吧！我突然留意起「水晶唱片」出版的《台北･春天･新故鄉》這張專輯。來得正巧，前幾天才剛在我的CD亂堆之中找到它。端看專輯封面的設計感相當簡潔素淨，圖文比例與用色相當節制，雖是名為「競選專輯」卻看不出一絲「張牙舞爪」的競選味道。 

配置於專輯封面中央的，則是一張由陳水扁與吳淑珍閒坐依偎在一起的老照片，兩人模樣依稀年輕（感懷青春與理想啊）。待翻查專輯內文，得知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時，路寒袖（作詞）與詹宏達（作曲）連訣合作為候選人陳水扁寫下了兩首競選主打歌。其中一首〈春天的花蕊〉描述他和吳淑珍之間命運坎坷而相互扶持、不離不棄的愛情，另一首則是描述台北願景的〈台北新故鄉〉，曲風同樣是清新脫俗、雅俗共賞。據說該兩首歌曲一推出，不僅讓選民們耳目一新，陳水扁得以順利入主台北市府，也使他成為台灣第一位委託專人打造競選歌曲的政治人物。就連選舉過後，仍不少民眾來電洽詢索取錄音拷貝，甚至還成了坊間卡拉OK的當紅點播歌曲。後來，水晶唱片公司有鑒於歌曲本身的保存價值，向福爾摩沙基金會取得了授權，於次年正式對外出版發行，並加入了原住民各族（除了邵族之外，幾乎每一族都到齊了）以及客家語的版本。而其中讓我最為叫絕的是，該專輯「壓軸曲目」竟然請來「三重南義社」的民間北管樂師邱火榮、鄭榮興跨刀助陣演出北管器樂版，聽著道地的傳統嗩吶在鑼鼓伴奏下吹奏起〈台北新故鄉〉的現代旋律，有種無以言喻的奇妙感受。 

此時瞥見唱片背面的發行日期，是在1995年，距今約十年有餘的時間。十年啊！十年！相較於千百年的國族歷史而言，短短十餘年的光陰不過猶如白駒過隙。但是對於生活在當下的台灣人民來說，卻已經殘酷地足以讓人們清楚看見一個年輕的本土政黨-從過去在野時期標榜「清廉」、「反黑金」的崇高理想，到執政之後弊案纏身、清廉形象破產的迅速殞落，這十餘年的時間也未免太快。

前陣子，台北地區的房地產業者不知怎地，突然大興土木、競相建造豪宅公寓。但是，由於政府明令不得在公共場合張貼廣告。因此，腦筋動得快的台灣商人想出了對策，請來臨時工身穿廣告背心、手持廣告看板，以「時數計費」方式佇立街頭；或者乾脆找上急需賺錢的年輕人，直接「出租」他們身體的某個部位-貼上廣告LOGO充當「活體佈告欄」。 

我記得，劇場工作者李國修曾說過這麼個故事，有一回他在日本看當地的能劇團演出，為了一位專門負責擔綱背景的跑龍套腳色而暗自哭泣，理由是這位演員以某個極其不自然、卻又不被人注意的動作固定著他的身體足足有半小時之多，只為了卑微地襯托其他主角的存在。然而，當畫面切換到今日的台北街頭，以身軀作為商品廣告的活體看板戲碼正不斷上演著。只不過，這裡並沒有觀眾，倒是得面對不少漠然呼嘯而過的往來人群。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一部小時候印象很深的老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候孝賢導演、吳念真編劇），男主角陳博正飾演的「廣告夾心人」（sandwichman）為了討生活，前後身披劇院看板、扮裝塗抹成小丑模樣穿梭於人群當中，飽受冷漠的異樣眼光。這也是我的第一個「黃春明印象」，並非先從他的小說，而看過這部改編的電影之後，才去找了原著小說來看。八○年代初期，適逢台灣電影新浪潮導演（如侯孝賢）崛起，黃春明亦為最早在台灣文學界引發「文字結合影像」熱烈討論的作家第一人。這些評論主要包括了詹宏志以〈國產電影的新起點〉談〈兒子的大玩偶〉、馬森以〈電影與小說〉評〈看海的日子〉、陳映真以〈台灣第一部「第三世界電影」〉論〈莎喲娜拉，再見〉。 

