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前陣子，台北地區的房地產業者不知怎地，突然大興土木、競相建造豪宅公寓。但是，由於政府明令不得在公共場合張貼廣告。因此，腦筋動得快的台灣商人想出了對策，請來臨時工身穿廣告背心、手持廣告看板，以「時數計費」方式佇立街頭；或者乾脆找上急需賺錢的年輕人，直接「出租」他們身體的某個部位-貼上廣告LOGO充當「活體佈告欄」。 

我記得，劇場工作者李國修曾說過這麼個故事，有一回他在日本看當地的能劇團演出，為了一位專門負責擔綱背景的跑龍套腳色而暗自哭泣，理由是這位演員以某個極其不自然、卻又不被人注意的動作固定著他的身體足足有半小時之多，只為了卑微地襯托其他主角的存在。然而，當畫面切換到今日的台北街頭，以身軀作為商品廣告的活體看板戲碼正不斷上演著。只不過，這裡並沒有觀眾，倒是得面對不少漠然呼嘯而過的往來人群。 

此情此景，讓我想起一部小時候印象很深的老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候孝賢導演、吳念真編劇），男主角陳博正飾演的「廣告夾心人」（sandwichman）為了討生活，前後身披劇院看板、扮裝塗抹成小丑模樣穿梭於人群當中，飽受冷漠的異樣眼光。這也是我的第一個「黃春明印象」，並非先從他的小說，而看過這部改編的電影之後，才去找了原著小說來看。八○年代初期，適逢台灣電影新浪潮導演（如侯孝賢）崛起，黃春明亦為最早在台灣文學界引發「文字結合影像」熱烈討論的作家第一人。這些評論主要包括了詹宏志以〈國產電影的新起點〉談〈兒子的大玩偶〉、馬森以〈電影與小說〉評〈看海的日子〉、陳映真以〈台灣第一部「第三世界電影」〉論〈莎喲娜拉，再見〉。 

提起善於說故事、編童話的鄉土作家黃春明（1935- ），身旁很多文友都形容他是「天生的說書人」。而這般豐富的敘事特性，往往使得許多小說（包括〈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兩個油漆匠〉等）出版後很快地都被改編拍成了電影。尉天驄認為他「講的比寫的還要來得精彩」，建議黃春明乾脆用錄音有聲方式出版。而替他出版小說集的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則追述，黃春明講故事的「語言魅力」甚至讓意圖要劫取財物的攔路匪徒都為之動容，甚至因此打消了搶劫念頭，在其過人的說書稟賦上更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

鄉土文學的另一大特質，即是人與地方（原鄉）之間通常參雜著千絲萬縷的空間對應關係。比如王禎和之於花蓮、王拓之於基隆漁村、施叔青之於鹿港小鎮。黃春明每部小說幾乎都可在宜蘭鄉下地方找到實際場景，具有相當顯著「用腳書寫」的空間性格。對於家鄉的情念，黃春明有著自己的一番陳述，他說：「我們宜蘭人的長相和別處的人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倒是宜蘭人的反叛個性較強，所以從事藝術工作的有很多」。事實上，在六○年代（1963）任職中廣宜蘭台節目（雞鳴看早天、街頭巷尾）主持人期間，黃春明包辦所有企劃、撰稿、配樂工作，幾乎每天背著手提收錄音機走遍每一寸土地，深入各鄉鎮進行採訪報導。後來（1973年）當他到了台北擔任中視「芬芳寶島」節目製作-拍攝「大甲媽祖回娘家」時，更為了沿途貼身採訪而跟著走了八天八夜共計一百多里的路程，成為年輕的新聞記者們心中的報導文學與紀錄片導師。 

在當時主流文化圈尚在摸索徘徊於鄉土話題之前，黃春明早已騎著一部野狼機車「全省走透透」，上山下海沉浸於田野世界。曾有研究者亦步亦趨尋訪小說情節的人物與舊地名（如關帝廟前的憨欽仔、康樂里的白梅、歪仔歪的青番公、蘭陽大橋的城仔車站、廣興店的甘庚伯），其參照故事背景的詳盡程度足可畫出一幅幅精彩的文學地圖，這些地方甚至成了讓文學「粉絲們」回味鄉土情懷的「觀光景點」（比如當地的羅東高中就多次舉辦過「黃春明小說之旅」）。若從這角度重新閱讀黃春明，你會發現小說本身竟是不折不扣的人文地理學。 

