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3,2006 15:03

刺刀與玫瑰歲月-台灣軍中作家的悲與喜

最近這陣子很迷黑澤明的電影。這位西方人稱「日本最後武士」的史詩導演,其作品揉合了民間風土人情以及傳統武士道精神,在龐大的情節佈局之下往往細膩地隱喻著人性的焦慮與矛盾。其中有一部描述幕府末年診療所(即地方醫療收容所)的作品-叫做「紅鬍子」(Red Beard),其間多方描述醫者與傷者之間彼此轉圜的互動情節,著實讓人低迴不已。在故事裡,三船敏郎所飾演的主角-紅鬍子,是一間診療所的負責人,他必須經常面對經歷過戰亂與貧窮之後遍體鱗傷的各路患者-甚至是國家醫療制度本身,即便遭致對方的無禮回應,但在他這位醫者的心目中,眼前人們做出不理性的種種行徑,其實都遠不如內心所受的傷害來得深。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全心地付出包容與體諒。 

軍階05.jpg這部旨在以寬容療癒傷痛的電影,讓我不禁想到,過去台灣曾經也有過這麼一群人的類似遭遇。由於國共內戰的因素,他們陰錯陽差地隨著國民黨軍隊倉皇逃難來台。在那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的年代,不知造成了多少妻離子散、舉目無親的流亡悲歌。「軍中作家」桑品載形容他自己那一代人,是「被亂刀砍殺的時代孤兒」。他們以肉身之軀捍衛著這塊充滿不確定感的土地,用驚恐與苦悶填補著起一個又一個貧乏而蒼白的日子。一晃眼,四、五十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但沒有想到,在這塊島嶼落地生根之後雖然生活逐漸穩定了起來,卻又因為一股叫做「去中國化」的氛圍,讓他們再度面臨某種被驅逐排外的失根焦慮。 

當時,在這原本只有六百萬人的島嶼上,一下子就擠進了六十多萬個手執干戈的人,也開始步入戰後台灣「軍中文藝」的狂飆時期。尤其是在四、五○年代這段期間,台灣「軍中作家」數量之多,可謂風起雲湧,文風之盛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一朝代。放諸世界文學史,更是個相當特殊的歷史現象。他們的作品不僅訴說著個人軍旅生涯的點滴,更反映了半世紀國共內戰的大時代變遷。

軍階01.jpg論及「軍中作家」最特出之處,便在於軍旅生涯的戰場經驗。正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擲筆從軍的美國小說家海明威(1899-1961)所說:「在這世上只有兩種作家,經歷過戰爭的、和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另外,十九世紀俄國文豪托爾斯泰(1828-1910)自二十四歲起即在高加索軍隊服役並開始寫作,二十七歲那年又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幾年軍旅生活不僅使他看到上流社會的腐化,且為以後在其巨著《戰爭與和平》中能夠逼真地描繪戰爭場面打下基礎。 

雖然,我們可以根據事實經歷,把已然從軍的相關作家很方便地歸屬於同一類型。但事實上,不同於海明威、托爾斯泰以文人之姿「投筆從戎」的果敢英氣,五○年代台灣所謂的「軍中作家」,其來源有許多是戰亂中的流亡學生,再不然就是一些為了獲得糊口的生機,而被迫或不得不自願投入行伍的小知識份子群。其中有很多連小學初中都未畢業。服役一二十年的日子,幾乎全靠軍中自學。因此,詩和文學也往往就成了他們在無處申訴之時,最能聊以排遣孤獨生涯的最親切語言。 

這群「軍中作家」們,原本既非有意朝「作家」之路發展,當然更不是專替當權者從事文攻武嚇的勢利者之流。只是,時代的悲劇與現實生存壓力的逼迫,讓他們暫且無可奈何地投效了軍旅生涯。言及此處,袁德星(楚戈)的一番話說得悲切:「說穿了,當年軍中的那一群所謂詩人,根本就不是什麼真正的詩人,他們是一群死士,因為死不了才無可奈何去寫一些所謂『詩』的」。 

