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歌曲《美麗島》之於我-原是片斷的殘象，其整體感受來自於逐年累積。大約三年前，我在二手唱片行購得一張《原浪潮》合輯（2000年，魔岩唱片），第一次聽到胡德夫演唱與彈奏《美麗島》這首歌，初聽之際只覺詞曲本身固然清新悠揚，但陳述台灣印象的手法卻仍不脫歌詠風物景色的福爾摩沙樣板。 

去年初，購得胡德夫首張發行的個人專輯《匆匆》，唱片封套採用筆記書形式，頗具歷史收藏的設計感，內容又收錄了歌曲《美麗島》。其間，我又陸續取得葉樹茵的《非常屬於我》專輯（1994年，波麗佳音唱片）、巴奈的《美麗之島‧人之島》合輯（2001年，台灣人權促進會）以及《楊祖珺》專輯（1979年，新格唱片）。在這數張唱片當中都可見《美麗島》一曲的蹤跡，彷彿暗夜星辰般，閃爍微光指引著這些民歌手們追尋自己的路，胡德夫尤其經常提到：「當年我認識的許多朋友當中，李雙澤是影響我、鼓勵我最大的朋友。他鼓勵我唱出自己民族的歌謠，寫出代表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歌」。後來，我在舊書攤找到楊祖珺編著《壓不扁的玫瑰》一書，內容述及七○年代的民歌運動佚事。與胡德夫相同的是，其精神源頭均指向同一人-就是李雙澤。 

另外，根據李雙澤生前的好友蔣勳、李元貞、楊祖珺等人描述，當年淡江附近有個「動物園」曾讓文藝青年們留下深刻的集體記憶。起初我乍感困惑，怎麼！「動物園」不是在木柵嗎？我竟然不知道淡水也有一間「動物園」！待我稍作查閱以後，才知鬧了笑話。原來這裡的「動物園」不是一般豢養鳥獸蟲魚的柵園，而是指李雙澤當時在淡江校園附近賃居的一幢宿舍。至於為何不叫作「╳╳書齋」、「╳╳山房」之類的名號，至少也優雅些，非得要取「動物園」這渾號呢？難道是因為胖胖的李雙澤外表看起來像隻動物（大概是小豬吧，請原諒我如此不敬，不過根據某些淡江校友的陳述-確實有此一說）。總之，這間大有來頭的「動物園」並不僅是單純的學生宿舍，而幾乎等同於當時校園異議團體的地下活動中心，以及台灣民歌運動的祕密花園。 

李雙澤的早夭，使他成為永遠的傳奇。當二十八歲的他在海浪中告別人世的時候，我才一歲多，是個懵懂的小娃。後人在追懷前賢的時候總有尋找英雄的衝動。對於這位素未謀面-而且已然被歷年來的歷史論述及其崇拜者視為民歌神話般的人物，我只想儘可能還原在他那神話外衣底下的真性情。 

「沙龍」（Salons）一詞，源自十七、十八世紀的義大利及法國。根據韋氏大辭典解釋，原指接待訪客的居室空間，貴族王室們用以經營文學、音樂、藝術乃至不同社會份子之間交遊往來的社交關係，後逐漸轉化成為知識份子和文藝愛好者定期進行的社群聚會，哈伯瑪斯（J. Habermas，1929- ）視之為實踐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空間場所。此時伴隨著咖啡的引進，林立於歐陸各大城市的咖啡館乃成了布爾喬亞階級的文藝界人士們高談闊論的市民空間。飄洋飄海的咖啡文化在1930年代左右經由日本傳佈到了台灣，此時台灣仍處在日人殖民統治之下，第一批留學歐日的台籍文藝菁英們開始嘗試摸索。到了1949年，從上海霞飛路遷移至台北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以及開設於台北市中山堂對面永綏街的「朝風咖啡館」仍不脫歐陸模式，繼之成為戰後台灣最早的咖啡沙龍典型。 