提起善於說故事、編童話的鄉土作家黃春明（1935- ），身旁很多文友都形容他是「天生的說書人」。而這般豐富的敘事特性，往往使得許多小說（包括〈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兩個油漆匠〉等）出版後很快地都被改編拍成了電影。尉天驄認為他「講的比寫的還要來得精彩」，建議黃春明乾脆用錄音有聲方式出版。而替他出版小說集的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則追述，黃春明講故事的「語言魅力」甚至讓意圖要劫取財物的攔路匪徒都為之動容，甚至因此打消了搶劫念頭，在其過人的說書稟賦上更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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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陣子，書店似乎開始吹起了「現代詩」的流行風，新書展示台上頻頻瞧見甫出版的新詩集，如楊牧的《介殼蟲》、鯨向海的《精神病院》。不過，提到台灣詩刊的舊籍收藏，《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笠》…可都是老少詩迷們心中的麥加。其中，創辦時間最早、讓我印象最深者，乃是1953到1964年間由紀弦主編的《現代詩》季刊。原先自己在舊書攤挖到的零星數本（如今連網路拍賣都不易出現；就算有，也多是價格不菲的搶手貨），還有跟別人借來的（日子一久可能就會不小心忘記還了…）。如今，算一算手邊累積的《現代詩》，林林總總加起來倒是頗為可觀。偶爾閒暇時，把玩著這些年歲幾乎比我爸媽還老的舊詩刊，竟有種異樣而親切的感覺。很多時候，不單是閱讀它的內容，而是儘可能地動用身體的所有感官知覺，以各種方式感受這經歷了數十年光陰的紙上容器，彷彿如此就能夠讓人更貼近塵封的歷史記憶。就像重度的品酒人士那樣，在飲酌陳年老酒之前，都會不自覺地淺嚐它特有的一股懷舊氣味。 

有一回，我「玩興大發」，把成堆的《現代詩》一本本全部拿出來排列在書房的磁磚地板上，以各種齊聚方式排比組合，縱觀橫覽、變化萬千，直感「數大便是美」，甚是有趣。無意間發現，每一塊約三十九點五平方公分大小的磁磚，恰恰好等同於六本（三乘二）《現代詩》的面積，幾乎分毫未差。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而是《現代詩》季刊由封面設計到內文編排，整體上皆蘊含了現代建築設計的「模矩」（modular）概念。乍看之下，薄薄一本不足百頁的《現代詩》季刊份量不多、版面純淨，內外主要以幾種固定比例的矩型區塊作為編排手法，以簡單形式表現豐富的意象。圖文雖少，其構圖對比平衡的種種細微處卻極為利索，稱得上是最極至的精簡美學。在這裡，現代詩與現代藝術兩者雖使用不同的創作素材，彼此之間的美學主張卻未嘗沒有共鳴處。

據報載，近年來台灣國小學童的作文能力日漸低落，不僅錯字連篇，連成語造句都用得荒唐離譜，再加上今年度大學基測題目首次出現了ORZ、3Q等「火星文」用語，更引發教育界人士對於年輕人中文能力一落千丈的檢討聲浪。以下短句，據說是抄錄自台北某校小學生的國文試題作答： 

造句題1.「欣欣向榮」---我的弟弟外表長得「欣欣向榮」。

造句題2.「風塵僕僕」---在教室外面的操場上烤肉會「風塵僕僕」，實在不太好。 

岔開話題，最近「台開」股票風波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只要一打開電視，就連完全不懂股票的門外漢如我也都每天被迫接收相關訊息，真是不堪其擾。其中，呂副總統相當巧妙地使用「涉世未深」此一成語句型，用來替趙家駙馬「炒股」一事開脫，堪稱台灣「語言政治學」的經典用句，著實讓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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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聽當今台灣的主流媒體言論，總是不乏批判譴責「哈日族」的訓教說法，輕則譏諷這些「哈日」的七年級生是一群徘徊日本淺層文化邊緣的草莓族，重則冠以「喪失國格」或是「崇洋媚日」的污名。 

相較於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哈日文化風潮的歷史矛盾，自五○年代以來深刻影響台灣政經環境的美國文化似乎就沒有這種尷尬情況。尤其在台灣的當權精英份子盡情宣洩他們對年輕一代「哈日族」的反感之際，卻極少出現有「哈美族」的命名。或許是因為，在向來「親美」的台灣官員與文人學者眼中，有關於「美國」的一切意識形態早已被內化成為既定且無庸置疑的普世價值，更沒有人敢直接挑戰質疑美國以政治力量介入全球各地的強勢作為，而成為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自然就沒有所謂「哈」或「不哈」的問題。 