革命文藝.jpg奮鬥月刊.jpg比起「醫生作家」在台灣社會的備受尊崇,「軍中作家」一詞卻含有相當程度的暗喻貶意。特別是,目前大多數服過兵役的台灣民眾對於軍中文事大多有著不良的刻板形象。無論是宣揚部隊管理德行的《忠誠報》或是裝模作樣的「莒光日」政戰樣板教學。雖不至落得「思想鉗制」的指控,也足以令有識之士倒足胃口。若將操弄文墨的作家身分與集體反智的軍隊形象兩者畫上等號,應該會讓不少人聯想到「御用文人」操弄文鬥、養尊處優的一付醜惡面貌罷。 

今日我們常以朱西寧、段彩華、司馬中原這三位小說家並譽為五○年代「軍中文藝三健將」(或稱三劍客)。不過,據聞朱西寧本人似乎並不怎麼喜歡這個稱號,但軍人印記之於他-卻始終猶如無法擺脫的原罪圖騰,甚至連帶影響到後世評論者對其小說作品的觀感與評價。可以想見,朱氏當時位居高官(上校軍官退役)、與軍方高層關係良好(熟識新文藝運動的發起者王昇將軍)且擁有較多文化資本(先後擔任《新文藝》雜誌主編、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諸般因素使得他首當其衝,自解嚴以後特別集中承受了高舉本土派大旗的葉石濤、宋澤萊等省籍作家的強烈非議。 

隨著八○年代以後台灣本土化意識高張,「軍中作家」們的文壇處境也愈顯尷尬。但是,「軍中作家」社群本身其實囊括了各種條件的階級差異。因此,相較於朱西寧數度遭到本土文學論者的口誅筆伐,同樣是行伍出身、曾創作「代馬五書」系列的老兵張拓蕪,或許是因為他的作品代表了刻劃社會底層生命的弱勢文學,總是引來眾人的憐憫之情更勝於批判。 

王昇.jpg軍隊本職原為執行捍衛國家之軍事任務。然而自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守來台以後,黨政高層們檢討了很多當時之所以丟掉大陸的各種因素。其中,不重視文藝政策,乃被認為是導致內戰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一片痛定思痛的矯正聲浪當中,國府為了強化對軍人的思想控制,並擴大反共部隊的陣容,在五○年代實行了舉世罕見的「軍中文藝運動」政策。 

所謂「軍中文藝」,主要肇始於蔣經國。在其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期間(1950-1954年),蔣建立了軍中政工制度,號召「文藝到軍中去」,與張道藩一手策劃的文藝組織「中國文藝協會」以及反共作家系統(主要有陳紀瀅、鍾雷、王集叢、王藍等人)遙相呼應。透過廣播座談與刊物媒介方式,「軍中文藝」政策倡導筆桿與槍桿結合的理念,硬把許多不識字的軍人培養成既能提槍上陣衝鋒武鬥、又能夠在意識形態戰場進行文鬥的「筆部隊」。 

昔日推展「軍中文藝」最普遍的作法,首推1953年開辦的全軍「文化康樂大競賽」。自國防部到基層連隊,在不影響戰備的情況下,幾乎是全體動員,人人參與。除了「八二三」那年(1958)因砲戰影響而停止一次外,自19531963-幾乎年年都有舉辦。就在開辦「康樂競賽」後的次年(1954),國防部又創設了「軍中文藝獎金」,徵選方式按「國軍隨營補習教育」分級-進修級、高級、中級和初級來區分,項目有小說、散文、歌曲、詩歌、獨幕劇。「文藝獎金」共辦了五屆,當今許多的知名作家如王慶麟(痖弦)、向明、司馬中原、李明(尼洛)、段彩華、張拓蕪、王牧之等,都是當年的獲獎者。 