相較於強調時髦浪漫與前衛自由的歐洲咖啡館，約莫在六○年代中期，開設於台北館前街的「怡太旅行社」則演繹出另一種根源自傳統的本土沙龍現象。掛名董事長的「旅行社」主人，乃是當時被台北藝文界視為精神導師的戲曲專家 俞大綱（1908-1977）先生。名曰「旅行社」似乎只是個幌子，這裡每天所做的也不過是些蓋蓋圖章的工作而已，生意據說不怎麼興隆。小小一間辦公室卻時常高朋滿座，每天都會有各界人士慕名而來，大都是些少不更事的文藝青年-包括了畫家、作家、音樂家、舞蹈家以及文教記者，不時圍繞在俞大綱這位長者身旁，向他請教些文化界相關的疑難問題。久而漸之，俞大綱先生每星期三都會在他館前街的辦公室講述唐詩、楚辭與戲曲，各方面的有心人士早已在那兒聚集，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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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週末的福和橋跳蚤市場還不到上午八點便人聲鼎沸，在一如往常的平靜當中透露出些許不平靜的預兆。尤其感覺最近幾個禮拜的攤商數量增加了不少，原本就有些緊促的狹小空間如今變得更擁擠了；或許是年初北縣府無預警封閉「重新橋下跳蚤市場」的影響吧，導致有部分攤商流動過來這邊做生意。突然間，咫呎之遙的幾個攤位引起了一陣騷動，似乎是來了些「不速之客」。我趨向前去一探究竟，瞧著幾名扛著拿著各類攝影器材的青年男子迎面而來-彷彿怕人不知他們記者大哥身份似的，那聲勢簡直有如城隍爺出巡，大搖大擺地用他們肩上、手上那根有如巨大陽物的「卡麥拉」鏡頭，貪婪地直搗這跳蚤市場處女地的春光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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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五○年代，台北街頭開始出現堪稱「波希米亞族」的文藝青年，他們遊盪四處、隨性不拘，甚至有些異常舉止常令衛道人士不知所措。但謬思女神的園地若少了這群「人來瘋」的年輕人，恐怕真要單調失色許多。此一族類大致包括有音樂圈的許常惠（1929-2001）、戴洪軒（1942-1995），文學界的三毛（1943-1991）與七等生（1939- ）（三毛、七等生兩人的筆名與性情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及詩畫雙絕、橫跨藝壇與文壇的楚戈（1931- ）。這些「波希米亞族」們性格鮮明，作風特立獨行，座落在保守的台灣傳統社會裡頭，他們的存在總會吸引凡人目光而成為話題，乃至於被視為異端（如戴洪軒），有的甚至最後走上了自絕之路（如三毛）。儘管「波希米亞族」的某些行事作為不被一般眾人所了解，但他們卻經常熱情地流露出對於其他陌生人兒以及陌生事物的欽佩與喜愛。罕見的博愛，讓他們習於其它文人不容易做到的-去欣賞别人的作品或文章，不吝於釋出情感與讚嘆。

追溯當年，遠端迴盪著齊豫在《橄欖樹》的天籟嗓音：「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波西米亞的風情雅趣彷彿透過民歌聲曲的感染力而推向了一個新高潮。當時正值青澀歲月的「波希米亞族」青年們多半是年少輕狂的風流人物。其中有的因飽嚐流離失鄉的心緒而極盡悲愴，有的藉由追逐醇酒、美人以及詩情來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有的則甚至於揚言「把社會陳規踩在腳下，視自然法則如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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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詩人畫家楚戈在《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憶及往事，直言昔日的彼時真是台灣文藝界的「波希米亞時代」啊，而作家陳若曦也指稱當年這群留連於武昌街、西門町咖啡座的詩人及作家是「波西米亞人」，甚至一度和他們一同廝混。我不禁好奇，這麼一個帶有強烈隱喻的歐洲詞彙，為何在許多台灣文藝界前輩的認同想像當中佔有如此深刻的份量。於是，我開始對二戰以後的「歐洲文化」與「台灣文化」之間的傳佈以及聯繫關係產生了莫名的疑慮跟興致。 

考察「波西米亞人」詞意，原指中歐地區的波西米亞王國（當今的捷克共和國）居民。十五世紀時，波西米亞的茲克姆德國王（King Zikmund）將所有波西米亞王國境內的拉瑪人（Roma）逐了出去，他們逃到了法國，被當地稱為波西米亞人。1845年，亨利•穆傑（Henri Murger）出版短篇小說集《波西米亞人的生活情景》（Scenes de la Vie de Boheme），讓波西米亞人這個詞普及於法國，小說主題並由義大利劇作家普契尼改編成為歌劇《波西米亞人》（La Boheme，1896年）。這不僅反映了十五世紀以來，法國人對來自於波西米亞的吉普賽人的觀感，此後「波西米亞人」一詞更用以泛指自外於傳統社會、不受傳統束縛的一群人。 