台灣本是海洋一嶼，具有明顯的移民文化屬性。數十年來歷經數朝更迭，如今處於美、日兩大帝國勢力之間，在政治認同底下竟是如此渴望交流偷渡著彼岸進步國度的文化想像，乃暗自衍展出分屬「哈日」與「親美」族群的次文化。而在1949年國共隔海分治以後，海峽彼岸的一切-包括從三○年代文學到六○年代文革時期的所有相關文化表徵-一律強制禁斷阻絕。正是由於對鄰近「祖國」種下的禁忌，反倒激起人們跨越防線的好奇心。這種情況不只非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如此，即使到了九○年代解嚴以後亦然。如果說，極度崇拜日劇偶像的年輕粉絲是所謂「哈日」族。那麼，基於某種崇拜與好奇的心緒，喜好將上面印有毛澤東肖像的各式宣傳品以及紅色封皮的《毛語錄》視為革命象徵圖騰的青年人-對於這些熱切蒐購文革懷舊物品、懵懂嚮往彼岸左翼思潮卻無切身之痛的海內外學子們又該怎麼暱稱呢？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期間雖有謝雪紅等人陸續發起左翼民族運動。然而到了戰後五○年代，由於國民政府厲行反共戒嚴政策，數十年來台灣本地的左翼人士在歷次的白色恐怖（亦即以各種強制清肅手段虐殺紅色革命份子）事件當中大多已被肅清殆盡。當革命份子相繼仆倒於馬場町刑場的同時，也一併扼殺了日治以來的左翼思想。倖存者大多噤若寒蟬-或已被資本主義「收編」，左派思想傳統在台灣可說幾近斷絕，成為鍾喬口中「全面右化」的「畸形社會」。至今仍能獨自堅持左翼路線思想並以之據為創作與行動意念的核心價值者，除了陳映真（1937- ）之外不作他人想。王德威說他是台灣「最後的馬克思」，黃春明、尉天驄、藍博洲、林懷民等一干文壇友人則是暱稱他為「大頭」-以突顯其大腦思辯格外發達、意念凌駕情感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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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都市裡總有些相當重要卻不為社會主流重視的邊緣文化，比如台北縣福和橋以及重新橋下的跳蚤市場。 

逛跳蚤市場，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挖寶」。也就是說，如何在眼前凌亂紛雜的眾家攤位（幾乎有數百攤之多）當中，以最有限的精簡時間挑到你最想要的罕見東西。我逛跳蚤市場的經驗不算久（大約才三、四年吧），但幾次下來的經驗法則告訴我，這裡有哪幾位眼熟的攤商（即所謂的「重點攤位」）通常在哪些角落擺攤，他們的攤位上有哪些我感興趣的物品，幾乎可說在未逛之前即已了然於心。對我來說，來到福和橋除了「挖寶」之外，同時也暗自回味著自己早年些許的童稚記憶。依稀記得，約莫在小學一二年級剛搬來台北縣定居的一段時期，曾經跟著父母來福和橋擺過攤，心中從此烙印著此處堤岸、公園以及喧囂人群的深刻印象。 

觀察福和橋下的經營生態，當地消費族群以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為主，其中不乏攜家帶眷以求糊口謀生的夫妻檔或父子檔。其中，有個攤位總讓我特別留意駐足，不僅因為地攤上擺售的懷舊物事，而是看著老闆在閒暇之餘教小孩彈奏吉他的樣態。相較於打瞌睡閒聊終日的其他攤商，他們總是讓我對於這外觀髒亂的跳蚤市場多了一種浪漫想像。此外，這家固定在某處角落的攤位，常有我喜愛的傳統民歌絕版唱片以及書籍。記得上回就是在這裡廉價買到整套水晶唱片公司出版的《台灣有聲資料庫全集》，以及一本10元的夏宇《備忘錄》詩集-品相良好而且還是簽名本。

上禮拜（5月5日）「金曲獎」入圍榜單出爐，各大媒體以及眾家樂迷們每逢這種頒獎場合，爲了炒熱氣氛總是不忘先行提出各家「預言」版本。於是，關乎某人冷門、熱門的流言蜚語在結果揭曉之前即已漫天飛舞。此外，或許可能還有部分賭客看準了「商機」，準備要藉此大幹一票呢。咱台灣人可說是「賭性堅強」，舉凡職棒、職籃、股市、足球、選舉…幾乎只要涉及「誰輸誰贏」而大家又感興趣的話題就都能夠拿來搏殺取樂一番。 

