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溫層-文藝沙龍

觀聽當今台灣的主流媒體言論，總是不乏批判譴責「哈日族」的訓教說法，輕則譏諷這些「哈日」的七年級生是一群徘徊日本淺層文化邊緣的草莓族，重則冠以「喪失國格」或是「崇洋媚日」的污名。 

相較於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哈日文化風潮的歷史矛盾，自五○年代以來深刻影響台灣政經環境的美國文化似乎就沒有這種尷尬情況。尤其在台灣的當權精英份子盡情宣洩他們對年輕一代「哈日族」的反感之際，卻極少出現有「哈美族」的命名。或許是因為，在向來「親美」的台灣官員與文人學者眼中，有關於「美國」的一切意識形態早已被內化成為既定且無庸置疑的普世價值，更沒有人敢直接挑戰質疑美國以政治力量介入全球各地的強勢作為，而成為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自然就沒有所謂「哈」或「不哈」的問題。 

台灣本是海洋一嶼，具有明顯的移民文化屬性。數十年來歷經數朝更迭，如今處於美、日兩大帝國勢力之間，在政治認同底下竟是如此渴望交流偷渡著彼岸進步國度的文化想像，乃暗自衍展出分屬「哈日」與「親美」族群的次文化。而在1949年國共隔海分治以後，海峽彼岸的一切-包括從三○年代文學到六○年代文革時期的所有相關文化表徵-一律強制禁斷阻絕。正是由於對鄰近「祖國」種下的禁忌，反倒激起人們跨越防線的好奇心。這種情況不只非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如此，即使到了九○年代解嚴以後亦然。如果說，極度崇拜日劇偶像的年輕粉絲是所謂「哈日」族。那麼，基於某種崇拜與好奇的心緒，喜好將上面印有毛澤東肖像的各式宣傳品以及紅色封皮的《毛語錄》視為革命象徵圖騰的青年人-對於這些熱切蒐購文革懷舊物品、懵懂嚮往彼岸左翼思潮卻無切身之痛的海內外學子們又該怎麼暱稱呢？ 

戰前的台灣，在日治期間雖有謝雪紅等人陸續發起左翼民族運動。然而到了戰後五○年代，由於國民政府厲行反共戒嚴政策，數十年來台灣本地的左翼人士在歷次的白色恐怖（亦即以各種強制清肅手段虐殺紅色革命份子）事件當中大多已被肅清殆盡。當革命份子相繼仆倒於馬場町刑場的同時，也一併扼殺了日治以來的左翼思想。倖存者大多噤若寒蟬-或已被資本主義「收編」，左派思想傳統在台灣可說幾近斷絕，成為鍾喬口中「全面右化」的「畸形社會」。至今仍能獨自堅持左翼路線思想並以之據為創作與行動意念的核心價值者，除了陳映真（1937- ）之外不作他人想。王德威說他是台灣「最後的馬克思」，黃春明、尉天驄、藍博洲、林懷民等一干文壇友人則是暱稱他為「大頭」-以突顯其大腦思辯格外發達、意念凌駕情感的特質。

以出生地血緣論，陳映真生於日治末期台灣的竹南鄉鎮，算是個道地的「本省作家」。但由於他畢生堅持馬克思社會主義及中國民族統一信仰，歷經數十年激烈的政經環境波盪，卻讓他屢屢成為台灣國族認同光譜中的獨行者。前者的「反美帝」左翼思想曾使他遭控「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而飽嚐牢獄之災，後者激昂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調則讓他成為今日台灣本土論者眼中的悖離者。在台灣社會已然處於非常邊緣地位的左翼知識份子圈裏，陳映真始終是處在主流價值底下的少數者-一個強悍的少數者。 

即便如此，無論我們用何種角度來看文學，陳映真都是深刻影響台灣文壇的頂級作家（至少相較於其他刻意迴避社會與歷史問題，而專事寫些雲淡風輕題材的檯面文人而言），甚至被一度公認為深懷人道主義的「台灣良心」而普受海內外推崇。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高潮，徐復觀先生曾公開讚許他為「海峽兩岸第一人」，南方朔則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很少再有的「老靈魂」-背負著自己的十字架踽踽獨行。 

相較於日治期間乃至戰後初期彼岸對於左翼社會理論的集體主義幽靈，陳映真毋寧較傾向於個人自發性的覺醒。 

1958年，二十一歲的陳映真第一次來到了台北市牯嶺街的舊書攤，在尋找中國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之餘，極其偶然地接觸了三十年代的社會科學書籍-主要有《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聯共黨史》、《馬列選集》（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第一卷）、《中國的紅星》（即《西行漫記》日文本）。從此，這些書改變了他的歷史視野以及往後大半生的命運。根據陳映真的說法，當年他「如飢似渴」地閱讀著這些書，感覺「簡直是很大的震驚，一個全新的世界展開在我面前」。1963年，中共與蘇聯爆發了大規模的理論論爭；透過電臺廣播，中共當局將種種理論鬥內容爭訴諸大陸全民。當時甫從大學畢業的陳映真描述：「一日數次躲在悶熱的被窩裏偷偷地、仔細地收聽這些把中蘇共理論龜裂公諸於世的、於我為驚天動地的論爭」。從牯嶺街舊書攤的禁書啟蒙以至偷聽中共的廣播節目，陳映真為了替內心糾結的慘白青年靈魂尋找出口，而不斷透過各種資訊管道，暗自摸索著社會經濟理論的思考理路。 