假如，每個人在生命當中都必將面臨各自的某個重大轉折。那麼，1966年這一年或許可以視為黃春明的人生轉捩點。在這一年，他結婚成家，並且告別了家鄉而來到了台北。此間經由作家七等生的引見，加入尉天驄、陳映真創辦的《文學季刊》，因緣際會地參與了當時台灣文壇初萌的現代文學創作風潮。在遷居異鄉台北之前，他在故鄉宜蘭的童年經驗以及師範時期數度退學、復學、教學，乃至轉任宜蘭電台兩年的種種經歷當中吸取了最寶貴的創作養份，其能量之豐足，讓他到了台北之後寫出了數十篇關於蘭陽鄉土的不朽小說。在這裡，所謂「原鄉」書寫並非絕對性地存在，往往是因為有了「異鄉」經驗而激盪出來的情感回應。雖然在這之前，黃春明已數次投稿《聯合報》副刊，並受到主編林海音的極力賞識。但是他卻認為這些早期作品「有些幼稚與膚淺」，惹得當年提攜他的「林先生」反過來挖苦他：「難道當年我做編輯時辛苦發表你的小說，也是幼稚與膚淺」！ 

文學史上，涉獵廣泛、多才多藝如黃春明者不乏其人。在尚未確立以小說文學為創作主軸前，他游移在寫詩、跑田野、主持廣播、作畫、寫小說、拍電影之間，生脈相連、互通靈犀。除了他往後大力批判的西化「新詩」之外，其餘每項領域幾乎都卓然有成。於此，黃春明將導向文學生涯的緣由歸功於刊登他第一篇小說作品的聯副主編林海音。後來，當林海音由於「船長事件」被迫引退後，他再也沒有投稿小說給聯副，以表示與其「共進退」的文壇情誼。 

待加入《文學季刊》同人，無論在質與量上，這段期間都顯現出黃春明的創作高峰。從《文學季刊》第三期（1967/4）的〈青番公的故事〉到第九期（1969/7）的〈鑼〉，黃春明在短短兩年多內，發表了共八篇的重要創作，尤其在發表了壓卷代表作〈鑼〉之後，姚一葦以讚賞的口吻對他說：「春明，這一期的《文季》，你考了第一名」。也正是這些作品，奠定了他日後「鄉土文學作家」的名聲與地位。但是，如此勤快寫作生產的豐碩結果，卻是犧牲他工作後的夜晚休息時間來換取。由於經常熬夜伏案寫作，隔天一早往往趕不及上班，乾脆因此辭了正職。以致一年下來，連換了好幾個工作。家計來源的不穩定，連帶影響到家人溫飽，甚至一度連房租都繳不出來。最艱困的時候，還到過圓環附近從事飯包便當的叫賣生意。為了躲避現實壓力，他連續搬了七次家，猶如「游牧民族」從台北市區一路遷到了北投郊區。 

初來乍到台北時，黃春明一家暫居在只有三坪大的日式老屋，既沒書房也沒書桌，無法在家專心寫作。因此，黃春明常常跑到台北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廳，點了一杯咖啡之後，一待就是一整天。從早坐到晚，拼命地寫小說。他說：「我的寫作有進步是從宜蘭到台北來，那個時候《文學季刊》的朋友，陳映真啊、七等生啊，就聚在一起討論，不是刻意的，每個人都分一個題目寫，然後討論，有時候自然的型式就講自己寫的東西，寫完後，大家批評就會進步」。 

此外，台北的都市生活，讓他在感懷鄉下小人物的質樸與真情之外，更看到了工商業資本家的唯利是圖以及主管們的逢迎諂媚，看到了企業主只顧引進美、日資先進國的舶來思想-只談管理卻侈言勞工福利。他發現，原來當時台灣中小企業締造的「經濟奇蹟」竟是以犧牲剝削基層勞動力以及輕忽勞資關係為前提，到哪裡都一樣。 

一個悲天憫人、強調入世的鄉土小說家，不僅要批判帝國主義與資本家的欺侮與剝削，還得要面對文壇上的是是非非。1977年四月，《仙人掌》雜誌推出「鄉土與現實專題」，作家彭歌、余光中分別發表〈不談現實，何有文學〉、〈狼來了〉等文章公然點名批判，先後點燃了「鄉土文學論戰」火苗。 