每年「金曲獎」榜單公佈，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不管再怎樣評選，其結果總是會招致部分人士的不滿情緒。於是，我看到很多「粉絲」在網路上大肆批評，有人甚至因為某些熱門歌手落榜而揚言「拒看」頒獎轉播，他們說：「好的音樂若真能引起聽眾共鳴，有沒有得獎都無所謂…那些獎項不過是一種商業操作」、「真正的愛樂人根本不必理會誰得獎、誰沒得獎」…的確，這些話其實都沒有錯。「金曲獎」確實是一種操作，「金曲獎」確實是一種妥協，「金曲獎」確實是一種利益糾葛，「金曲獎」確實也絕不等同於音樂的真理…。但是，我們倒也不必抱持過於偏激的消極想法，將音樂界現實存在已久的諸多弊病全歸咎於「金曲獎」，甚至與之劃清界線，一味批判主流市場的庸俗，用來突顯某種「清高」的品味與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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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文化在臺灣早已成了一門顯學，不僅青少年男女沉浸於偶像日劇-謂之「哈日」族，就連閱讀出版界的文化精英們對於日本風物、文學、建築、鐵道、旅遊乃至男女關係等話題也都紛紛趨之若鶩。回顧自身，雖然對於時下流行的哈日現象感應微弱，但我嗜讀呂赫若的小說、喜愛立石鐵臣（1905-1980）的民俗版畫、狂聽江文也的鋼琴音樂，因而也逐漸產生了某種關於「日本」的歷史想像。我尤其嚮往1930年代以降，乃至1940年代日治末期的這段時間，當時接受日本教育以及受現代思潮影響的一批台灣知識菁英（通常也是地主階級的富家子弟），開始回到家鄉本地過著布爾喬亞式的優閒生活，看電影、演戲劇、上咖啡館、寫小說、聽音樂會。雖然他們（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賴和）不時仍以寫作、參政、結社等手段進行文化抵抗，但在文藝界卻不乏相互勉勵、朝氣蓬勃的創作氛圍。在1997年的一場文學座談會上，作家巫永福感嘆：「在日本時代經營《台灣文藝》比現在容易…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些東西很少涉獵，當時台灣人口只有五、六百萬，可以經營的很好，如今有二千一百萬人口，卻無法經營…」。 

隨著吳新榮、鍾理和、楊守愚等早期台灣作家的日記出土，今日的我們與過去這段脫落的歷史之間開始出現某種巧妙連結。大約一年多前（2004年底），我在唐山書店第一次看到了中日文對照的《呂赫若日記》，記載了他從1942年至1944年間的日常點滴，場景橫跨日、台兩地，當下雀躍之情難以言喻。因為，這本《呂赫若日記》除了讓人藉此一窺他的文藝交遊圈子以及私人創作生活之外，似乎也隱然勾起了我的另一種「哈日」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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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一陣子沒去重慶南路書街了，平常逛慣了台大師大附近的大大小小新舊書店以及簡體書店，重慶南路對於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十年前的高中時期-那時幾乎每週必來此一逛。日前，忽然心血來潮，午後搭車來此重溫書街舊夢，卻收穫不多。正準備由衡陽路口打道回府之際，乍然瞥見街邊「天龍書店」外頭掛著「每冊十元」的斗大標示。一眼望去，室內前端幾乎是滿地的廉價書，後頭則是成堆的簡體字書。於是，我心想「就看看這最後一家吧…五分鐘就好」。 

說實在，書店進行廉價促銷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有趣的是裡頭那位賣書的人。書店裡，一名看似「掌櫃」的中年男子四處招呼來客，精明幹練的樣態看起來頗為斯文。不過，他的吆喝叫賣聲倒讓我想起小時候跟隨媽媽去菜市場買魚買菜的情境：「來喔，攏總一本拾塊」、「這些書本來都要拿去銷毀，我放在這裡碼是ㄉㄧㄣˋ位子，俗俗賣你啦」、「哎呦！這位太太妳隨便撿、隨便挑啦，才拾塊ㄋㄧㄚ啊」。 

這裡的場景，與其說是「書店」，還不如稱它為「書的墳場」來得貼切。關於「天龍書店」老闆沈榮裕-我早已略聞其名，據說是書店同業中的「切貨高手」，當初即以69元低價書店發跡一時，如今順應潮流逐漸改賣大陸簡體書。但聽「群學」劉總編提起：「這裡的簡體書也已經好久不流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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