軍中文摘.jpg軍中文藝.jpg到了1954年左右,國防部又透過「文康運動」的模式,鼓勵較高層的軍事單位創辦各種不同形式的報刊:團級辦油印報,師級以上包括軍團、各軍事學校、各總部辦鉛印報。就在短短數年間,先後出現了《軍中文摘》(後改稱《軍中文藝》)、《青年戰士報》、《國魂》、《勝利之光》、《革命文藝》、《新文藝》等軍中報刊。可以說,幾乎每個軍中單位都在編印各類刊物(例如楚戈的《曉峰文藝》、蔡文甫的《戰峰》、隱地的《青溪文藝》),到處都有「兵寫兵、兵畫兵、兵演兵、兵唱兵」的畫面。 

在那刻鋼版的年代,只要物質條件允許,幾個小兵就能夠湊合著運作一份文藝期刊,並藉此機會在台灣文壇初試啼聲。 

除此之外,五○年代初期由於台灣教育系統尚未步入正軌,導致許多失學青年徬徨無主,渴望求知求學。「軍中文藝函授班」便由此因應而生。 

1953年八月,留學法國的文學博士李辰冬首次以「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之名登報招生,設有小說班(謝冰瑩)、國文進修班(梁容若)、詩歌班(覃子豪)。1954年元月正式開課。當時的「文藝函授班」不僅滿足了無數青年學子的渴求,更是在營軍人學習寫作技藝、與外界社會接軌的重要途徑。包括蔡文甫、陳火泉、劉俠(杏林子)、以及出家前的聖嚴法師在內的許多知名作家,早年均曾接受過「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的文學洗禮。後來(1958年),「文壇月刊社」社長穆中南創立「文壇函授學校」,且兼辦軍中文藝函授小說班,幾乎取代了原「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的角色與地位。 

約莫1965年,國防部為了延續「軍中文藝」的活動能量,陸續發起「國軍新文藝運動」。主要由三位軍方高層-分別為王昇將軍、田原上校以及朱青海(朱西寧)中校負責主導、決策以及承辦此一業務。 

戰鬥文藝.jpg野風.jpg從五○年代初期發軔的「軍中文藝」,一路延續到六○年代後期的「新文藝運動」,國民黨高層處心積慮地運作手中的各種文脈資源。乍看之下,意識型態的政治黑手似乎已在各路文學關口佈下了一道道細緻綿密的天羅地網。殊不知,再怎樣號稱「滴水不漏」的思想檢查,也扼止不了底層萌發的自由天性,更不用提那官僚體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長久積習了。 

在電視尚未普及之前的媒體過渡時期,當時台灣各地普設的「軍中廣播電台宿舍」聚集了各領域的文藝人才,也幾乎等同於軍中文友們大擺「龍門陣」(四川話,意指閒聊話家常)、彼此談文論藝的「山寨」。在北台灣,主要以林口地區「心戰總隊」廣播電台為集結處。而在南台灣,則是以左營軍中廣播電台為中心,為當地的海軍同袍-詩人洛夫、痖弦與張默等一干《創世紀》同人的文學據點。 

軍階03.jpg其中,尤以林口「心戰總隊」在軍中文藝圈的聲名最盛。該單位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表面上看來是個惡名昭彰的「白色單位」,私底下卻是當時許多文藝小兵眼中的「梁山泊」,許多在軍中犯了事、出了紕漏的文藝工作者,到了走投無路之餘往往設法投奔來此避難。1960年間,國防部中校軍官李明(筆名尼洛)在林口心戰總隊擔任廣播中隊長,可說是張拓蕪、李奇茂、楚戈、辛鬱的這票軍中文友們的「頭兒」。而另一位同在該單位駐守的少校軍官趙玉明(筆名「趙一夫」,《聯合報》前總編輯),則是眾人眼中慷慨豪爽的「老大哥」。根據尉天驄的說法:「天不怕地不怕的楚戈,最怕趙一夫;而無有禁忌的鄭秀陶,則是最怕葉泥」。後來,楚戈和辛鬱索性就在林口附近一處小樓租賃而居-號「同溫層」,友人鄭秀陶、劉大任、王渝、陳若曦常來探望相聚,「同溫層」沙龍之名不脛而走。劉大任在小說《浮游群落》多處描述此間相濡以沫的文藝氣氛,亦題曰「同溫層」。 