最近媒體上又有好幾則看似「無厘頭」的新聞，十足地黑色幽默，害得我以為是在讀馮光遠的《給我報報》，或者是坊間的《腦筋急轉彎》。 

哪位總統無貢獻？國中考題惹爭議

「哪一位總統對台灣民主，毫無貢獻？」選項A（蔣中正）、選項B（蔣經國）、選項C（李登輝）和選項D（陳水扁）。這居然是台北市一所國中，國二的歷史考題，結果全班36人，有30個人回答「陳水扁」，老師說，答錯了，老師設定的標準答案是「蔣中正」。 敏感的政治議題，竟變成國中考題，家長很火大。一名學生說：「我覺得陳水扁跟李登輝，都沒什麼貢獻，因為看不出來做了什麼事。」也有學生說：「蔣中正吧，因為那個時候算是蠻嚴厲的，就比較沒有那麼民主。」…也有學生一看到題目，批評出得太爛，不想回答。

【2006/04/15  東森新聞報】 

這件新聞是不是有點像現代版「國王的新衣」童話故事！孩子們天真直率的感受，彷彿戳破了大人們道貌岸然、粉飾太平的某些謊言。我實在很想開玩笑地建議，這道題目應該還可以再增加兩個選項：選項E（以上皆是）、選項F（以上皆非），嗯…剛好可以湊成一支鉛筆的六個面-擲骰子猜題。但一想到，若真是「追根究底」下去討論這種複雜的社會價值與國家認同問題，會不會把學生們給弄得神經錯亂。於此，我的內心又極為不忍，玩笑話開不下去了。 

最近從電子報上看到一則文學訊息： 

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

文壇最具爭議性的小說家8P又出招了，這次他們要「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由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8P企劃執行的文藝營，光看課程名稱就讓人目眩神迷，從「台灣文學夢幻一軍」講到「世界大師之旅」；從「小說的八百萬種死法」談到「文學獎攻略手冊」…負責規劃課程的小說家許榮哲表示，這個營隊肯定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具戰鬥力的文藝營。課程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文學性課程，一次為學員導讀32位知名作家，從駱以軍、黃凡，一路講到余華、村上春樹，最後是海明威、馬奎斯。一是實用性課程，教導學員如何寫出好小說、如何不被退稿、如何贏得文學獎。而且全程以多媒體聲光的互動方式呈現，還有專人錄影，完全打破一般人對文藝營的制式印象。

【2006/04/11 聯合新聞網】 

什麼？有沒有搞錯！教導學員「如何寫出好小說」、「如何不被退稿」也就算了，居然還能堂而皇之的教你「如何贏得文學獎」！怎麼，台灣文學界以後有沒有可能像補教界那像，出現文學獎「保證班」-包你「上榜中獎」，落榜者「全額退費」。但是，說實在，其實我也很不屑於成天嘴裡掛著「志在參加不在得獎」之類的鬼話。投稿本來就該要抱持著志在必得的自信與決心，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要有所收穫。而且，對於許多沒沒無聞的文藝青年來說，「文學獎」可說是一條通往文壇之路最速成管道。專事寫作的年輕人若是不依賴它，那還靠誰呢？話雖如此，用白紙黑字公然宣告「如何贏得文學獎」的訴求可還是踩到了聲言「創作理想」的那條道德界線，少不得要引起部分衛道人士的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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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翻查薛宗明的《台灣音樂辭典》（2003，台灣商務印書館），腦海中不時浮現一個曾經令我深刻莫名的名字-「李哲洋」。於是，我趕緊查閱相關條目，卻失望地發現，上頭僅記載：「李哲洋（1934-1990），民間音樂學者，業餘投入音樂研究，為人俠義，有風骨」短短數語，我感到非常訝異。這十來字的簡短詞條，對於諸多高據音樂殿堂的學界前輩以及音樂系科班生來說，或許只是用來考試升等的參考資料，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卻微感顫慄且不滿地探查，隱藏在那冰冷的辭典語彙底下，被人有意無意埋沒的一段歷史。 

是他-李哲洋，在主編《全音音樂文摘》時期編譯了廣泛的評介書刊與《名曲解說全集》引導我進入音樂的世界。即使以今天的標準衡量，《全音音樂文摘》內容之豐富，至今台灣依然沒有一本音樂專業刊物能望其項背，而且由於沒有廣告壓力，更能引介大量學術論文。 

是他-李哲洋，首度發表文章提出重視黑澤隆朝（1895-1987，日治時期的民族音樂學者）來台進行音樂調查的問題，並且在樂界大老許常惠（1929-2001）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浩浩蕩蕩地進行「民歌採集運動」之際，即已洞燭機先、極力促成，並發覺「採集運動」本身在研究方法上的諸多盲點。 