六○年代初期，陳映真就讀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期間，即以短篇小說〈麵攤〉初登台灣文壇，他在1959-1961年投稿《筆匯》的小說作品-其他包括〈我的弟弟康雄〉、〈鄉村教師〉、〈故鄉〉、〈將軍族〉、〈悽慘的無言的嘴〉等，往往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敘事基調大多環繞於貧困的哀愁、苦悶的情緒、破敗晦暗的市鎮以及對故鄉的棄絕等情節。而這些主題，似乎只有親身走過那段歷史的人才能感同身受。當年與他同屬《文季》時期文友-小他二歲的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在宜蘭當小學教員，第一次看到〈我的弟弟康雄〉，之後躲在房間哭，但是怕家人知道，所以在房間裡頭憋著哭了一個晚上」。 

由於陳映真在小說（如〈將軍族〉）當中的部份情節碰觸了國民黨的歷史禁忌，因而很快地，他自己的鉛字作品也被列入情治當局所欲意翦除的查禁名單。五年級的中生代作家楊照（1963- ）回憶：「我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的版本，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手抄抄起來的，因為那是個禁書，流落到我的手裡只給我兩天的時間，那我別無辦法，只好努力的把它抄下來」。後來，楊照把這份手抄本拿給文學同好林懷民（1947- ）看。當時林懷民看過小說之後幾乎要哭出來，直呼：「好棒！你竟然留有這個東西」。 

後來，林懷民先後出版了小說集《變形虹》、《蟬》而成為七○年代的文壇新秀，並經常到《文季》同人聚首的明星咖啡屋寫作；他說：「那時候看到咖啡屋裡面坐的那些人，他會停止呼吸屏息以視，尤其是看到陳映真坐在那裡的時候，他都快要嚇死了」！2004年夏，林懷民為了向這位「文學偶像」致敬，特地推出雲門舞集新作《陳映真‧風景》，成了台灣藝文圈的年度大事。在演出中，林懷民特地請來陳映真本人與其他名家朗讀小說篇章：陳映真朗讀《鈴璫花》，詩人蔣勳朗讀《我的弟弟康雄》、《故鄉》，歌手雷光夏朗讀《哦！蘇珊娜》。三人的聲音除會貫穿每場演出外，並灌錄成三張全長一百七十分鐘的CD。 

此外，當今以美學家、畫家、雜誌主編等多重身份活躍於台灣文化圈的詩人蔣勳（1947- ）與陳映真之間亦曾有過一段私淑之緣。國中時期，蔣勳早在週記上自述：「將來我希望做文學家」。然而，由於高中聯考失利，遂進入台北私立強恕中學就讀。此時，他的新詩登上了《青年雜誌》等刊物，也開始嘗試創作小說，並參加文藝研究社、主編校刊。當時陳映真便是在該所學校擔任英文老師，師生兩人因文學而結識。後來，蔣勳參加陳所指導的話劇社團，除了在抑鬱失意的少年心緒上得到更多層面的文化滋養外，更深受他本身的人格思維影響，展現出強烈的社會正義感以及人道主義關懷。 

自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從政者相關眷屬接連以受難的悲情姿態高票當選，挑起「外省人打壓本省人」的集體情緒，使得黨外運動漸向台獨路線發展。為此，堅持民族統一理念的陳映真決定另闢戰場：尋找一處沒有任何黨派與省籍地緣色彩，只有控訴資本主義社會分配不公、探討弱勢族群議題的新世界，這就是《人間》雜誌的開辦初衷。 

《人間》從開辦到結束，幾度被文化精英們譽為雜誌史上的永恆傳說。也許很多人並不太懂（或者根本也不想要懂）馬克思主義那一大套什麼有關「勞動剝削」、「資本積累」之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可是當你看到《人間》裡頭那一張張貼身近寫的黑白的庶民生活照，其面容透露著某種悲悽、無奈卻又堅韌的語言，而這些照片總是不會出現在其他光鮮亮麗的主流刊物上。這時，即使再怎麼安於日常生活、再怎麼排斥社會理論的一般讀者也都能隱約感受到《人間》所要傳達的：所謂「現代消費生活底下的憂鬱面」，而在無形中促使腦中的思維逐漸習於「向左轉」。 