有趣的是,當年在李明(尼洛)領導下的林口「心戰總隊」並不以冠冕堂皇的「政戰績效」作標榜,反倒以「無為而治」、讓部下們「發發牢騷」為能事,甚至是到了有些「摸魚」的地步。比如楚戈、辛鬱在早晚點名作息的時候都不到,或者是張拓蕪的軍服領扣經常不扣。這些現象看在今日的衛道者眼裡,根本就是一支紀律渙散的部隊,卻成了當事人腦海裡最值得永誌緬懷的深刻記憶。 

軍階04.jpg此外,位於台北市漳州街的國防部軍官宿舍,這裡是早年另一位著名的《現代詩》刊大將、國防部上尉軍官-葉泥的「文藝駐地」。每逢週末餘暇,一票軍中文人如羅子馬(商禽)、辛鬱、楚戈、痖弦、梅新,再加上文藝青年鄭愁予、林泠、羅行,大夥都會不約而同、很有默契地跑到這兒來清談、詠詩、喝酒,而所有的食宿開支統由葉泥上尉負擔。後來,這裡陸續還加入了洛夫、羊令野、一夫、張拓蕉、秦松、管管、張默,以及台大的陳若曦、鄭秀陶、劉大任、中興大學的王渝、師大的張淑芳、政大的劉延湘等人,每個週末齊聚漳州街的人數愈來愈多,活動空間繼而延伸至台北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室」,以作為眾人的聯絡中心兼集散地。 

早期基層的軍人與教師待遇大都是「一窮二白」。因此,好友間的相互扶持或利用各種公共場合「打牙祭」、看「免費演出」的機會就變得頗為重要。「軍中作家三劍客」之一的司馬中原在成家之初,窮得連三餐的菜色都沒有,朋友們前去探訪他時,都會先買點菜再前往。另外,詩人楊喚曾是國防部文書士官,平時連買香煙的錢也不夠,最後卻為了一張免費的電影招待券趕場,以至不幸命喪於西門町的中華路平交道口。 

當年,軍中這股文藝風的吹起,除了政策面的積極推展之外,實際的「優渥稿酬」則是另一重要誘因。就以《新生報》的「戰士園地」或是《野風》月刊(1950-1965)來說,每篇文章稿費大約二、三十元,相較於當時(約莫1950年代)的軍中薪資標準,一個上等兵的月餉不過十二元。但若投稿一首小詩或短文,只要一經錄用,稿費即可輕易超過一個月收入所得,有時甚至比少尉軍官的薪餉還高。台灣今昔的社會經濟條件雖不可同日而語,經過這番比較,相信還是引起不少青年寫作者的欽羨之情。 

軍階02.jpg韓戰結束後不久,軍中進行了一次人事大整頓。有的人退伍後到東部開墾荒地(這就是陳耀圻拍攝紀錄片《劉必稼》的背景),另一批人則投考中、小學的師資訓練班(例如詩人梅新),要不然就是棄文從商(例如在1960年間,幾十位退役軍官一起呼朋引伴來到了牯嶺街經營舊書行當)。此外,更有些缺乏文事資歷的人在退役之後淪落民間,依賴著些許手藝與勞力沿街叫賣維生(例如張拓蕪在街頭賣彩券,或是商禽在老家開設牛肉麵店)。當然,還有很多人仍然留在軍中,等待著坐領一紙虛幻的「戰士授田證」,終其一生抱持著對於軍隊的悵然與無望。 

於此,逯耀東的〈兵變〉一文頗能道出這些軍中作家的矛盾處境:「當年不論『現代詩』或『創世紀』的詩人,多是由『兵變』而來他們在軍中就組成詩隊伍,後來自軍中除役,又將詩的種子播到社會各角落。他們都是少小離鄉、隨軍作戰,最後移防台灣,他們心中有戰亂與鄉愁的鬱結,經歷了刁斗森嚴的冷漠和濤裂拍岸的浪漫情懷,卻被一層綠色畫布緊裹,無法吶喊」。對於捍衛過台灣這塊土地的他們來說,漂流的詩魂雖早已紮根於此,卻仍止不住省籍與軍人身分所帶來的焦慮。 