曾經帶領國家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系列」的指揮家簡文彬回憶，自己之所以對馬勒感興趣，是源於學生時代看的李哲洋翻譯的威納爾（Vinal）的《馬勒》：「當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聽一些馬勒的作品，但聽不下去，常常聽一聽就睡著了。我接觸到李哲洋翻譯的《馬勒》之後，卻欲罷不能地一直看下去，還在書旁寫或畫了一大堆心得」。 

今天一早，照例花個幾十分鐘練奏已生疏許久的鋼琴，曲目是巴哈的《二聲部創意曲》以及馬水龍的《中國民歌鋼琴小品集》。這套曲子本身很簡單、也很普遍（不少鋼琴競賽及測驗都會拿來用作指定曲），但許子珍（馬水龍的妻子）彈奏的這個CD版本卻不容易在一般市面買到。

原想找時間上中國音樂書房去買本《中國民歌鋼琴小品集》曲譜來練練，由於這張專輯裡的曲子都很簡單，才兩聲部，對我這初級程度的人來講比較沒那麼困難。卻忽然發現自己其實可以直接把它彈出來，雖然一開始有些不順暢。於是，索性決定不要依賴樂譜，直接用耳朵慢慢把旋律跟和聲抓出來，也算是一種聽力練習吧。

由於科系風氣的關係，我在大學時代一直都是過著猶如「視覺動物」般的建築人生涯，絕大部分的課餘閱讀時間幾乎都在翻看著印刷精美的國外建築作品圖集，從法國的柯比意（Le Corbusier）到德國的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從美國的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到日本的黑川紀章、安藤忠雄，企圖從設計大師們的造型表象上汲取一絲靈感，只為了在評圖競爭的場合贏得眾人的青睞與注目。至於重拾文字閱讀，那是唸研究所以後的事了。憶及種種往事，揚名立萬的建築大夢雖然未成，倒也漸漸地培養出對於線條比例與空間構圖的敏感度。當初《半世紀舊書回味》封面設計乏人接手，無意間看到了設計者「井十二」的平面作品，我的眼睛告訴我「就是這種格調」。原因無他，從簡約明快的線條語彙當中，我嗅到了同為建築人的設計氣息，我敢肯定這傢伙絕對也是某位德系或日系建築大師的「信眾」。

在這強調分工的現代社會，儘管各行各業均已一致趨於職業化、專業化。美術家於案頭紙張裡追尋筆墨天地，作家在字裡行間推敲人生哀樂起伏的段落章節，這是時勢所趨。有意思的是，總有某些人不甘蟄伏於現狀，企圖跨越各專業領域的固有藩籬。於是乎，我不禁想起了當今檯面上的幾位老一輩與中生代建築人，他們本行是建築實務，卻經常蠢蠢欲動地跨行寫小說、搞藝術創作，讓人既欽羨且驚訝他們所擁有的時間、自由、信念，乃至於勇氣。

首先提到王大閎（1918- ），他是戰後台灣建築學界第一代的「偶像級」建築師。生於北平，出身權貴世家，興趣廣泛、成名甚早，年輕時曾立下志願：「此生一定要寫篇小說、畫幅畫、作首曲子」。1936年，進英國劍橋大學機械系後即轉入建築系。1941年，入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師承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國現代設計教育Bauhaus-「包浩斯」創辦人，現代建築史上擁有神話般地位的建築師），與當今享譽國際的貝聿銘、菲利普‧強生等人為同窗好友。提到當年的老同學，王大閎感嘆：「他（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到進軍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竭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言語間滿溢著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所特有矜持的民族主義熱忱。

1953年，王大閎回到台北開設事務所，當時他設計的「建國南路自宅」不知吸引了多少建築界師生前往「參禮膜拜」。我生不逮時，無法恭逢其盛。之所以對王大閎其人其事引發興趣，乃是後來得知「國父紀念館」（1954）以及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1961）均為王大閎設計，而深感其有如迴廊瓊閣般的牆柱介面，與飄逸纖雅的量體構造，使我逐漸領略，原來這就是所謂「現代中國風」的美學典範呀。除卻建築專業之外，王大閎最有名的文字譯著《杜連魁》（非直接翻譯），改寫自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名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他說：「因為自幼就去歐洲讀書，只是想藉翻譯王爾德作品修練自己生疏的中文」。由此而生，他還譯有波特萊爾的詩和法國情詩多首，以及一部用英文書寫的科幻小說。就是這樣一股單純喜好文藝之心，數十年後感動了晚輩建築人阮慶岳走上文學創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