彼時八○年代，乃是台灣社會在那解嚴前後-正步步走向全面資本化的關鍵時期，而《人間》所注重的「報導攝影」以及「報導文學」這兩種文藝形式正當方興未艾，尚未普遍受到社會閱聽大眾重視。早年剛接觸報導文學的青年藍博洲，看了創刊號之後毅然決定加入《人間》。他所做的「二二八專題」，曾讓陳映真多次被情治單位找去「喝咖啡」。他說：「當時政府雖不敢公然查禁「人間」，卻大量收購當期雜誌、減少其面世機會」。終究，在苦撐了四十七期的短短四年（1985-1989）裡，《人間》雜誌藉由報導、攝影、採訪的磨練而培養出一批孜孜屹屹投身田野工作、的傑出紀實攝影家與報導作家（包括有廖嘉展、顏新珠、藍博洲、李文吉、蔡明德、鍾俊陞、林柏樑、張詠捷、鍾喬、賴春標等人）。即使後來面臨停刊命運，這批年輕人仍各自堅持著「用腳說故事」的《人間》風格，持續產出了一篇篇堪稱台灣庶民文化史的傑出報導文章。六七年級以後出生的青年後輩者如我，至今看來，猶可依稀深感於《人間》當年在台灣文化界振聾發瞶的紙上驚雷。 

如果說，《筆匯》與《文學季刊》時期的小說家陳映真是個默默凝視社會百象-以文字鋪陳凝鍊思想的個人觀察者。那麼，《人間》雜誌的經營者陳映真就好比是引領一場報導文學風潮的文化沙龍的核心人物，從侯孝賢的新電影浪潮到羅大佑的黑色旋風，從到傳統民間風物到現代都市邊緣的次文化，陳不僅以之為據點-動用集結了一群用文字影像批判反思社會現實的文藝青年，隨後更主持了「人間出版社」，陸續出版文學、政治、經濟等叢書，因而中斷小說創作達十三年之長。或許我們不該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假若當年陳映真沒有經歷過這段《人間》時期-不去淌這趟混水而專注於小說創作，那麼今日已然是文壇巨人的他又將呈現何種氣象呢？ 

作家馬森曾以歷史與文學為譬喻，認為：「歷史只不過保留了生活的骨架，重現生活的血肉則要靠文學」。但是，當前台灣文壇將閱讀寫作視為某種精神迷幻藥、麻醉劑以利逃避人生的文學價值正大行其道。陳映真形容這一代青年創作者是「脫光了衣服站在鏡子面前，凝視鏡中自己的身體與慾望」，是純以自我為中心的「獨白現在式」。相較之下，陳映真所強調的-貼近人生現實、縱觀歷史深度的小說敘事幾乎已成了一種失傳的門派。 

過去在戒嚴威權統治下，台灣社會遭到壓抑與支配而被迫遺忘斬除過去的某些歷史記憶。如今隨著戒嚴體制崩解，政治上的國族認同呈現前所未有的紛雜與混亂。當歷史認同成為一種負擔，成為一種焦慮，年輕一代為了逃避落入非黑即白的認同立場，反倒有可能刻意選擇淡化、忽略歷史與社會現實，逐漸退而成為另一種變相的「歷史失憶症」。 

九○年代以後，台海兩岸之間的文化往來產生了重大變數，人們不再由於封閉而彼此對立。過去抱持「反共」立場最為堅決的外省族群，在今日福佬族群的本土論調大興之際，反倒逐漸親向彼岸中國的統一民族主義。而向來鼓吹左翼思想的陳映真在「中國結」與「台灣結」的文化論戰當中，與本土派之間的隔閡情結亦愈顯劇烈。為了爭論台灣文學史的民族定位問題，他與陳芳明在《聯合文學》數度以筆戰交鋒，最後雙方仍各持己見而不歡收場。想當然爾，陳映真不僅堅持回歸中國、促進民族統一的基本論調，且更訴諸實際行動。1988年「中國統一聯盟」成立，陳映真擔任首屆主席；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陳映真榮譽高級研究員；1998年，「中國人民大學」聘陳映真為客座教授；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大典」陳映真蒞臨參與。 

在台灣，處於這種歷史轉型的矛盾情結，似乎只要具有傾向中國的思想立場就會被本土論者冠上沉重的「統戰」原罪。然而，各種政治立場的歷史真相總是不易釐清，尤其是歷史的「現在進行式」往往比「過去式」更難理解。其實，文化層面遠比政治層面更具實質影響力，除了本地的工商產業陸續「大膽西進」之外，北京、上海的文化氛圍吸引了不知有多少的台灣知識份子流連其中，看著彼岸大舉登陸的簡體書店林立街頭，台灣學院內的文史科系（包括中文系、歷史系、社會系…）更是早已捨棄購買昂貴又量少的本地繁體書而將諸多簡體書列為必讀參考書目。想想自己，我們真能苛責陳映真的政治理念嗎？