由於戰亂與貧困經驗所帶來的非凡洗鍊,在這些「老牌軍中作家」身上總是隱約閃爍著某種鍥而不捨的道德堅持,談起話來不慍不火、溫文儒雅。以編印軍中刊物《青溪文藝》起家-而後堅守「爾雅」文學陣地三十年的隱地來說-是這個樣子,再看看《聯合報》前副刊主編痖弦、《創世紀》的靈魂人物洛夫或是「九歌」老闆蔡文甫,也都是這付堅定的溫文樣貌。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雖然經歷了大半輩子的戰亂與虛無,到老時,卻仍充滿一股在困頓掙扎中求生存的毅力。詩人梅新說的豪氣:「人老了才真正是寫詩的開始」。 

闡明大時代環境與創作者個人之間的關聯,中外文人都有類似「亂世出佳作」的某種講法。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在《雙城記》道出:「這是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個最光明的時代」。另外,清代詩人趙翼(1727-1814)在《題遺山詩》亦曾感懷:「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若捫心自問,台灣的「軍中作家」究竟能帶給文壇什麼啟示。我想,大概就是他們愈是面臨顛沛窘困的環境,反而愈能激發出創作理想的那股不服輸的意志吧。 

記得文學評論家陳芳明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不要以為是台灣人,就一定了解台灣」、「不要以為光是喜歡文學,就能夠了解台灣文學」。想想,如今被「去中國化」的本土論述排斥為「他者」(others-包括「軍中作家」在內的外省族群,這些在當年投效國民黨軍隊來台的「新移民」,難道不也因此豐富了所謂「台灣文化」的內涵。 

過去在國民黨施行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下,整個黨政軍的情治機器以「文學」之名,不知收編了多少知識份子投入反共行列。但是,渴望新鮮氣息的慘綠青年們卻似那疾風勁草,即使身處強權壓頂的窘困環境,也依然朝創作之路屢仆屢起。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普及,新一代的閱聽人與創作者的學歷普遍提高。但當年這一票醉心文藝的阿兵哥-他們在營舍私接燈火、漏夜躲在棉床下學詩習文的求道精神已不復見。相較於早已遠去多年-由國府政權操控文藝思想的法西斯幽靈,資本主義對於創作心靈的蠶銷腐蝕或許才是更為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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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讀之後

    感謝為大家寫了一篇好文
    | 檢舉 | Posted by 小草N號志工 at June 16,2006 13:57
    《劉必稼》好看,《石頭夢》的延續也解釋了老戰士們對生活的隨遇而安。也想到《銀簪子》,骨肉離散的兩岸議題似乎普遍存在於老戰士中。

    「軍中作家」的名號停留在上一代,逐漸凋零之後,時代環境氛圍大概也難再有新生代崛起了吧?
    | 檢舉 | Posted by yihwa at June 17,2006 10:45
    上個月(2006/5)
    前輩作家痖弦在聯經出了一本"弦外之音"的有聲詩集
    裡頭不但有多張精彩的歷史照片
    書後附錄的有聲CD更達三張之多
    可細聽痖弦娓娓道來昔日軍中作家的詩文回憶
    | 檢舉 | Posted by zming at June 17,2006 21:08
    上個月(2006/5)
    前輩作家痖弦在聯經出了一本"弦外之音"的有聲詩集
    裡頭不但有多張精彩的歷史照片
    書後附錄的有聲CD更達三張之多
    可細聽痖弦娓娓道來昔日軍中作家的詩文回憶
    | 檢舉 | Posted by zming at June 17,2006 21:08
    昔日軍中作家的作品能夠歷經時光汰擇而流傳至今的

    大都是與政治運作,與戰鬥政爭無關的作品

    大文最後一句提到資本主義,這點真的令人心生警惕!!
    | 檢舉 | Posted by coolchet at June 18,2006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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