年輕時候憤世嫉俗，經常爲著別人的不平委屈而忍無可忍地祭起拳頭「幹架」的火爆浪子黃春明，在七○年代這場最大規模的文壇「吵架事件」-鄉土文學論戰當中，當時的他與王禎和這兩位「鄉土文學祭酒」反倒都靜默以對，兩人既不高舉鄉土民族大旗，也不刻意鼓吹任何思想。爲了暫時遠離這是非之地，黃春明甚至還應艾荷華大學之邀，去了他小說筆下極力諷刺的美利堅帝國。 

於是，在這場表面掛以「文學」之名、實則藉此批判「社會不公」的論戰裡頭，我們的鄉土小說家主角「缺席」了。而週遭的文友們則為著界定「鄉土」的意義與內涵而彼此辯駁責難，形成一股僵持不下的對立氣氛，也使得所有人似乎都不得不承擔著「以文學改造社會」的莫大使命與壓力（雖然後來大夥心裡面似乎都明白「文以載道」的創作藉口的確是有些過時了），千方百計地試圖從小說文學的字裡行間尋找改造現代社會的指導方針。但值得玩味的是，當年身陷於論戰泥悼最深者，後來幾乎都未能夠再創作出等同於昔日批判份量的文學作品。 

或許由於黃春明描繪台灣「莊稼人」質樸又無奈的際遇情結太過栩栩如生，以致於絕大多數的評論家與讀者多在他表面上顯而易見的「鄉土」格調上打轉，以鄉土之名詮釋鄉土。相較之下，黃春明對於現代知識份子則是多所譏諷。比如〈給憨欽仔的一封信〉的不孝洋博士、〈莎喲娜拉，再見〉一心嚮往日本留學的青年學生以及〈我愛瑪麗〉的外商職員。總之，黃春明雖不至於有著漢劉邦「便溺儒冠」的極端蔑視，但這些知識份子在他心中都不是什麼好角色。若是將他捧為高高在上、不食煙火的「作家身分」。我想，說不定他心裡正鄙夷著：「哼，名士派頭的所謂『文人』！」。 

的確，一般對於傳統文人的刻板形象-包括弱不禁風、性格憂闇、生活無法自理等特質，在黃春明身上完全看不到。相反地，他生性樂觀開朗、體格剽悍、曾任橄欖球校隊（假若他不提筆從文的話，以他的體格能耐，其實也不難成為體壇國手），甚至還燒得一手好菜。其中，他那「好打不平」的草莽俠情據說在宜蘭地方更是赫赫有名。他小時候在家鄉讀過兩間中學，都因為打架被勒令退學，畢業後仍是習性未改；出了社會當老師，跟老師打、跟妓院的保鏢打；服兵役時，跟長官打；在電台工作，跟工程人員打；進入廣告界，跟同事打…。而聽過、談過這些往事的人似乎都當作是他年少時期「桀驁不馴」的成長軌跡或是「文學界奇譚」之類的茶餘話題。 

不過，他這兼具創作能量與肢體意志的個人特質，倒是與十四歲起開始練拳、一生熱愛土地風物、冒險犯難的美國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頗為近似。若再往上追溯更早的歷史故實，很多人也許沒注意到，雅典城邦時期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347）當年既是一位優秀的哲學家，同時也是出色的摔跤高手。從海明威到黃春明，他們讓人想起，一種被現代文明社會遺忘已久、注重內在精神與身體磨練-強調陽剛習氣與生存意志的文學傳統。 

然而，未知的命運總是喜歡捉弄著人們。在文學路上，向來習於在憂闇中求光明，即使三餐困頓仍不忘說出「台灣是餓不死人」之類豪語的文壇悍將黃春明，當他生活漸入佳境，也逐漸奠定了鄉土文學作家的經典地位後，次子國峻卻選擇了黃春明生平想都沒想過的方式離開了他。從此之後，身旁文友們往往不知如何提出慰言，深怕碰觸到什麼禁忌似的，只得強作鎮定、沉默以對。於此，生命真是情何以堪！ 

當年黃春明創作這些「鄉土小說」的時代背景，存在於台灣戰後七○年代至八○年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過渡期。如今看來，對於生活無虞的「布爾喬亞」中產階級市民來說，小說、電影、旅遊中所呈現的「鄉土文本」，如同鏡面般為人們所觀看，無疑是一種對照於都市喧囂的「反都市」、「反文明」情境。有時候過於刻意展現這些故事，其實不也是抱持一種懷舊、懺悔、的心情來「憑弔」甚至「消費」這些已然消逝的「想像中的鄉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